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明：毛泽东的人民立场

　　【提要】本文根据《毛泽东年谱》《中国共产党通志》《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其他公开文献资料或文章，对毛泽东人民立场的主要方面进行归纳：一、依靠人民力量 ；二、学习人民智慧 ；三、尊重人民权利；四、全心全意为人民；五、关心群众生活；六、特别重视农民；七、接受人民监督；八、反对官僚主义；九、为了人民纠错。

　　引 言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逻辑和胜利密码。”

　　毛泽东则是这一密码的设计者和最大功劳人。1947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应邀为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

　　毛泽东的人民立场，体现了他伟大的个人特征和他领导的共产党的时代特征。毛泽东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戴和怀念，根本和主要的，是他在感情上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民立场，他思考的、决策的、执行的、检查的、检讨的、纠正的，都是从人民出发，为了人民。他对个人的自信，对共产党执政的自信，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自信乃至对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自信，来自于对人民支持的自信。

　　毛泽东的人民立场，是满怀深情的由衷表达，而不是言不由衷的敷衍；是表里如一的身体力行，而不是逢场作戏的官话套话；是一以贯之的终其一生，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形式主义专题活动。

　　网载，逝于美国的所谓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在《评价毛泽东》一文中称：毛泽东生命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是没有留有足够的德业可供人去后之思。“回顾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2]但我看到公开资料和从身边人语言交流感觉到的，与余英时《评价毛泽东》的结论大相径庭：毛泽东公天下的功德，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乃至有志于服务人类的人们的珍贵的精神财富；如今敬仰毛泽东的人们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这一敬仰毛泽东群体的扩大，主要不是来自官方宣传，而是以浓厚家国情怀的文化人为主的全社会感情认同。更多的人们敬仰毛泽东，是因为感觉历史上的毛泽东代表了人民，为了人民，与人民在一起。

　　毛泽东的人民立场，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随着对人民感情的加深和丰富，确立并不断强化的。一是有感于人民受压迫的痛苦。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毛泽东深感受被压迫人民生活苦难和走出苦难的艰难。1945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短文中强调，“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二是有感于无数先烈为共和国的牺牲和对先烈的交代。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告诫全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3]三是有感于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授权。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4]四是有感于腐化分子的顽固存在。毛泽东对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一直很警惕，担心共和国变颜色。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毛泽东的一生丰功伟绩，但也犯过错，甚至犯过历史性的严重错误 ，但是，毛泽东的人民立场永远没有错。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毛泽东主席离开我们四十五年多了，他的伟大精神为更多的人们所敬仰和传承，形塑着敬仰他的人们的人格。毛泽东的人民立场及其人民立场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更应该为今天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乃至每一个共产党员所学习和坚守。

　　笔者把对毛泽东的人民立场归纳为九个方面：

　　一、依靠人民力量

　　相信和依靠人民力量，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自信。1919年6月，26岁的毛泽东就提出：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5]。1925年11月27日，毛泽东作为中国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又明确提出：“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6]毛泽东32岁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34岁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人民立场的鲜明表达。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7]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回答斯诺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时指出，第一个原因“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8]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同年6月25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形象地称人民为上帝，建国以后又两次称人民为上帝。针对大跃进时期不少领导干部瞎指挥，伤害人民利益问题，毛泽东严肃告诫一些领导干部：上帝就是老百姓，是人民。我们把人民惹翻了，非垮台不行[10]。尊称人民为上帝，是毛泽东对人民权利 神圣性的尊重。

　　二、特别重视农民

　　重视农民的根本作用，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智慧创新，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就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11]。1926年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身份应邀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并致词强调 “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12] 9月1日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3]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4]。

　　建国以后，毛泽东更重视农民问题，认为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二次讲话说：“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对于农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了解，因此就没有根，一种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15]毛泽东有一次告诫开会的在场领导，“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16]1964年5月一次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17]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表达和政治坚守，也是毛泽东对共产党干部的一贯要求。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为《政治周报》创刊号所写的发刊理由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8]。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的讲演即《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0]在党的七大上，经毛泽东提议，“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被写入党章。

　　建国以后，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问题。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省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到：“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曾形象比喻，“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21]毛泽东在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办事，叫做为人民服务。办得好，就叫做他们的领袖，办不好，就不要了。”[22]以后，毛泽东又把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作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主要标准[23]。

