荆腾：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及其史学意义
内容提要在德国农民战争研究领域，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所开辟的解释路径是最主要的史学传统之一。在恩格斯笔下，16世纪出现的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对中世纪传统的冲击，构成了德国农民战争的背景，这种背景决定了当时各个阶层在新、旧生活方式上的复杂分化与冲突，并最终由此引发了农民战争；而理解农民战争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则在于恩格斯所分析的“平民”阶层。因而从总体上看，恩格斯解释“德国农民战争”的核心路径并非很多学者所理解的单纯的宏观经济解释，而是以人为着眼点，综合考察各社会阶层的生活处境和生活方式。这种解释路径是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农民战争”编史学上所具有的根本意义。
关键词《德国农民战争》 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史学 平民问题 社会阶层
一、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与相关的史学争论
在一些相关研究者的眼中，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既可以被看作“最后的中世纪农民战争”，同时也可以被视为“第一次现代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农民战争”的重要性似乎并不亚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历史问题在学术上受到的关注程度却很难与后两者相提并论。
严格地讲，“德国农民战争”真正进入现代史学的视野是在19世纪40年代。1841—1843年，德国史学家戚美尔曼撰写出版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从而首次将这一历史事件确立为独立的历史叙述主题。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戚美尔曼一反数百年来德意志官方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诋毁”和“污蔑”，将其界定为民众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革命斗争。戚美尔曼曾站在民主派的立场上参加了1848年革命，很显然，他对农民战争的这种解释就是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武器。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学界进一步回想起16世纪同样失败的农民战争。在当时紧张的政治氛围中，政治立场的差异同时也决定了看待这两大运动的不同态度。因此，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定性问题最终被纳入现代史学的探讨领域时，政治观念之争从一开始就支配和决定了“德国农民战争”的史学命运。
1848年前后，德国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在政治上都坚持保守立场，因此，许多学者都试图通过否认“德国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而忽视或拒斥这一历史主题。兰克给农民战争贴的标签是“德意志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然事件”，这或许是这场战争在当时的专业史学家当中所获得的最高“赞誉”。1848年革命失败后，兰克的观点被大多数德国人所接受。在兰克看来，16世纪的德国史以宗教改革为主线，凡是在这条主线中难以找到位置的历史事件，都无法声称其历史的重要性。因此，在兰克那里，农民战争作为宗教改革史的边缘问题，本身不具有任何重要历史意义。到20世纪，遵循宗教改革史传统的弗朗茨虽然于1933年发表了以农民战争为独立主题的经典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但正如弗朗茨自己所说，这其实是研究宗教改革史的意外结果。因此，从大的学术环境来讲，弗朗茨的研究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农民战争长期被德国主流史学界忽视的边缘化处境。
作为德国的“本国史”，“德国农民战争”在德国专业史学界的处境同样决定了它在英美学界的边缘化处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英美学界的许多关于欧洲历史的论述，往往只是偶尔将农民战争作为德国宗教改革史的某个局部性的主题。1968年，美国学者塞申斯主编出版了《宗教改革与权威：农民反叛的意义》。该文集虽然在英美学界首次将农民战争作为探讨的核心问题，但不管从文集名称来看，还是就整个文集的内容编排及其旨趣而言，“德国农民战争”仍然只被当作宗教改革的附属事件来看待。当然，这种状况可以归咎于德国专业史学界对自己这场农民战争的定位，但却很难说是根本性的原因，因为兰克所开辟的解释传统仅仅代表了德国的一方面，与此对立的还有另一种解释路径所代表的德国传统，即恩格斯所开创的史学传统。
严格地讲，恩格斯并不属于当时学院派所谓专业史学家圈子内的学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恩格斯的所有著述都致力于创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念。不过，正如克里格所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特定历史问题的历史撰述是恩格斯更具代表性的著作，换句话说，恩格斯更像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中的历史学家。
学界一般认为，恩格斯最早的历史著述是发表于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就史学传统而言，其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著作却是1850年发表的《德国农民战争》。这本著作最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阐释非当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开创了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而且还由此奠定了以“革命史”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
