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功绩不容否定
杨发民发表在陕西《人文杂志》上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一文，给毛主席扣了一大堆帽子，其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恶意攻击、否定毛主席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所付出的心血，做出的不朽贡献和伟大的功绩。蓄意分割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该文说：“空想社会主义，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鲜明的特征。”“对此，晚年的毛泽东直言不讳。”“从前乌托邦的空想，我们要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杨注：第一句引自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记录，第二句引自薄一波的《若干历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就是依据这两句话，给毛主席扣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帽子!
在这顶帽子下，诬蔑毛主席 “……在头脑中构建了个‘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实行计划经济和供给制的，限制并消灭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为了急于实现这一‘纯洁’、‘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就心血来潮地在农村搞起了‘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形式的大试验，拼凑‘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心急火燎地向‘共产主义过渡渡’。这种‘左’倾思想和实践，鄙薄物质利益原则，推崇假、大、空的政治挂帅，……把贫穷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把愚昧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
“‘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极其激烈、顽强而悲壮的特殊方式，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再现了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足迹。”
杨发民毫无顾忌地以谎言信口雌黄攻击毛主席!下面分几个问题回驳这个恶毒的攻击者!
一、关于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是人类不朽的精神财富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圣西门等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阶级对立，力主消灭雇佣劳动制和私人发财制度;空想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组织和劳动生产率;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城乡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的消灭和国家消亡等。莫尔和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太阳城》为人类勾画了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平等，人人劳动，没有寄生虫的美好社会的雏形。所谓空想，因为他们处在资本主义初期，还不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知道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凭主观愿望，提出广泛的改造社会的计划，幻想通过宣传，感化资产阶级，用示范实验来实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是感化不了的，它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人类要想实现美好的理想社会，只能靠科学社会主义来实现。
毛主席说：“从前乌托邦的空想，我们要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这两句话没有错。笔者身居边陲小镇，没拜读过杨发民所引证的文件和著作，但认为这里说的“空想"、“理想"，是指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勾画的美好的社会制度，“实现”、“实行”这种社会制度，正是我们前仆后继奋斗的目的。不但我们要实行，全人类都要实行这种社会制度。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私人发财制度，实现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平等，人人劳动，没有寄生虫的社会，在地球上一定会实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实现这种社会制度，不是靠感化资产阶级，而是靠无产阶级革命，靠无产阶级专政，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前进，以逐步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全体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地提高，“三大差别”逐步消除，……等等，共产党人就是要一代接一代为此而奋斗。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经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是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决不是空想出来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二、关于人民公社
所谓“……在头脑中构建了个‘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就心血来潮地在农村搞起了‘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形式的大试验……”等等，杨发民攻击的是人民公社。
建立人民公社，决不是毛主席“心血来潮”，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大干社会主义中形成的。
1958年上半年，各地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适应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需要，先后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并自发地把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大社”、“人民公社”、“集体农庄”等等，毛主席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人民公社好”，在报刊发表后，全国各地先后仿效。是年，8月l 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的下达，把人民公社运动推向了高潮。
共产党引导农民走合作化众道路是从变工队、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是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人民公社是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最好的组织形式。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搞农田水利的建设，就没有林县红旗渠的奇迹。人公社培育了农民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觉悟。小岗村按手印包产到户，提出的口号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对国家、集体、个人关系十分明确，这是共产党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几十年，在精神上的重大成果。成年人如此，在人民公社出生、成长的孩子们都有集体主义思想，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感人故事，流传至今不衰。
因为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不适应农村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所以撤销了，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人民公社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以今天的政策否定昨天的政策。
三、毛主席坚决纠正“五风”错误
“拼凑‘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心急火燎地向‘共产主义过渡渡’……”“……限制并消灭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等等，这是毛主席呕心沥血纠正的“五风”。杨发民却用来攻击毛主席!
