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从义和团到印第安人的矛盾论

　　据说2024年哈以战争爆发后有很多西方国家的阿拉伯裔留学生加入了以色列招募的雇佣军，何以然？在2023年公映的美国大片《花月杀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里某印第安老哥自称“20年前参与过义和团运动的战斗”，莫非白人与印第安人共享了一种富有特殊历史感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当如何看待二者？邓文迪与默多克离婚后是谁扬言“中美夫妻关系”要“和谐”？

　　该片里的这位印第安老歌的角色原型是当年的美国本土的奥塞奇酋长亚瑟·博尼卡斯尔（Arthur Bonnicastle），1900年入伍被被分配到美国第九骑兵团并在那里逐步晋升为中士。当年美国第九骑兵团被派往中国援助义和团运动导致的东西方之间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博尼卡斯尔参加了天津会战与杨村会战。义和团运动于1901年结束，博尼卡斯尔不久后返回美国，1903年“光荣退伍”……中华民族能否也像博尼卡斯尔那样与八国联军融合？恐怕很难，恰恰是因为义和团的“以卵击石”，当年的八国联军总司令挖的西才认为西方列强最好联合慈禧太后等中国的统治者镇压义和团那种民族主义者，中华民族由此而避免了印第安人那种沦为历史遗迹或少数族裔的悲惨命运。无论从实力还是地位上看，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一直在幕后操纵中国的统治者。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统治者的幕后操纵，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则势必否定义和团运动。