与1848年前后的那些保守的德国专业历史学家相比，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探讨并不局限于“专业的史料考证”，因为在研究方式上，恩格斯曾明确表明，这本著作所运用的全部材料都源于戚美尔曼的著作。我们知道，恩格斯的这本著作最初刊登于《新莱茵报》的“政治经济评论”版面，因此，对于恩格斯来说，探讨“德国农民战争”首先是着眼于“政治经济”的“评论”，而不是单纯的史学考据研究；此外，从其开篇中也可以明确看到，这本著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重新理解1525年斗争的基础上，反思1848年的革命，从而重振人心为以后的革命提供借鉴。
因此，对于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英美专业史学家而言，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似乎更多是一部用于政治宣传的历史叙述。然而，这种看法只能解释英美专业史学家以所谓的专业标准排斥恩格斯这本著作，却无法在根本上解释，“德国农民战争”这一历史主题在英美学界为何会受到长期的忽视甚至敌视。克里格曾经说过，长期以来，在谈到“德国农民战争”时，很多英美学界的史学家不仅不会考虑恩格斯的著作，而且也不会参考与恩格斯的政治倾向相对接近的戚美尔曼，在他们看来，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是弗朗茨的著作，显然，英美专业史学家的择取标准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标准。
在恩格斯这里，“德国农民战争”不仅被视为德国革命传统中的革命事件，而且还在后来被进一步明确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或“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界定不仅不被当时的德国专业史学家所接受，而且也不被大多数英美专业史学家所认同。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拒绝这种政治界定的方式就是拒斥和忽视该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因此，“德国农民战争”作为德国革命乃至现代革命的起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重要研究主题，并由此带上了难以消弭的一种特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正是这种特定的政治色彩进一步加深了“德国农民战争”在西方主流史学界长期被忽视的处境。这种忽视要么基于直接的政治理由，通过将农民战争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属领域而对其视而不见；要么出于学术理由而拒绝正视这种研究传统。然而，不论是单纯的政治理由还是学术理由，本质上体现的都是政治观念层面的某种隔阂或偏见。
不过，这种隔阂与偏见不仅不可能使欧美主流史学始终忽视“德国农民战争”的重要性，反而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确立了恩格斯所开辟的史学传统在“德国农民战争”问题上的核心地位和重要影响力。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特别是1975年之后，一些开始正视“德国农民战争”研究的欧美主流史学家也不得不放下成见，开始接纳恩格斯的著作所开创的研究传统。这种努力产生了两个层面的重要影响：其一，许多学者基本上都将恩格斯的著作视为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一，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关于16世纪德国的现代社会史研究；其二，通过探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一论题的有效性，长期以来被西方学界忽视的“德国农民战争”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换句话说，在“德国农民战争”问题上，当代西方学界的许多优秀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惠于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所进行的那种有益的争论。
1975年以后，西方学界基于细致实证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德国农民战争”问题上产生了比以往更为复杂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布利克勒的《1525年革命》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一部论著，在这本著作中，“德国农民战争”被明确理解为一场包含具体政治方案和政治目标的“普通人革命”；而罗森伯格和斯科特等学者则立足于反对“革命”的界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其他解释，前者致力于论证农民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冲突”的观点，后者则将农民战争的实质理解为领主与农民之间在既有的封建生产模式中，为竞争新的经济机会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很显然，1975年以后，西方学界对“德国农民战争”研究虽然更加深入，但关于“德国农民战争”是否作为一场“革命”的问题，始终是这些研究难以回避的重要出发点，而这一出发点恰恰主要源于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所开创的史学传统。
因此，理解当代欧美学界的各种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德国农民战争”本身，仍然有必要真正进入到恩格斯的史学脉络，重新认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所提出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虽然现在很少有历史学家会直接运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论题来解释1525年的那场斗争，但这一论题仍然包含着所有更富活力的重大问题。