请看毛主席是怎样纠正这些错误的。
人民公社发展起来后，毛主席非常关心，8月通过决议，l0月派吴冷西、田家英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调查。在听取调查的同志汇报修武县，是一县一社为全民所有制和该县县委书记的看法后指出：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吴冷西：《忆毛主席》)。
毛主席从开始纠正错误起，就指明了人民公社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与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商品交换，两种制度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根据发现的问题，觉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11月9日，毛主席向中央、省、地、县四级党的委员会发出读书的建议。要求同志们读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过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清醒。”(《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32页)。
毛主席首先请马恩列斯教育有错误思想的同志。接着在郑州召开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名誉似的，……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差得更远。”“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小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价值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中国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度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22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同上，434—44 1页)。
根据报纸上的一些错误宣传，11月2 1日，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要求：“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同上，443.444页)针对当时的错误倾向，一再告诫记者：头脑要冷静。
11月2 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23日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作假行为。指出：“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 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了200头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会上批评破除迷信中出现的错误：“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部分保护。”(同上，446-449页)。
11月28日至l 2月l 0日，在武昌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决议》落实的情况，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一些人的错误认识，指出：“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六中全会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公社在l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允许的。”为此毛主席起草了《郑州会议纪要》：“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管理，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毛泽东文集》第八卷l O—l 4页)。
1959年3月9日，在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给中央的简报上写了批语：“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情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
3月1 5日，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就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好，征求意见。指出：“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
3月1 7日，再次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就打通干部和社员的思想，建议召开五级干部会议，信中特别强调公社党委书记：“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3月30日，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上批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主席发现自己错了的地方，随时纠正。
4月2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报送的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报告等材料上写了批语：“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
4月3日，又在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上写了批语：“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3日，下午六时在谭震林同志给他的信上写了批语，指出：“……解决大集体和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同上，26—36页)。
4月29日，针对当时“瞎指挥风”、“浮夸风”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信商量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告诉下边：“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不管这些，只管可能性。”;第二“密植问题"，其中说：“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节约粮食问题”，告诫：“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事。”;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指出：“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第五“机械化问题”。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第六“讲真话问题”，要求：“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最后说：“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同上，48—50页)。
至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基本建立，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五风”得到了纠正。1960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在一些地方又起，又进行了坚决地纠正。
是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对公社的基本制度、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作了l 2条规定。
11月l 5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转发了湖北省的三个文件，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
11月28日，毛主席又以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转发了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的报告，提出：“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l 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要求“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指出：“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的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至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五风”彻底刹住，人民公社走上了正常轨道。从人民公社建立到七千人大会，这段时问，毛主席一边纠正错误，一边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要求同志们学习马列主义，用理论指导实践;要调查研究，不要脱离实际，按群众要求办事;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要各行其事;特别告诫全党，我们搞社会主义时间很短，还没获得自由，要获得自由，需要时间，不能急，要有耐心;因为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犯了错误要及时纠正。在总结时多次作自我批评并对错误承担责任。在纠正“五风”中，反复强调：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两种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社会制度，决不能混淆。在建立人民公社之初，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时，他就加写道：“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过度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毛主席加写的这段话，指明了我国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条件和时间，不仅是当时建立人民公社的指导原则，也是我们党实现最高纲领的奋斗目标。
毛主席坚决纠正“五风”的一系列论述和措施极其有力地驳斥了杨发民的谎言!用谎言攻击毛主席，是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惯用伎俩。
四、杨发民攻击政治挂帅
“这种‘左’倾思想和实践，鄙薄物质利益原则，推崇假、大、空的政治挂帅，……”这是杨发民对政治挂帅的攻击。
共产党就是靠政治挂帅夺取了江山，靠政治挂帅打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什么是政治挂帅?在打江山时不怕牺牲流血，为了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工农兵大众翻身解放，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战斗，我们的先烈们就是这样战斗的典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讲报酬、不计时间，为了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贡献青春，忘我的劳动。今天的牺牲流血，艰苦奋斗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这就是革命和建设年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这就是政治挂帅的实质。“假、大、空”能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吗?能消灭蒋介石的800万军队吗?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打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吗?
政治挂帅形成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动了社会的好风气。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没有行贿受贿，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腐败分子，没有卖假药、假酒、假农药、假种子的，没有坑蒙拐骗的，没有损人利己的，人人讲公德。
政治挂帅不排斥物质利益，革命就是利益驱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不能唤起农民革命。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为了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只是这个物质利益是寓于革命利益、整体利益之中的，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整体利益是连在一起的，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整体利益。
我们的革命是在艰难困苦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靠的是艰苦奋斗，只有政治挂帅，才能艰苦卓绝地战斗，只有政治挂帅才能艰苦奋斗。
航天事业的发展，大庆油田的开发，北大荒的开垦，都是靠政治挂帅完成的。这三项事业的发展、开发、开垦，都是在边塞没有人烟的地区开创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从业人员如果没有献身精神，没有战胜艰难困苦的意志，是坚持不了创业的。
在航天事业开创时有这样的故事：夫妻双双被批准参加这项事业，但要保密，二人在目的地相遇，才知道彼此的任务。仅此一点即可说明，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办得到吗?大庆油田是在一片荒原上开创的，当时的一切设备，都要靠人抬肩抗，吃的是玉米面，住的是自己建造的“干打垒”。开垦北大荒的官兵，下了火车徒步走到目的地，割草砍树搭“马架子”，冬天气温零下40度，夏天蚊子、小咬、虾蠓轮番袭击。……载人飞船上天了，大庆原油不断，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了，那是那一代人政治挂帅，无私奉献的果实!