　　四、学习人民智慧

　　向人民学习，是毛泽东对人民智慧的尊重，也是毛泽东实施正确领导，为人民服务的智慧工作方法。1941年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写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4]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强调：“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25]毛泽东把向人民学习视为他最重要的学习[26]。毛泽东说：“如果说我们有些成绩，那是人民的。我们的领导是从群众中来的，要向人民学习，人民向我们提供意见，我们按照人民的意见办事，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我们纠正了错误，就是因为听了群众的话。”[27]毛泽东在一次回答外宾问他的秘密和力量源泉时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28] 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阅刘少奇的一封复信后致信刘少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28]毛泽东说：“做一个共产党员，要跟工农接近，要向工农学习。如我们现在这些人不向我国工人、农民学习，那就不行。情况变了，工人、农民有新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脱离工人、农民。所以我们号召干部，除了体弱有病的极少数人，统统要去跟工人、农民接近。”[29]

　　五、密切联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坚守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功。1934年4月，毛泽东在撰写的《乡苏怎样工作？》文章中，提出苏维埃工作的原则：“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30]。1936年，毛泽东就把“能与群众联系”作为干部的重要标准。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指出；共产党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31]。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32]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批评官僚主义就包括“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33]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说：“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一样，你要顺那个水，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不要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要好好跟他讲道理，用好好讲的方法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34]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四化”（农业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时说：“我们这些人原来不都是老百姓吗？要当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贪污、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靠老百姓就有出路。”“人民群众的根扎在我们的脑子里，人民群众的观念才会扎深。”[35]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谈到美国人的上帝信仰时时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36] 1960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墨西哥社会活动家、墨西哥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哈拉将军。哈拉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爱人民的人、了解人民的人、领导人民走向美好未来的人，是伟大的人。毛泽东说：“我们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干部同群众是联系起来的。工厂干部、公社干部是如此，上级干部下去也是和人民在一道，不能摆干部架子。”[37]毛泽东说：“不联系群众的政府是不巩固的，因为政府只能代表群众。”[38]毛泽东严厉批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39]毛泽东在总结人民公社“共产风”的教训时说：……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40]。

　　六 、关心人民生活

　　应该是艰苦生活的感同身受，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一直十分关心。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土地革命，首先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都很关心群众生活。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六次提到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1942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提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讲话，在全国各地视察每到一处，几乎都要问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政策执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提到“谷贱伤农，农民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41]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审阅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中，在草案“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后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42]。

　　1958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乘汽车参观成都市容，看见城墙边一些棚户，当即对陪同负责人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43]1957年 4月6日，毛泽东在阅新华社《关于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有严重浪费现象的调查》后批示杨尚昆：将中央负责同志“每户每天供应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44]。1958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对徐水幸福院“幸福中有不幸福”“幸福院不幸福”提出批评，要求幸福院考虑老人的实际生活需求[45]。

　　1959年2月28日，毛泽东在阅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后加批注，在第三节“必须批判只顾公社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或者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公社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和顾全局、识大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之后加括号批注：“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的问题[46]。1960年11月15日，在给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中提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47]1961年1月1日，毛泽东修改审定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指示稿，在“一边抓生产救灾”后加“一边抓群众生活”[48]。

　　1961年7月初， 毛泽东与湖南来北京的亲友谈话，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过几年会好一点。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49]。以后多次要求省委负责人，要把群众生活安排落实好。

　　1961年初，毛泽东批评“要群众负担那么多，是国民党的办法，是土豪劣绅的办法。”[50]1965年8月15日，毛泽东审阅《李先念关于纠正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还须下一番苦功夫的报告时》批示：“……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51]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南昌谈到农业生产和粮食征购等问题时说：“今年可不可以不购过头粮？就是要藏粮于民，要下一番苦功夫。我看到过一个文件，陈毅同志也同我说过，还有苛捐杂税，福建省的苛捐杂税就不少。苛捐杂税是国民党的作风。”[52]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注意社员休息，让群众“第一，肚子要吃饱；第二，觉要睡好”，还要求考虑女社员的生理特点[53]。1965年11月，毛泽东听到河北省委负责人打算阴历年时开会，当即表示不同意：“过年开会群众会有意见的，你们还是春节后开好。[54]

　　毛泽东对群众生活的关心，可以说无微不至。

　　七、尊重人民权利

　　1920年 9月 6日和 7日，毛泽东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文中就提出：“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实业，自搞教育，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55]