对于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论题，国内学者早在1954年就有专文介绍和评述。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90年代，不少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出发，主要探讨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所体现的某些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比如比较研究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等。本文拟在文本分析的层面，着重理解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从其起源到转变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所蕴含的具体含义，进而在此基础上阐释恩格斯的历史解释方式在“德国农民战争”问题上所具有的史学意义。
二、 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起源的社会阶层分析
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涉及前提、起源和后果等问题，而在巴克看来，对起源的分析正是恩格斯整本著作的核心和重点。
众所周知，在“德国农民战争”的起源问题上，经济因素是恩格斯所强调的关键因素，在1874年所写《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恩格斯曾明确指出：
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的理论等，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海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一发展程度的结果。
对于这种观点，西方很多学者长期以来都将其单纯地视为经济解释的路径，认为无法适用于“前工业社会”。虽然后来兴起的社会经济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所谓的经济解释，但不管是拒斥还是接受，很多理解实质上仍然没有认识到这种解释路径在恩格斯这本经典著作中所特有的根本内涵。
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农民战争”的起源时，首先阐述了14世纪以来德国工商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又特别强调，相比于工商业的发展促使整个国家的利益沆瀣一气的英法等国，德国的这种发展依然还很落后，很多地方的人们“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而与世隔绝”。换句话说，在德国，新的经济生活方式与中世纪传统之间所形成的分化与冲突，要比英法等国更加突出和显著。可以说，在恩格斯这里，“德国农民战争”的决定性背景正是这种“新”、“旧”之间的冲突与并存。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背景首先体现在农村居民的生活中。农村聚集了中世纪传统的两大核心阶级：贵族与农民。在新的经济状况下，贵族开始与外界接触，并具有了“新的欲望”，但由于德国的特殊状况，这种“欲望”却仅限于贵族，农民则“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中世纪的贵族与农民之间有着传统的等级性的阶级划分，但在恩格斯这里，工商业发展所促生的“新的欲望”却使这种传统的阶级划分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由于这种“新的欲望”，“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
对恩格斯来说，在新的经济生活方式与中世纪传统之间的并存与冲突中，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阶级状况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正是这种“新”、“旧”阶级的分化。按照过去的一般理解，封建贵族往往都被视为“旧”阶级，而城市中的市民阶级则被视为“新”阶级，但事实上，恩格斯的阶级划分并没有像这样局限于固定的阶级身份。毫无疑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原理，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对应于资本主义或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生活方式，而中世纪传统则主要对应于传统的封建生活。从恩格斯对农民战争前夕的社会各阶层所做的描述和分析来看，这种对立性的差别并没有局限在具体的生产形式上，而是体现在整个生活方式及其所蕴含的伦理取向或思想特征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传统封建贵族的伦理取向就像韦伯所说的“乡绅的悠闲生活”一样，是一种并非以经济为目的的“享乐”伦理，与此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劳作和经济为目的，因而将勤奋、节俭和贪婪性的逐利视为首要的德性。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的社会阶级分析提到的主要是诸侯、各等级贵族、贵族僧侣、平民僧侣、城市显贵、市民、平民以及农民。其中，诸侯从高级贵族中分化而来，在统治生活上专横集权，目的在于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与资源；贵族僧侣本身成为特权阶层，为了“增添教会产业”，“像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在中世纪晚期工商业的集中区域，城市显贵、市民和平民本身与新的经济生活方式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就追求经济利益本身而言，诸侯、贵族僧侣和城市各类居民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阶级的伦理取向；然而，从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和态度来看，这些阶级不仅与真正意义上的“新”阶级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市民阶级遵循“禁欲主义”，而“节俭”的伦理取向则是其全部的奥秘，因此，从“节俭”意义上的节制理性来看，勤勉逐利的市民阶级无疑是更加接近新兴资产阶级的中世纪阶层。