尽管政治挂帅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绝不能忘了，正是那一代人以政治挂帅激发的忘我劳动的精神，献出青春和汗水，才打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绝不能以今天市场经济的眼光讥讽、鄙薄当年的政治挂帅和政治挂帅的人们!
五、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是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杨发民攻击毛主席“把贫穷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
意思是说毛主席在贫穷的基础上建社会主义错了，因为老祖宗的理论说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离经叛道了。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确在马、恩、列、斯的大本子里是没有的，世界上没有先例。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人间奇迹。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软弱，它担当不了这个重任，毛主席提出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把这个革命搞成功了。民主革命胜利后，适时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这个革命在敲锣打鼓中完成了。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到1976年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基础，铺设了道路。这是毛主席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伟大的不朽的功绩，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我们应该看看全球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状况，是什么样?迟迟不能摆脱贫困，战乱不断，帝国主义仍在那些国家插手，有些国家不能不看帝国主义的眼色行事，不看帝国主义眼色的行事的国家，帝国主义就对其大打出手!放眼看看，回头想想，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应该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打下了基础，铺下了道路。
杨发民、杨发民们，攻击毛主席，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
六、共和国前27年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目共睹的
杨发民攻击毛主席把“把愚昧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这是恶意绝伦的谎言!
历经共和国前27年的人们，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是对哪个年代精神文明的状况是记忆犹新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苦菜花》……等等，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恐惧与无畏》、《勇敢的人》……等等，人们争相传阅，那一代青少年深受教育，鼓舞了他们的成长，培养了他们的高尚的情操。人们大唱革命歌曲，现存的红歌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郭沫若同志说遍地皆诗写不赢，概括了哪个时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面貌。
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北京清理了一条从旧社会延续下来的一条臭沟——龙须沟，老舍先生写了话剧《龙须沟》进行赞颂。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激动的夜不能寐，欣然命笔，赋诗二首，表达老人的情怀。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展学、比、赶、帮、超活动，那真是热火朝天。毛主席为我们树立先进典型：工业学大度，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学雷锋，学焦裕禄。大庆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好传统在全国广泛传扬。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家喻户晓。
哪个时代没有相面、算命的，没有烧香、磕头的，没有建坟、修庙的。
哪个年代社会治安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仅以上几点，可以告诉天下：共和国前27年不是“把愚昧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而是把文明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了一起!
七、关于计划经济和供给制
杨发民攻击毛主席“实行计划经济和供给制”。
不错，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是建国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当时只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正确地，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全面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不要忘记，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建成的，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物质技术基础。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的原则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政策，不能以我们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否定和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即使实行市场经济，也离不开计划。计划经济，与空想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计划经济是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确定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所谓“供给制”，是讥讽我们的统购统销政策。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基本商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我们果断地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生活用品和副食品实行凭票供应，这在困难时期有效地保证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对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的政策，这决不是毛主席凭空“购建”的!
八、共和国前2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空想社会主义毫不沾边
杨发民攻击：“‘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极其激烈、顽强而悲壮的特殊方式，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再现了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足迹。”
让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20世纪50——70年代”这段历史，看看有没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足迹”。
1949——1952年这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和土匪，西藏和平解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改造，进行了抗美援朝，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改革。这一系列改造、改革、运动和战斗，一扫旧社会的阴霾，全国到处扬溢着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家做了主人的各族人民，无不扬眉吐气，工作、学习你追我赶。旧社会的娼妓、赌博、吸毒、偷窃、迷信等等社会毒瘤，一扫而光，真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起了一个新世界。
l952年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l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即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阶级，在中国建起了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
1953年到l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l 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l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这个时期，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邓小平同志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l956年到l966年，这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l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
邓小平同志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虽然国民经济受到了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建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对外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邓小平同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同年l0月，联合国2/3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9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1974年4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邓小平同志还一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以上就是毛主席辞世前的历史简述。
这27年的历史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足迹”吗?在这27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创造、所探求的完全是科学社会主义，前进中走了一些弯路，有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是开拓前进。邓小平同志有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每个过程中，都应该持这种态度。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正确的对待前进中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事业的发展。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文革”结束后，对我们走过来的路，及时作了总结，吸取了经验教训，纠正了错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展开了新的局面，破浪前进。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杨发民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待我们前进中的错误，以此攻击和否定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他把这27年的历史说成“空想社会主义”，是否定中国这27年的社会主义史。否定了昨天，也就否定了今天，今天是从昨天发展来的。我们现在建设的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历经了三个阶段：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革命和建设是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是革命建设的发展。把革命和建设给否掉了，改革开放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开放前的27年的革命和建设决不容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决不允许分割!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功伟绩不容否定!
2005.1 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