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口观被否定和“马寅初神话历史”的构建

　　原编者按：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标志着对毛泽东时代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的否定。本文作者研究表明，过往文献和人们头脑中的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都有不少建构的成分，是一个“虚幻的神话”：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要早于《新人口论》的发表，当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未上纲上线，属人民内部矛盾，且《新人口论》的观点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本文作者李建新，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本文系“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一文的第二部分，正经评论分四次刊发全文。原文载《历史的经验：中国人口发展报告(1949-2018)》一书，作者授权正经评论转载。

　　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与平反

　　李建新1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一位学者一本书是无法绕开的，那就是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从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到1958年马寅初被批再到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历时20多年。而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标志着对过去30年毛泽东人口论述和人口政策以及人口转变历史的否定。所以，同样先梳理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历史事件始末也是我们能够很好地正视和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30年那段人口历史的开始。

梁中堂著《马寅初考》，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出版

　　2015年初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梁中堂教授的著作“马寅初考”。梁中堂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转向“独生子女政策”时的亲历者、反对者和研究者，这些年他一直都在致力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人口计划生育历史。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梁中堂发现，过往文献和人们头脑中的马寅初以及“新人口论”都有不少建构的成分，是一个“虚幻的神话”。所以，梁中堂试图还原历史，让马寅初从神坛回到人间。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梁中堂开门见山地概括了“马寅初神话历史”的建构过程：首先，马寅初早在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还没有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之前，就已经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人口问题，主张计划生育了。毛泽东曾经把马寅初接到中南海，倾听他的“新人口论”，并接受了马寅初建言；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鼓吹人多力量大，又反悔批判了马寅初。马寅初面对康生、陈伯达的批判和迫害，表现出铮铮铁骨，不惧淫威，发出誓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其次，批判马寅初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学后果。由于错批了马老的计划生育主张，中国人口从6亿人猛增到9亿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带来了后来的一系列人口问题，正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20年后，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马寅初一边。2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构建过程中，马寅初在人口学方面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历史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梁中堂在其著作里给出了新的答案。

　　首先，关于谁先提出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思想，是马寅初还是毛泽东？正如上述历史文献梳理的一样，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在毛泽东发表这次谈话之后，从1957年3月开始，国内相关学者纷纷发文，支持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主张。《人民日报》于1957年3月17日和19日，分别发表了政协委员钟惠澜的“必须有计划地节制生育”和邓季惺的“计划生育符合社会主义利益”；《文汇报》于1957年4月26日、5月4日和5月11日分别发表了叶元龙的“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陈长衡的“谈谈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和孙本文的“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最”；《新建设》于1957年第3期和第5期分别发表了吴景超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和陈达的“节育、晚育与新中国人口问题”。1957年7月3日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新人口论”的发言，《人民日报》于同年7月5日全文发表。3 不可否认，马寅初“新人口论”比较系统地论证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并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所以，这段历史是这样的，1957年2月，在毛泽东发表计划生育的谈话之后，出现了学者们热议人口计划生育这个议题，包括后来有影响力并遭到批判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其次，康生和陈伯达到底参与批判马寅初了没有？梁中堂给出与众不同的结论：康生和陈伯达其实没有参与马寅初的批判。梁中堂指出，马寅初是经历了两次“批判”，第一次是1958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后，北京大学积极响应“双反”运动之后的“批判”，这次“批判”主要是北京大学师生之间进行的；第二次是1959年1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发文，对1958年《光明日报》批判他是资产阶级学术观不服，并引出那段著名的“直至战死”的誓言，这是马寅初主动发声掀起的争论。所以，梁中堂认为，马寅初两次被批判跟康生和陈伯达、跟党和政府无关，是那个特殊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特别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马寅初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和批判，所以自然也没有所谓“错批一人”之说。4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很大反响，因为颠覆了文献和人们头脑中马寅初的“神话”。

　　2015年6月5日下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梁中堂介绍他的新作，笔者作为评论嘉宾参加了这场报告。梁中堂的报告题目为“共和国没有神话——有关马寅初不得不说的故事”。报告结束之后引起了嘉宾们的激烈争论。其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给出了反证，他指出，在1999年出版的《马寅初画册》（浙江人民出版社）里面，有关于康生批判马寅初的信件复印件和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党委会会议记录影印件。为了确保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梁中堂委托笔者查阅北京大学校档案馆。