与此不同，以攫取经济利益为重心的诸侯和贵族僧侣虽然已经不同于传统贵族，但至少在身份上仍然属于传统的封建阶级，因而在恩格斯笔下，由于生活奢侈和不择手段，不懂节制理性的诸侯和贵族僧侣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阶级。城市显贵与市民阶级关系密切，这类显贵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同样不择手段，但同时又带有一些现代“官僚制度中的严格性”。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显贵既不同于传统的“土地贵族”，同时又不同于节制理性的市民阶级，而且，城市显贵试图倚靠财富来获取贵族地位也表明，某些传统的观念取向仍然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城市显贵同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阶级。
市民与平民的问题比较复杂。在恩格斯看来，市民主要指拥有市民权并坚持城市公社传统的群体，他们要求对城市显贵的专横独断加以限制，从而维护城市的公社权利。在恩格斯这里，城市的公社权利是市民与城市显贵之间斗争的焦点。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对于公社权利的维护，市民“完全是在合法的基础上提出要求”，确切地说，他们希望“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扩大市政会，公社委员会)来实现此要求”。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特征无疑与城市的公社传统有极其紧密的关系。不过，恩格斯并没有阐释何谓公社传统，但从整个文本来看，在政治状况混乱的德国，城市公社无疑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秩序传统，只有遵循这种秩序人才可以成为真正合格的市民。从恩格斯的文本来看，市民要求在市民内部“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意味着公社传统意义上的市民首先关注的是公社共同体的权利，而不是现代资产阶级在权利问题上所着眼的个体权利。简言之，它首先强调的是公社“整体”，而不是“民众”。因此，尽管市民的生活方式具有资产阶级的“逐利”取向，但就城市公社所体现的秩序理念而言，市民也并不完全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新”阶级。
与市民相比，平民在恩格斯看来主要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所构成。在恩格斯看来，平民的出现乃是缘于“封建社会的崩溃”，他们作为“无定业无定居”的人，“在当时完全被摈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因此，他们的构成十分复杂，不仅具有“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同时还具有“正在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尚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总之在恩格斯这里，平民基本上是一个被摒弃于中世纪传统秩序范畴外的一个群体。然而，至少在农民战争将这些平民“造成党派”之前，平民并没有被恩格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新”阶级，因为在思想态度上，平民所持有的仍然是混乱复杂的党派态度，并且极不稳定，就像恩格斯所说，他们“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得到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
如果说平民的出现是缘于“封建社会的崩溃”，那么在恩格斯这里，这种“崩溃”显然是缘于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对整个中世纪传统秩序的冲击。在恩格斯的论述中，中世纪封建传统的各个“统治阶级”在应对新的经济生活方式时，对“金钱”的需求是他们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上升为诸侯的高级贵族和贵族僧侣都通过各自的资源，实现了生活方式上的某种转型，但对于中低级贵族来说，对“金钱”的需求则是一种困境。在这种困境中，“高级贵族”之下的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他们“不是已经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下降到低级贵族的行列中”，而作为低级贵族的骑士等级则因工业的进步而沦为多余的阶层。他们要么因贫困而依靠从军或针对其他阶层的争斗抢掠来维持生活，要么采取和诸侯一样的手段，不顾传统的旧契约而肆意地压榨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就“需用金钱这件事本身”而言，作为骑士等级的贵族无疑已经走向了灭亡。
从历史现实来看，身份意义上的“贵族”虽然或多或少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恩格斯这个论断的根本含义并不在于历史的表面问题，而是着眼于实质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观念。确切地说，这个论断的根本含义是把需要“金钱”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贵族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观念对立了起来。很显然，这种对立仍然对应于恩格斯开篇所阐述的决定性背景。
在恩格斯这里，需要“金钱”的生活方式与传统贵族之间的对立，首先意味着传统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并不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贵族不顾传统的旧契约，任意对农民增加各种杂捐和贡赋，实质上就是通过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观念来获取“金钱”，以便通过“地主经济”来维持贵族的生活水准。在这个意义上，贵族即便在形式上维持了相应的身份地位，但只要接受了“金钱”所体现的经济生活和伦理取向，贵族就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而是通过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新”阶级而开始走向消亡。
