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历史终结与柏拉图式方案

　　斯蒂格勒试图在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的东方大国寻找技术的解药性，他本能的“回望”与当代社会主义出路在于反向的黑格尔式辩证运动是一致的。人类政治危机表现在技术大幅提升人类能力的同时对人类产生的反噬作用。借助古代伟大而真诚的思想，超越了现代性是唯一出路。柏拉图式政治本身是开放的包容性的，正义可以收敛于某个位置，也可以呈有规则发散。但围绕正义的要点在于过程将是理性的可预期的。

　　一、政治哲学中的技术要素

　　斯蒂格勒是法国著名左翼哲学家，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继承了左翼的社会批判传统。他的“无产阶级化”不再是一个表示社会阶级的概念，而是指一种更普遍的人类处境。实际上“心灵无产阶级化”就是精神意义上的奴隶状态，一种与古代肉体禁锢的奴隶制相对应的现代形式。（1）斯蒂格勒引人注目的贡献在于，他把“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弥补了既往哲学的缺陷或空白。在他看来，现代技术从一种解放力量变成一种越来越强的统治技术，使“技术与文化离异”。只不过斯蒂格勒过于偏向于对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抽象分析（即文化特征），反而忽略了技术依赖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反的情形更为普遍，例如左翼经典理论注重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却忽略技术演化的影响及后果，从而得出乐观主义结论：资本主义越是发展，乃至必须到垄断阶段，革命的政治经济条件才足够成熟。由此形成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但实际情况是，技术因素大幅度固化和延展了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权力，在它面前，人性固有的弱势被无限放大，有限的理性被进一步压缩。因此，经典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和验证不仅受到技术发展的挑战，其教条化或乐观主义实际上严重弱化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外部冲突或颠覆的警觉性和危机感等主观能动因素。基于此，传统左翼国家自然把保护制度成果视为优先选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淡化甚至放弃经典理论，转而将社会主义实践家视为自己的导师。

　　斯蒂格勒似乎成了另一个极端，他相信技术（器官学）既是毒药又是解药，希望通过技术自身的解药性克服技术带来的问题（毒药性）。这个想法显然是一厢情愿的。当今的政治现实主要呈现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国家间对抗，西方国家内部变革力量日渐式微。因此，斯蒂格勒多少自相矛盾地将希望寄托于中国（政治）而非技术及其应用以推动西方的内部革新，这时候他意识到公共权力的重要性。（2）笔者提出开放社会主义体系（包含对市场持开放态度的新社会主义以及传统社会主义，二者处于本质上的相互开放关系。（3）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技术与政治经济条件紧密联系并能够导致根本性变化。斯大林尤其重视技术因素，他发动快速工业化，经受住了自由主义与法西斯勾结策动的大战考验。随后，迅速发展核武器，建立了宝贵的战略均衡，确保了社会主义的稳固。对于新社会主义而言，技术创新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卷入甚至垄断国内市场，构成政治的现实不稳定因素。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自由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主要社会主义或独立大国反复“撞门”，它事实上有无数次机会但只需成功完成一次全球性征服即导致不可逆的新型奴隶制。这种非决定论的历史终结已成为当代世界巨大的威胁。流行的错误是认为反驳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决定论就否定了这种政治的历史终结的可能性，这种观点严重低估了技术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迅速结束思想意识的含糊和混乱，重建普遍主义新意识形态以领导和团结世界人民免于跌入彻底的奴役状态，否则将难以有效抗衡自由主义的冲击。海啸将袭，唯思想革命方能统一人民意志，挽大厦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