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 战士与苍蝇：略谈“起诉某作家”事件

　　苍蝇固然是可恶的，那些滋生苍蝇去围攻战士的家伙们，才是真正的罪魁！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这是鲁迅先生的杂文《战士与苍蝇》中的一段话。

　　后来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一文中，鲁迅先生又作了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鲁迅先生关于“战士与苍蝇”的异类相比，放到上世纪捌玖十年代的文坛，亦是颇为贴切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了六位亲人，他老人家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战士，战斗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而面对刚刚逝去的毛泽东时代，年老的文坛精英们坐镇中军、派发粮饷，年轻的新秀们冲锋陷阵，如同苍蝇般对着战死的战士“营营地叫着”，用“岁月史书”篡改着历史、篡改着人们的记忆。

　　毛泽东时代有没有“缺点和伤痕”呢？当然是有的，如同我们第一次做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哪怕做好了再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日常的各种琐碎，仍旧难免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从而对妻子和孩子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而放眼整个毛泽东时代更是如此，因为那毕竟是数千年来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的时代！

　　作为捌玖十年代文坛新秀的“杰出”代表，某作家最近正陷入被某网民“起诉”的舆论风波中。

　　虽然对于该作家的批评，笔者仅在这个公众号上就已经写了不下十篇文章，还因此被该作家盯上，不断地举报、投诉，但是，这个事件笔者本无意参与。然而，不断有读者发信息来，希望笔者谈一下这件事，于是，笔者便简单谈一下吧。

　　对于“起诉作家”的结果，笔者是完全不看好的，最终恐怕会以闹剧收场。毕竟作家的小说当年是经过审批、正式出版，小说的再版至今仍然在售；如果作家“罪名”成立，那些负责审批、出版的人，又该当何罪呢？

　　此外，笔者也并不认为“起诉”是解决思想文化论争的正确手段，即便成功了，又能对群众的觉悟起到多大作用呢？笔者认为，把该作家作为反面教员，允许群众一起来充分参与、充分讨论甚至争论，才是促进群众觉悟的正确方式。

　　正如笔者上面所说，捌玖十年代冲锋陷阵的文坛新秀们，之所以甘心做苍蝇，无非是冲着有人发饷罢了——这并非笔者的恶意揣测，被捧为“社会良心”的该作家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

　　2006年12月27日，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栏目播出了《“毛泽东热”经久不衰的秘密》的视频，这期视频请到的嘉宾是作家马未都和王斌。

　　王斌在节目中谈到了某作家的一段往事：

　　王斌所说的这张床现在就摆在井冈山八角楼的“茅坪毛主席旧居”。

　　“恶狠狠的说了一句话”、“恨不得在床上撒泡尿”——这些描述，将某作家对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切齿痛恨，生动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即便王斌没有点名，但根据王斌的讲述，该作家“曾经在他的小说里用那泡尿酿出了高粱酒”，观众很容易推断出这位作家究竟是何许人也。

　　该作家在他那篇《毛主席老那天》（“老”——山东方言，死的意思）的文章里还只是暗戳戳抒发自己对毛主席“老”的幸灾乐祸，而在王斌所讲述的这段往事里，该作家对毛主席的痛恨可谓是极其露骨、毫不掩饰了。

　　那么，王斌讲这段往事，算不算给某作家“抬轿子”的人所说的“告密”呢？显然是不算的！王斌曾被称作张艺谋的“御用编剧”，还是余华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活着》的副导演，2011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小说《六六年》。应该说，对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主席晚年的态度与立场，王斌与那位作家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王斌没有某作家那么下作，他对毛主席还没到全盘否定以致切齿痛恨的程度。而且王斌也不过是想要借“一位作家”的话，在节目中描述当代对毛主席的“质疑”是什么样的场景。

　　凤凰卫视的节目是2006年录制的，而王斌回忆说是“20多年前有一次和一帮作家到井冈山去，就去重新凭吊当年的革命先烈在那如何战斗的”。笔者查了一下相关人士回忆，著名作家去井冈山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987年秋天”这次：