初生的“地主经济”不仅意味着传统贵族的逐渐消亡，同时还意味着农民也逐渐成为地主的生财工具。在恩格斯这里，农民是被压在整个中世纪阶层之下的阶级，他们“世代相传，习于顺从”，虽然在新的经济形势中遭受着可怕的压迫，但却很难起来反抗。因此，当有能力应对危机的“旧”阶级因接受新的经济生活方式而分化为“新”阶级时，农民就成为最后的“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最终的反叛首先体现的就是中世纪传统与新的经济生活之间的对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农民战争”首先是一次“中世纪农民战争”。
然而，农民沦为地主的生财工具，同时也意味着农民也被卷入了新的经济形势之中，因此，这次反叛很难作为完全意义上的“中世纪农民战争”。不过，这场叛乱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第一次现代革命”或“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似乎并不能仅仅就农民本身的反叛来判断，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恩格斯在其论述中所提到的“平民”问题。
三、 恩格斯的“平民”问题与作为“早期资产
阶级革命”的德国农民战争
在一般的意义上，“资产阶级革命”首先指的是反对中世纪封建传统的革命。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将反封建的传统追溯到中世纪的两种反对天主教的异教传统：一是反对僧侣的“城市异教”；二是体现农民与平民要求，并主要着眼于恢复古代基督教平等的异教。前者在农民战争中演变为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温和派”，后者则发展为团结了农民和平民，并以闵采尔为代表的“革命派”。
农民战争主要是“革命派”针对“保守的天主教营垒”的斗争，后者聚集着“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而主要由市民和低级贵族构成的“市民阶级温和派”则是“利用合法的前进”，在“革命的风波”和天主教“复辟”的风波之间“顺风转舵”。在恩格斯看来，当时的斗争虽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神学争论，但这并非实质。在他看来，16世纪的斗争根本上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斗争之所以隐藏在宗教的外衣之下，是由于天主教会的思想观念在整个中世纪封建传统中的垄断地位所造成的，因此，“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
很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农民战争的实质并不是单纯的神学争论，而是各个社会阶层为了自身的生活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按照之前的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起源所做的社会阶级分析来看，“物质的阶级利益”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利益问题，而涉及某种“阶级性”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取向；因此，为了“物质的阶级利益”，同时也就意味着为了追求和确立某种“阶级性”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取向，因而就像沃尔夫所说，在恩格斯这里，特定的阶级在“新”、“旧”冲突的历史境遇中，为了论证其生活方式和伦理取向的正当性，既可以诉诸不同的神学思想观念，同时也可以诉诸对某种神学思想的不同解释。
在恩格斯这里，分化为某种“新”阶级的诸侯、高级贵族和城市贵族，自然希望通过诉诸天主教的权威来保护现有的秩序形式和权力地位，从而维护和论证其统治方式和经济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而“市民阶级”温和派则诉诸路德的教义，希望通过改良来争取和维护各自应有的“利益”。在市民那里，这种“利益”主要是基于城市公社传统的市民权利及其生活方式；在低级贵族那里，这种“利益”则是维护其原有的贵族身份和地位；而对于其中的部分世俗诸侯来说，最重要的“利益”就是从没收教产中渔利，进一步扩大其独立的权力地位，从而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与保守派和改良派争取和维护现有的封建地位或市民特权不同，团结了农民与平民的“革命派”完全是革命性的诉求。他们不仅要求打破现有的一切秩序形式，而且还诉诸基督教的“平等”观念，要求实现阶层和财产方面的平等和公有制。在恩格斯看来，这种诉求已经接近于后世的“无产阶级”理念，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传统的新的秩序诉求。
我们在上一节说过，农民作为最后的“旧”阶级，其最终的反叛首先体现的是中世纪传统与新兴经济生活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农民作为“旧”阶级，争取合理的现有秩序无疑应当是他们反叛的最初目的。当前的研究业已表明，农民本身的怨情书并没有声称要打破现存的一切秩序，反倒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对新兴经济生活方式的某种敌意。当然，这种敌意也可以解释为包含农民的“革命派”所提出的那种接近于“无产阶级”理念的秩序诉求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新兴经济生活方式的敌意。不过，从恩格斯的文本来看，关于“革命派”的秩序诉求，恩格斯并没有过多着墨于农民群体，而是特别强调了其中的平民阶层。
在恩格斯看来，当时的平民是一个生活上与当时的秩序形式毫无直接关系的群体，因为他们作为当时“完全被摈弃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甚至“连像农民和小市民那样一点带着沉重负担的产业也没有”。因此，相比于其他阶级，唯有平民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特权自由市民”，进而“把一切建筑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制度、观点、看法认为都有问题”。也就是说，唯有平民才能够在农民反叛中被整合为“党派”之后成为“革命派”真正意义上的担纲者，从而将逐渐沦为地主生财工具的农民所提出的秩序诉求进一步推进到革命性的层面。
