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为中国老人构建的“幸福院”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个“大同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老有所终”，是大同世界的重要内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一个老人，都要获得赡养。
毛主席是中国“大同”思想的承继者，也是对“老有所养”思想的最大实践者，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心中就装着“老有所养”的思想，并不断探索将这种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转化为一种现实。
毛主席在长沙求学期间作的“讲堂录”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典故：
“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弹生于古之孝子有二说：上世不葬其亲，狐狸食之，孝子不忍，乃作弹以击杀之，此一说也；父母年迈，养老之事必尽，孝子乃作弹，射雀以奉其亲，此又一说也。”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更宜注意的问题》，纪念五一劳动者，谈到劳力问题时强调了老年人的生存权，文章写道：
“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 到了六十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六十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与他一 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毛主席领导工农革命武装在湘赣边界进行土地革命时，制定了主要按人口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1928年12月，毛主席在“土地法”中对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解释说：
“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1933年11月，毛主席在江西兴国县“模范乡”长冈乡进行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关于劳动互助社帮助孤老问题写道：
“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均完全达到目的，红属的田一般耕得好。帮助孤老：只要吃饭，不要工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集体合作化程度的提高，“老有所养”从互助的方式走上了更高的阶段——“包下养老”，千百年来大同理想中的“老有所终”终于变成了现实。
1950年8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上海党政群机关团体编制情况，提出两条建议，其中之一为编余员工处理问题：“老弱残疾人员，一般可早日给资遣散，工务局六七十岁有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无家可归者以包下养老为宜。”毛主席对上海市委提出的建议非常赞同，他批送周恩来：
“此两项建议值得注意，请考虑指示各地，省及大市照此办理，成为制度。”
从1953年始，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中国开始大面积实施合作化，其中就有通过农村集体组织来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的内容。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1956一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草案形式发表（即农业四十条），草案第三十条规定：
“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少劳动力、生产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使那些缺少劳动力、生产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有了养老的依靠，农业合作社的协作制度使鳏寡孤独者在精神层面、生产层面都获得了满足感，获是了制度性稳定的保障，是社会化养老的开端和伟大尝试。随着农业合作程度的深入，在一些条件好的合作社，纷纷出现了敬老院、幸福院等社会化养老机构。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河南新乡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他看了那里的棉花和水稻生长情况，还看了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
1958年10月16日，毛主席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当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谈到幸福院、幼儿园和建筑房屋的试点规划时，他说：
“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是老头对老头，行吗?公社造房子，只造夫妇住的，不造老人、孩子的，他们要另住在一块，群众赞成不赞成?恐怕脱离老人和孩子了，两头不喜欢，中间也不喜欢。”
1958年10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谈到徐水的幸福院时说:
“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析，幸福中有不幸福就不好。鲸寡孤独进幸福院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一天净是见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
1958年10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同刘子厚等地方领导人谈话，在谈到家庭问题时，他说：
“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老的去了不舒服，就活得短了，不如跟子女在家，多活些年嘛。”
1958年11月31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听取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谈到家庭问题时，他纠正人们在废除家长制方面的一些误区说：
“现在老的住幸福院，小的进托儿所，青壮年住到一起，不是分割了吗?我们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家长制是个封建制度，本来应该在民主革命的时期解决，但是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时代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人民公社阶段才能解决。废除家长制，社会成员平等，男女老少都是社会成员，都在食堂里头吃饭，都发工资，都学习或者劳动，年老的是休息，这是一个很大的解放。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1958年11月13日，毛主席在郑州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赵文甫、史向生、杨蔚屏等谈话，关于农村的供给制问题，他说：
“现在供给制的标准还很低，再大跃进三四年、四五年可能有很大变化。食堂、托儿所、幸福院、人民公社垮一些是可能的，但可取得经验再搞起来。我们是个很穷的国家，一贫二弱，钢千把万吨，人民生活水平低，河南每人年平均只有七十几元。要对高级干部讲清楚，现在绝不能高枕无忧。干劲很可贵，没有这股干劲就要倒霉。但是，要清醒，只顾前不顾后，只顾胜利不顾困难，那问题就大。山上五百万人，要搞好过冬的吃饭、睡觉、取暖、医药卫生。不顾广大群众生死就要灭亡。”
1959年12月22日，毛主席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扩大生产，建立后备，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瞻养老人和丧失劳动力的人，组织国防，等等。”毛主席评论说：
“唯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
1961年3月19日，毛主席阅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报送的材料《群众拥护哪一种分配方案》，材料说，四川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在调查群众对一九六○年决算分配方案的看法时，群众普遍赞成的方案是：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劳动力实行小部分伙食供给。他们认为，这一方案既解决了困难户的问题，又使劳动力强的人可以多劳多得，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毛主席对这个材料进行批示说：
“这个问题有普遍性，请各地同志注意研究四川的经验。”
1961年3月31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工作汇报，在谈到供给部分怎么搞时，他说：
“五保户得保，困难户得补助，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1961年4月7日，毛主席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询问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他在谈话中说：
“五保户还要供给，有点共产主义。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
1961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济南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工作汇报，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问题时，他说：
“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讲到形势、单干问题时，他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二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1962年12月21日，毛主席召集华东省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农业情况，谈到分配问题时，他说：
“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
“老有所养”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检验人类文明的试金石。在私有化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老有所养”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人老之后老无所依，老无所靠，老无所养，老无所终。毛主席首倡社会化养老的科学理念，把养老与合作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使老年人有了强大的依靠，有了最可靠的保障。毛主席时代结束的时候，他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最温暖和最文明的遗产:遍布城乡的养老机构。在最广大的农村，哪怕是最偏远最贫穷的村庄，也会设立一所“幸福院”，最弱势的“鳏寡孤独废疾者”，也不会为生计发愁，每一个老人，都从集体的靠山上获得稳定的供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