　　也正是1987年，王斌所说的那位作家“撒泡尿酿出了高粱酒”的小说由导演张艺谋搬上了荧幕，那时的作家已经靠着1985年发表的抨击人民公社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1986年发表的解构革命、“呼唤人性”、向往“蓝色文明”的《红高粱》，一时风头控诉无两，获得无数殊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解构革命与反毛，与其说是一种突破，不如说是在向老的文坛精英纳“投名状”。

　　所以，该作家面对作家同行所表现出来的“恨不能撒泡尿”的“切齿痛恨”，更多的是一种刻意“表演”——谁“表演”得越极致，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地位。

　　况且，看看该作家的人生经历，笔者实在想不出彼时的作家能与毛主席有什么“深仇大恨”：

　　作家8岁时拍了人生第一张照片，穿着虽不光鲜却干净得体，更是被人民公社养得白白胖胖，与作家的“饥饿记忆”文学描写形成了很大反差；

　　作家在学校“造反”、调皮捣蛋退学，却能在毛泽东时代入伍当兵，后来又在部队考上大学、成为作家，实在看不出毛泽东时代怎么亏待了他这样的农家子弟；

　　而作家的两个哥哥，一个上了大学当了教师，一个读完高中成了正式职工，这是解放前的农家子弟不可能有的境遇；

　　作家病危的母亲是毛主席的626指示发出后被先是“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后来又是“县里的医疗队”救治的，而且是“义务看病，不要钱”（引号里面是作家自己的文字，当然他写这些文字主旨并非讲母亲被救，而是要讲时代和封建观念带给母亲的苦难）；

　　反倒是作家的堂姐在80年代赤脚医生制度被废弃以后，遭遇了“意外之死”。

　　所以，该作家为了个人出人头地，不惜去歪曲历史、编造谎言，背叛自己的阶级，诋毁、咒骂本阶级的“救星”、“恩人”，这算不算“忘恩负义”呢？

　　不过，更加令人不齿的是，该作家表现得如此痛恨毛主席，却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领衔百位作家亲手誊抄“延安讲话”。

　　在其获得国际大奖之后，法新社记者问起了他为何要抄写“延安讲话”，显然一个老外都知道著名作家的作品与“延安讲话”精神是完全背离的。

　　于是，该作家为了不损害自己在教父面前的形象，又把被撕去一角的“投名状”补了回去，就回答说：

　　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的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的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们这一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后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

　　好家伙，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我们看到的是从解构革命、到咒骂革命，层层递进、步步为营，这哪里有一丁点儿“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影子？明明是越写越离谱、越写越过分、越写越嗨、越写名气越大、越写越赚钱、越写外国人越赏识，好吧？

　　而在获奖次年4月，国内的一次活动中，该作家的回应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该作家太能给自己加戏了，污蔑毛主席和肯定毛主席都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然后该作家还敢堂而皇之地“一鱼多吃”、正反通吃！在该作家给自己立的光鲜牌坊底下，正是碎了一地的节操。

　　又如，作家曾跑到香港演讲，说什么“文学从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的确，该作家从来不给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人民领袖唱赞歌，作家的笔下，穷人中也有恶棍，富人中也有圣徒，革命队伍里处处是“不堪”，但他却在《北海道的人》一文里给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日本民族献上了极尽谄媚之词；作家的《红高梁》里的中国人是野蛮、丑陋、落后、胆小、愚昧的，作家的《丰乳肥臀》中，明明是侵略者的日军却是军容整齐，骑着高头大马，坐得端正，腰挺直，日本军医救了母亲和孩子，纪律严明，富有爱心；还有，已经落马的贪官张本才、赵志刚，都是作家曾高调歌颂过的对象……

　　所以，苍蝇终究是苍蝇，所为者也不过是一己之私，哪有什么“良心”，哪有什么节操？

　　不过，苍蝇固然是可恶的，那些滋生苍蝇去围攻战士的家伙们，才是真正的罪魁！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