此外，与世俗平民相关的还有“僧侣中的平民集团”，他们虽然隶属教会，但在当时的境遇中，生活状况已经与普通平民甚为接近。在恩格斯这里，平民僧侣是为农民战争贡献出许多理论家的重要群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恩格斯视为“平民革命家”的“革命派”思想的代表人物闵采尔。在恩格斯的文本中，闵采尔无疑是农民战争转变成一场“革命”的关键性人物，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反对诸侯、贵族和城市贵族的“革命”同盟，将平民和农民联合起来；二是宣传自己提出的政治纲领。在恩格斯看来，闵采尔的纲领不仅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而且还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
因此，在恩格斯这里，正是通过平民，“德国农民战争”才真正转变成一场反对一切旧秩序的“革命”。不过，恩格斯同时也认为，平民担纲的“革命派”所提出的诉求作为一种“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的“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碰壁之后就只能退回到现有的条件之内，“暧昧的基督教的平等”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反对一切官厅”最终也就只能变成建立资产阶级“民选的共和政府”。简言之，“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做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农民战争”成为恩格斯意义上的一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恩格斯明确提出：“［平民］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当然，由于这场战争的失败结果，有些观点或许会拒绝这种“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界定，然而，从恩格斯对这场战争的结果所做的分析来看，农民战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在恩格斯笔下，农民的失败无非是使他们重新陷入了过去的奴役之中。然而，恩格斯也正确地指出，“使农民阶级处境更加恶化的还不能说是起义被镇压下去这件事。”因为“凡是贵族、诸侯、僧侣们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东西，在战前就都已榨取到了”。因此，更重要的结果是农民的破产，大量依附农沦为农奴，大片土地被没收，以及田园荒芜和家宅被毁所造成的农民的“平民化”。换句话说，农民的“平民化”意味着农民从固属于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旧式农民阶级，逐渐变成了“流浪四方”的“平民”或“现代无产者”。
在恩格斯这里，僧侣、贵族都在农民战争中遭到了打击。其中，教会的僧侣作为遭受农民战争打击最大的群体，意味着教会进一步失去了它在中世纪传统秩序中的重要地位；贵族则由于家族的破落，日益“沦为诸侯的臣属”而进一步失落了过去旧式的贵族身份和生活方式。至于城市，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虽然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打击，但同样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反倒因为沦入诸侯的领土而丢掉了不少传统的公社特权，换句话说，城市旧式的秩序传统也因此逐渐走向了解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市民特权的沦落同时也意味着市民逐渐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城市平民”。
在这些情形下，诸侯在恩格斯这里就成为唯一从农民战争中得到好处的阶层。不过，诸侯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中世纪封建传统的胜利，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诸侯虽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阶级，但同样也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旧”阶级。当农民战争破坏了包括教会、贵族和城市在内的整个中世纪的旧秩序之后，具有传统特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各类诸侯之外的“旧”阶级就像平民一样，逐渐成为脱离中世纪传统秩序的一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先驱”。在这种状况下，通过加强统治，并以攫取经济利益为重心的诸侯也只能像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进一步破坏旧式的中世纪传统。
我们说过，在恩格斯这里，农民战争的爆发在根本上取决于新的经济生活方式与中世纪传统之间的并存与冲突。因此，农民战争最终破坏了整个中世纪的传统，以“平民革命”为实质的农民战争虽然形式上以失败的结果告终，但在本质上并不是一场不“成功”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在实质上意味着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开始成为主导性的趋势。此外，从历史现实来看，这场“革命”虽然不过是一次德国的“地方事件”，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确实都已经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因此，当德国这个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区已经因为农民战争而导致传统秩序的支离破碎时，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欧洲的传统秩序全面的“分崩离析”。就此而言，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农民战争”，无疑是体现整个欧洲秩序传统革故鼎新的“第一次现代革命”。
