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究竟是谁“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
伟人离开我们有近半个世纪了。可是，随着他的身影的离去，对他的关注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热”了。一方面，更多的人从现实的体验中，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中，加深了对他的思想的理解，激起了进一步学习领会他的思想的愿望；另一方面，质疑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停。形成了思想战线上的尖锐对立和斗争。
在这些质疑声中，最危险，最应该引起警惕的是——出现在官方正式刊物，把否定的矛头指向伟人的世界观，历史观等根本问题的论调。因为这种论调如果成为主导思潮，犹如釜底抽薪，势必从根本上颠覆在伟人指引下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选择。
事情是从中国的哲学界开始的。新中国建立后的哲学界原本一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阵地，现在它却带头向毛泽东思想挑战。这也应了毛泽东一再预言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规律，事物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5月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出了一篇题为“试析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的文章。文章在引出毛泽东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论断——“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观点解释历史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之后就断言：“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阶级斗争的说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文章认为毛泽东自民主革命时期就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误解，从来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其重点要说的是：“问题在于，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仍然没有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提上日程。”“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毛泽东却几乎没有进展。因此，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一直未能消除。”作者认为这种“误解”的后果是：“在毛泽东不断扩大对阶级斗争的认识的同时，真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东西——物质生产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该文首先提出作为质疑的论据是：“承认阶级斗争不等于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就已经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论述过阶级和阶级斗争。然而，这位身为哲学研究员的作者似乎“忘记”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人所共知的事实，作者难道视而不见吗？
接着该文进入实质性的讨论，作者给出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物’是指物质生产。”基于这点，他指责毛泽东忽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东西——物质生产”。
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客观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对于历史来说，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那么，什么是“社会存在”呢？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的能动作用。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所以，最基本的社会存在的事实就是：广大劳动群众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就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劳动者。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来说，生产力绝不是单纯的“物”的概念，而是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的统一。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就是生产者，如马克思所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因此，毛泽东著名的格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而“见物不见人”的历史观，才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历史观。
该文指责毛泽东没有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阶级斗争最深刻的根源”。这种指责毫无道理。恰恰相反，毛泽东历来认为阶级矛盾的激化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在这个时候，只有通过革命改变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只有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如果机械地单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革命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发达国家还未发生革命，不发达国家就不该把革命提上议程。照这么说，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落后水平的沙俄就不该发生十月革命，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就更不应该发生革命了。事实正相反，革命总是在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率先发生，而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实现的生产力迅猛发展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变革旧生产关系所起到的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该文作者庸俗历史观的要害是把辩证法排除于历史观之外，他只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否认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早就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拙，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他从历史的事实总结道：“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始终以唯物辩证法观察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他指出，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始终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把这种矛盾称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例外。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基本矛盾的表现形态不同，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科学的哲学范畴，做出了具有重大首创意义的贡献。那种用“几乎没有进展”来否认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贡献完全是闭着眼睛瞎说。
我们来看看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就中国而言，毛泽东从来没有忽视过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从建国初期就确定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到他晚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探索独立自主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提倡“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努力实现多快好省的“跃进”式发展，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明确思想。谁也无法否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短短三十年内就实现了由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大国的巨大跃进，“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语）。但是，毛泽东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在所有制问题解决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不是有人所说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是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恰恰相反，是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作风，旧传统导致生产关系中滋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毛泽东指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这种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掌握权力的官员与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在农村，“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在工厂，“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在各种机关事业单位，“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等等。这些情况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情感，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正是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并以苏联的蜕化演变为借鉴，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生产关系中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方面，由此凝聚成“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方针。
作为反面的实例，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演变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创造了苏联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的奇迹。斯大林在宣布阶级已经消灭的同时，认为在苏联，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已不存在矛盾。到了他的后继人那里，更是宣称苏联已经进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社会，只要一心一意进行发达社会主义的建设就行了。然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就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巩固并向共产主义迈进了呢？不，事实上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一片掩饰矛盾的歌舞升平中，从上层建筑到生产关系都在悄悄地发生蜕变。随之而来的是：执政官员的官僚作风和特权地位，极大地损害了广大普通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严重挫伤了劳动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使得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机关的官僚化与特权阶层的形成，以及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蜕变，不断地在实质上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切，最终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伴随而来的则是生产力的极大衰退。整个过程活生生地验证了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的蜕变导致经济基础的瓦解、生产关系的蜕变造成生产力巨大退化的历史辩证法。
如果那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故意曲解而只是“误解”，如果他还真心存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起码的信念，那他就应当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严峻事实得出应有的结论——毛泽东不仅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乃至更长远的时间，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透彻地洞察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前途命运的斗争及其内在的辩证规律！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