　　毛泽东尊重人民权利的显著特征是：

　　一是倾听群众意见。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指出；“共产党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56] 1957年3月1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指出：“无论哪级政府和干部有缺点错误，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57]195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天津了解到河北共产风退赔最坚决，收到四百多万条意见时说：群众敢说话了，人民敢说话了。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58]。5月，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来信中批示：“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59]毛泽东多次提出，开会要有反面意见的人员参加[60]。毛泽东说：“开会有一种办法，一定要有对立面。以后要用这个办法，不能光听一面之词。”[61]

　　二是尊重群众选择。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说：“……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62]1959年4月4日，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加写：“如果群众不同意，则不要这样做。总之，要按群众的迫切要求办事。”[63]对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和一个时期的食堂化，农村包产到户等，毛泽东尽管有明确的积极态度，但在具体工作上，仍然要求尊重群众自愿不勉强。1956年，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7万余户[6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中加写：“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65] 1962年12月10日，毛泽东听取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当前农村情况，当汇报到单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单干哪一年也会有一点，有百分之几的人单干不怕，让他单干。”[66] 1961年2月11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胡乔木湖南农村整风整社情况汇报，汇报到食堂问题时说：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67]同年又多次强调，一部分不能到堂吃饭的，如老人，病人，孕妇，婴儿，则将他们的粮食送到他们自己手中。另一部分不愿参加食堂吃饭的人，例如少数富裕中农及其他阶层的人，也照这样办。”[68]后不到一个月，又同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毛泽东说：参加食堂要大家愿意，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让他不吃食堂[69]。

　　三是加强人民监督。毛泽东窑洞之问的经典回答，就是人民监督。1959年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70]毛泽东说：“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71] 1965年，毛泽东重提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把士兵委员会作为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就是从士兵委员会参与监督管理肯定的[72]。在目前发展形势下，人民监督对政治建设特别是反腐败，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尽管《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行业、部门、单位、个人之间事实存在着独立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几乎都涉及群众利益，有时甚至是你多我少，此消彼长。很多情况下，在权利分配、政策制定、决策执行处于主动地位的权力机关工作人员，会自觉不自觉把天平倾向自己，甚至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处于被动地位人民群众的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受到侵犯。改革开放中的工人农民，基本上就处于这种情况。特别是十多年的拆迁，不良开发商，政府和有关部门（包括有的村委会）、第三方，在公共服务名义下，直接间接地分割人民利益，侵害人民利益。还有动辄多少亿的劳民伤财工程等。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作为主人和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实施监督效果最好。可惜目前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八、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人民立场的天敌。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早有深恶痛绝的反感和高度警惕。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归来，为当时中共松江省委（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负责同志题词 “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73]。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央人民府团拜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三反”（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74]。1953年1月5日，毛泽东批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75]。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时讲到：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以后多次讲话都有类似的观点[76]。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77]。

　　如何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突出四点：（1）反对领导特权。毛泽东对领导特权似乎特别反感。他多次讲到的资产阶级法权，就包括领导特权。毛泽东自己则是不搞特权的模范。1958年，毛泽东起码两次讲到：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两次提到高级干部不增加工资[78]。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卫生部党组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中批注：“为高级干部保健服务的保健局应当取消。”[79]毛泽东两次提出党内一律称同志，建议坚决地改过来[80]。（2）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认为，这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从1957年整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毛泽东在起草、审阅修改重要文件或讲话时，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抽机会与工人农民在一起劳动。1957年4月2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时增加内容：“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81]毛泽东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考虑，很可能来自他在延安时期参加大生产运动的体验。（3）领导干部多做调查研究。毛泽东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82]毛泽东告诫有的省委主要领导：“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83]。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坚决纠正错误，与他经常采取不同方式研究，很快发现错误有关。

　　九、为了人民纠错

　　必须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经验的、性格的等方面原因，毛泽东时期领导的工作，也有对群众的伤害。这时的毛泽东，首先带着内心的愧疚主动认错，然后下决心纠正错误，因此赢得人民的谅解。布罗戴尔在他的《文明史》中，谈到中国的昨日与现在时，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做概括性总结，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局极具灵活性，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迅速改变方针”[84]。毛泽东无疑是党和政府承认和改正错误的主要领导者。

　　在错误面前坦然承认，坚决纠正，是毛泽东伟大人格的重要特征，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领袖的高度自信。从已有公开资料看，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历任主要领导中，主动承认错误的第一人。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讲到：“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阅读《毛泽东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对共产党的错误和他个人作为共产党领袖的错误，总是坦诚的。笔者根据对《毛泽东年谱》记述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75年，毛泽东先后29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工作工作会议或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碰头会议和座谈会上：19次在各省市进行的调研、座谈过程等；16次在接待阿尔及利亚、阿联酋、泰国、阿尔巴尼亚、美国尼克松、尼泊尔王国首相等个国家首脑和文化团体（或个人）时，主动提到党和国家在政策上的错误，包括他个人的错误。有专家研究，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85]。1965年11月，毛泽东在与安徽省主要负责人谈话中仍承认：“前几年高征购、瞎指挥，我也有一份，你们有，我也有。”[86]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87]。