四、 结语：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史学意义
对于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农民战争”，过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学者要么像斯米林、福格勒那样，简单地理解为通过反抗运动推翻封建主义，削弱或扫除阻碍资本主义力量和资产阶级发展的障碍，要么像施泰因梅茨那样，直接理解为“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然而，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恩格斯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论题其实有着相当复杂的含义。确切地说，在恩格斯这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含义既没有局限于某种宏观的经济发展阐述，也没有局限于某种具体的政治事实、政治目标或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冲突，而是体现为整个政治社会在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层面的一种复杂的秩序冲突和秩序变革。
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解释，在沃尔夫看来，不仅是最早的一次“成功的综合性”解释，同时也是仅有的一次“成功的综合性”解释。不过，这种“成功”并不是结论意义上的“成功”，而是编史学意义上“成功”。在另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探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有效性，实际上超出了对1525年事件本身的分析。但事实上，在恩格斯这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一论断的提出，本身就是基于超出农民战争本身的一种历史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西方主流史学的根本立足点是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及其观念的正当性；与此不同，对西方现代性的某种审视和反思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思考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出发点本身有着超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视野。
我们说过，在具体的史学层面，西方主流学界质疑“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质疑或拒绝其中的经济解释路径。虽然当代的许多实证研究可以证明，16世纪的德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从而认为经济解释可以适用于所谓的“前工业社会”。但事实上，接受这种所谓的经济解释路径，进而展开具体实证的经济社会史研究，本质上仍然是对恩格斯的误解。
在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里，特别是在需用“金钱”的生活方式与传统贵族生活方式的对立冲突中，经济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生产活动，而是蕴含了某种思想观念和伦理取向的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如果一种既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一个特定阶级，那就有必要探讨阶级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必要联系。因此，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核心的解释路径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的经济解释，而是综合性地考察各社会阶层的生活处境、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观念。这种考察的基础正是某种超出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视野，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避免单纯的现代政治解释、经济解释或宗教改革编史学的解释路径，从而在总体上把握现代经济生活方式与中世纪传统之间的某些根本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并存与冲突所导致的阶级分化，并最终明确“德国农民战争”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所具有的历史含义。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提供了沃尔夫所说的“成功的综合性”解释。
在史学层面，恩格斯历史解释的关键在于，是以人为着眼点，而不是以单纯的政治事实或经济事实为着眼点。因此，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现在的研究虽然未必会将恩格斯的解释方式或“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命题直接运用于“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但只要历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人的问题，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及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论题所体现的“综合性”的解释方式，以及这种解释方式背后所蕴含的各种富有活力的问题，就仍然是我们深入思考“德国农民战争”的重要出发点，这是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在“德国农民战争”编史学上所具有的根本意义。
本文作者荆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