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证伪《商君书》与“十条诫令”之“低级红”或“高级黑”

　　202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了一部分考古成果，相关争论势必掀起新的高潮。能独立思考至少不可能不从逻辑上质疑号称“帝王术秘而不宣”的《商君书》与“中情局绝密”的“十条诫令”的真实性，其次才是证伪。

　　擅于玩“高级黑”的右派“学者”拿《商君书》说事否定商鞅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政治，但既不愿拿出先秦典籍来考证《商君书》特别是“驭民五术”系商鞅所著，又不能拿出秦书汉简来论证商鞅施行了“驭民六术”，仅凭一部来历不明的《商君书》就能过一把“学者”的瘾，中国特色经院哲学江山带有“才人”出乎？《商君书》一直被怀疑是“伪书”，至少有大量篇幅系后人伪作。《韩非子·内储说上》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与《商君书》的《靳令》、《说民》篇文字大同小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曰“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说明《商君书》还应包括《开塞》、《农战》等篇。《商君书》里的《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殆法家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应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右派“学者”对《商君书》之真伪不加深究已不是“治学”而是“伪学”，还敢在学问里夹带私货，悲夫！司马迁痛恨商君刻薄寡恩，但也承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灭六国的物质基础，后来刘邦在彭城惨败也是靠萧何从秦地运来的援兵与粮秣挽回败局的，商鞅变法至少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汉并天下”的。商鞅不是空头理论家，从“诸侯卑秦”到“诸侯西来”的贡献不是一句“掠夺”就能说清的。从韩信说项羽不该不居关中而居彭城到张良支持刘敬定都关中，都是因为关中沃野千里经济富庶，而关中经济繁荣的根基就在商鞅变法。《荀子·强国》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但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秦国“无儒”而只靠强力，但秦地民风纯正，无论百姓、官吏还是士大夫、朝廷都值得肯定；六国人才如水之归海前往秦地，说明秦国政治模式更能选贤任能。右派“学者”甚至认为《商君书》是古代太傅教太子的“绝密文件”、“天下第一禁书”，不知这种书何以有机会被编入《四库全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帝王术”何以被传扬出来？司马光对存疑的史料往往不置月份，《资治通鉴》对此类事件的记载往往是至于篇末而没有具体时间，这种态度方位“治学”之正解，“大胆假设”后“小心求证”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将中国现在的落后规则归咎于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右派“学者”的脑回路是不是太大了？不敢批评时弊就批判古人，这种“勇敢”只能是对前人“鞭尸”而不是“面刺”或“谤讥”。批判商君“驭民六术”至少要拿出可信的史料，特别是秦书汉简论证商鞅是“怎么做”的。言之凿凿言说即使《商君书》不是商鞅所作也是商鞅的行为与观点的综合，有何典籍资料“举证”足以证明商鞅做了哪些《商君书》中所列措施？用至今都不能实现的社会理念去苛求古人，痛骂“失去抵抗能力”的商鞅历史人物当然很容易，打“死老虎”有趣否？商鞅是政治家，西入秦完成秦孝公的改革大计而促成秦国崛起一百多年当然值得肯定。至于秦朝二世而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胡亥、赵高与李斯背法去势而施行暴政，嬴政则大量接受韩非子“法势术”融为一体而不是商鞅那样“重法”，岂能把板子打到商鞅的屁股上？当年商鞅如何才能短期内让秦国发展起来避免“诸侯卑秦”？难道是为了“百无一用”的书生小骂几句宁可被蚕食？“干多错多，不干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