　　特别让人敬仰的是，毛泽东一旦发现错了，纠正误的态度十分坚决。如纠正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毛泽东就多次强调或要求。1959年3月5日，毛泽东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作第五次讲话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88]。3月30日，毛泽东在审阅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报告时批语：“公社退还平调资产，不要 ‘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89]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90]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会议讨论公社退赔又说：“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91]

　　1961年1月9日，毛泽东讲话指出：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不公平。在谈到“共产风”时，他说：“共产风”对农民是一大掠夺。[92] 1月29日了解江苏整风整社，在谈到纠正“共产风”、“破产退赔”时，毛泽东说：“这个产本来不是他的，是抢来的，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剥夺农民。”[93]后又强调“凡是国家共产集体的或个人的，集体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都要坚决退赔。”“退赔还要道歉，才能取信于民。一天没有退赔，一天不是马克思主义，一部分没有退赔，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反对剥夺农民的”[94]。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讲剥夺剥削者。地主、国民党才剥夺农民。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这是简单的真理。”“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95]

　　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些严厉的要求，并没有真正触动所有领导干部的思想，没有得到全面彻底落实。“平调风”在全国农村死灰复燃又变本加厉，一个时期愈演愈烈。农民利益在全国范围受到较长时期的被动伤害。直到今天，侵犯农民的利益的行为仍然屡禁不止。

　　注释：

　　[1]王海《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陕西日报》2020年9月28日第7版

　　[2]文中凡是未注释的，都可以在互联网查出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4]毛泽东：《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968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24页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59页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95页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61页

　　[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

　　[10] 曲青山《人民就是“上帝”》，《光明日报》2013年7月3日11版

　　[1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110页

　　[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165页

　　[1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166页

　　[1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166、167页

　　[15]《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352页

　　[16]同上，第566页

　　[17]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49页

　　[18] 刘荣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做新时代先锋力量》，《中国青年报》2021年7月26日

　　[1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新华网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21]《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19页

　　[22]《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653页

　　[23]《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6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26]《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256页，

　　[27]《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212页

　　[28]《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01页

　　[28]《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11页

　　[29]《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38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23页

　　[31] 《中国共产党通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792页

　　[3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3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33页

　　[34]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89页

　　[35]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52页

　　[36]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18 9页

　　[37]同上，第448、449页

　　[38]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23页

　　[39]同上，第383页

　　[40]《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132页，第五卷第296页

　　[41]《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1页

　　[42]同上，第35页

　　[43]同上，第308页

　　[44]同上，第387页

　　[45]同上，第469页

　　[46]同上，第609页

　　[47]同上，第479页

　　[48]《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15页

　　[49]《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页，第58页

　　[50]同上，第125页

　　[51]同上，第521页

　　[52]同上，第551页

　　[53]同上，第334页

　　[54]同上，第537页

　　[55]张太原《毛泽东的初心之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56]《中国共产党通志》，第792页

　　[57]《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89页

　　[58]《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33页

　　[59]同上，第586页

　　[60]同上，第635、654页

　　[61]《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641页

　　[62]同上，第634页

　　[63]《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6页

　　[6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第426页

　　[65]《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55页

　　[66]《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75页

　　[67]《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42页

　　[68]同上，第341页

　　[69]同上，第551页

　　[70]同上，第635、654页

　　[71]《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02页

　　[72]梁柱：《毛泽东：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73]薛庆超《毛泽东与反对官僚主义》，《人民日报》2014年9月23日

　　[74]《中国共产党通志》第57页

　　[75]《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3页

　　[76]同上，第 89页

　　[77]《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360页

　　[78]同上，第239、403页

　　[79]同上，第304页

　　[80]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83页

　　[81]《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41页

　　[8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48页

　　[83]《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221页

　　[84]《文明史》，作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译者：常绍民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第231页

　　[8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662页

　　[86]《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39页

　　[87]《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08、242页

　　[88]《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623页

　　[89]同上，第657页

　　[90]同上，第479页

　　[91]同上，第510页

　　[92]同上，第521页

　　[93]同上，第534页

　　[94]同上，第590页

　　[95]同上，第5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