　　2015年6月15日下午笔者来到了北京大学档案馆，看到了三份文件，第一份是1959年12月24日于光远转给陆平的康生12月23日批判马寅初的信件打印件；第二份是1959年12月15日下午北大召开由陆平主持的党委常委会会议记录，会议布置康生关于批判马寅初的指示；5 第三份是北大1979年给马寅初平反的请示报告。这些事实表明，梁中堂质疑康生批判马寅初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梁中堂写这本书时曾经查阅过许多文献包括北京大学原书记王学珍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都没有记录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这件大事。在200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纪事》中，1959年12月有关马寅初校长的记录有三条，第一条是12月4日，校长马寅初、书记陆平参加在北京104中学召开的会议，宣布104中学成为北京大学附中的决定；第二条是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报告会，由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位教师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报告，有8000余名师生参加；第三条是12月31日《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9年第5期刊登马寅初校长的论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和四篇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1960年3月31日最后一条关于马寅初的消息：校务委员会开会，教育部长杨秀峰到会传达国务院3月28日会议决定：接受马寅初校长辞职的要求，同时任命陆平为北大校长。6 为了进一步搞清事实真相，笔者于2015年11月4日又拜访了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学珍。王学珍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在北大工作。1958年、1959年“批判”马寅初时他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他是见证者和亲历者。王学珍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头脑清晰且很健康。我问道，康生到底有没有参与批判马寅初？他回答说康生有批判马寅初的指示，令人惊讶的是他手头也有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的信件复印件。疑问来了，既然他是见证人，也知道有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指示并且参加过北京大学书记陆平主持召开的批判马寅初的常委会会议，那为什么在他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中没有这两个“大事件”的记录呢？

　　王学珍解释道，这些事现在成孤证了，他是唯一从那时过来的且还健康的老人。他说这不算大事，而且陆平书记在改革开放平反以后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写这段历史。为什么当事人陆平、王学珍还包括北京大学都回避马寅初被批这事件呢？通过对王学珍的访谈，了解了他们“隐瞒的理由”。事实上，在他们这些亲历者、参与者看来，马寅初“被批判”事件与反右被打倒的知识分子和老教授，与“文革”时期那些被剥夺权利、失去自由、失去尊严的老干部包括陆平等相比，不是同一个性质，算不上真正的批判，充其量是人民内部矛盾，或许也还可能夹杂着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些恩怨，因此，《北京大学纪事》“抹去”了这些记录。因此，梁中堂即使承认康生批判马寅初这段历史写作有误，但他仍然认为他著作的基本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再评价一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方面，后人评价历史都有“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因为“事后诸葛亮”往往有可能拥有全部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也能观察到事物发生的全部过程，而且后人又往往站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人类人口转变过程为例，无论是人口研究的鼻祖马尔萨斯，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马寅初，他们所经历所观察到的是人口转变的初期阶段，即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快速增长阶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寅初所讲的与马尔萨斯所言的人口问题有相似之处，都是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和生活资料相对较慢增长而产生的比例关系失衡问题，所以都有“减少刀叉”控制人口数量的主张。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所揭示的问题正是我国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问题，如人口过快增长与资金积累、与粮食增产、与教育事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对较慢的矛盾关系。其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核心观点不全是人口数量多带来的问题，而是人口数量变化快带来的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不少人都没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简单地把马寅初“新人口论”与控制减少人口数量等同起来，这事实上是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极大误读。7 如今我国已经经历了整个人口转变过程，所以对于人口规律的运行、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必然比马寅初时代会更加全面和深入，这是后来者我们跟老一辈学者相比的优势，不是我们比马寅初们更智慧，而是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观察到了人口转变过程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只观察了人口变化的局部，论述了人口和经济关系变化的局部，这是时代的局限。事实上，1979年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并没有问题，但不幸的是，马寅初平反之后夸大了《新人口论》的“真理性”，更糟糕的是，不少主张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者借助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和人口变迁，严重地误导了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历史的认识。

　　* 本文得到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智库类课题《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再思》的研究支持（项目批准号：2018 KEY07）。

　　1 李建新，人口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学、人口社会学、老龄健康等。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结构问题》《中国人口之殇》《中国人太多了吗？》（合著）等。

　　2 梁中堂.马寅初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I.

　　3 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531-551.

　　4 梁中堂.马寅初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3-9.

　　5 嵊州市人民政府．马寅初画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93.

　　6 王学珍．北京大学纪事(J898-1998)(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57-658.

　　7 李建新. 我们是否误读了马寅初[J].民主与法制，2010(20):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