　　“迄今为止，主要论述的是当时目击者看到的死亡情状。直接卷入杀人与被杀事件的与参加过战斗的在感情上对死亡做何反应呢？很明显，就参战者而言，由于环境的影响，其中许多人人性渐失而魔性大发，残酷无情地杀戮、肢解同类或施以其他形式的残害。”这是义和团对人性演化为魔性的过程做了形象的表述。据他回忆，愤怒的老百姓杀害天津附近两个天主教修女的往事时用“宰”字（通常是指屠杀动物）来形容其行为。1900年5月底6月初在新城地区与义和团作战的清军军官杨慕时向聂士成报告：义和团人数众多“且不怕死”。连一贯非议义和团的艾声也说：拳民“无不视死如归”。赫伯特·胡佛记载了中国人围攻天津火车站的第一天（6月18日）义和团战士的作战情况。他在文中含蓄地表述了基本相同的看法：“义和团冲在前面，几乎顶到了俄国人的枪口上。只有狂热之徒能发起这样的冲锋。在冲锋时，每当有人被子弹击中，他的同伴就会把他从地上拉起，摇晃他的身体，试图让他站立起来，显然是不相信有人会死。”参加过西摩尔援军的一名德国军官也证实义和团不相信他们会被杀死：“我看到一些仅仅以大刀为武器的义和团员冲向我们，他们当中有人被枪弹击倒后，会再次站起来向前冲；有人甚至身中三四弹，也能站起来。在某一具尸体上，我发现的伤口不少于四处。”罗兰·艾伦记载了8月20日孟加拉轻骑兵与只配备有刀剑的一小股义和团在北京南苑的一场战斗：“充满狂热情绪的义和团就像伊斯兰教托钵僧一样疯狂。据说，有个拳民被枪刺刺穿了身体，但他设法摆脱开来，重新投入了进攻。”艾伦写道：“这种行为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打仗而且心甘情愿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打仗的。”义和团员经常表现出超常的个人勇气，但在与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义和团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这使他们也变得越来越恐惧。有人告诉我们，在天津的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中，有2000名义和团员被杀死。起初遭受过重大伤亡的清军对义和团的刀枪不人的说法极为蔑视，命令义和团冲在最前面，违令者处斩。义和团挥舞刀剑向前冲，洋人的枪炮一响他们就跪在地上，祈求上苍保佑。但这完全是徒劳。最前面的义和团员被射杀后，紧随其后的惊慌失措而试图逃跑。清军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狂怒起来，向后撤的义和团开枪射击。因此，义和团在战斗中死亡人数众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洋人的枪炮打死的。另据刘孟扬记载，清军将领宋庆命令义和团防守某个地方，但他们都违令逃往他处，以避洋人枪炮。宋庆大怒，即刻命令部队痛杀义和团，于是义和团员都将头巾、腰带与刀枪弃置于街道，四散逃走了。有的藏到胡同里，将显示他们身份的衣裳解下，隔墙抛入居民的院中。最后，有数百名义和团员被杀。刘的总结是：“拳匪不能闭枪炮，而能避枪炮。”8月19日，刘十九率领的一股义和团在天津以西突然遭遇一千余名洋兵。义和团配备的都是些废弃的枪械（从杨柳青的士绅处征用的），射程不远，枪声就像爆竹。洋兵等义和团的弹药用光，即把他们包围起来，排枪轮炮，四面齐发。柳溪子写道：“可惜素号神兵者，一旦化而为鬼。”而“尤令人不忍见闻”者，是那些“十余岁之儿童，侧卧道路，手足毁伤，呼父呼母”。梅尔维尔都曾断言：“所有的战争都是男孩的事，参战的都是男孩。”像柳溪子与劳里·李一样，义和团也能在喧嚣的战争中辟出一片宁静的空间以展示个人的同情心。麦美德记叙了保定一位中国牧师13岁的儿子的经历。这个孩子的全家人都被义和团杀掉了，他侥幸逃脱，但在保定以南16英里的一个地方被另一股义和团抓获。他即将被处死时，抓他的义和团中有一人发现他已成孤儿，就站出来宣布收养他做儿子。麦美德后来得知，救这个孩子的是单身的三兄弟中的一个，而这三兄弟“都是臭名昭著的恶霸”。救人者把男孩养在家里达三个月之久，为男孩“提供了一切所需之物”，他得知男孩有位当牧师的叔叔还活着时就亲自护送男孩到保定与叔叔重聚。麦美德的这段记录的有趣之处在于去掉了义和团的神话色彩。人们普遍以“残酷无情”与“嗜血成性”等语意鲜明的词语形容义和团的行为，但麦美德记叙的“恐怖地区”的一个拳民还是表现出了善心与同情心。洋人面对死亡的威胁也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有位年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听说中国人虐待俘虏的有关情况后十分害怕，未等亲历战火就自杀了。在天津之战最为激烈时，里卡尔顿描述了用平底船运送刚从前线撤下来的日本伤兵的情景，“他们十分凄惨，着实令人怜悯。船底挤满了伤兵，有些坐着，有些躺着，都忍受着烈日的暴晒；他们刚从泥泞的战场上撤退下来，此前他们躺在地上，呻吟着，度过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夜晚。他们沉默不语，气氛阴森森的；他们不是死人；他们是伤兵，其中的许多人已濒临死亡，但他们都一声不吭，甚至撑船的船工也不出声，只是把船慢慢地往前划。”里查德·斯蒂尔是一名英军中尉，参加了8月4日从天津杀向北京的外国救援军，他也证实日本人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与超常的勇气：“他们的伤兵从来不吭一声。我看到许多伤势极为严重的伤兵被人抬着从我身边走过，有些甚至在与抬担架的开玩笑。”7月17日北京战事暂停期间中国有近二百人从前门的城墙上搬运死尸：“这时候，这些尸体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躺了将近三个星期了。他们把尸体裹在草席里从城墙上往下放时，我们看到不断有头颅与肢体掉落下来，触地后摔成扁平的一片。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把尸体搬运走，因为中国人的尸体发出的恶臭令人窒息。有些尸体离我们的工事只有三四英尺，引来了无数的苍蝇，我觉得全北京城的苍蝇都聚到了这里。”他描述自己的行为时就像一个漫画家，勾画出了把杀人当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的西方列强的某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冷酷无情的真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