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第一关，从山村到省会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前往广阔天地。

　　他给家人留下诗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长沙，在湘乡驻省中学堂求学，时年18岁。

　　从1911年外出求学，到1921年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这10年是教员确立马列主义信仰的10年，也是被我们这些后人忽视的10年。

　　时势造英雄，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伟大时代的产物。

　　毛泽东出乡关求学的年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时代，也是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

　　在这个风云际会的特殊时代里，谁也不会想到，勇立时代潮头的巨人，率领中国人民冲出黑暗的历史伟人，竟是一位从湖南韶山冲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

　　01

　　1910年，毛泽东放弃父亲给自己设计好的人生剧本，决意离开家乡，外出求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是有深刻原因的。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原本是贫农，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外出当了许多年兵，攒了一笔钱。

　　因为上过学会算账，回到家乡后就用这些钱做起了小买卖，积累了一些家底，这样的人生经历，让毛顺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毛泽东作为家中最年长的男丁（排行老三，两个哥哥夭折了），尽管年幼却也是家里很重要的劳动力，而毛顺生在毛泽东8岁时就送他进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启蒙教育，一直读到13岁。

　　尽管毛顺生是想着毛泽东能多掌握一些知识，以后既能多条赚钱的门路，学会算账后还能分担一些重要的家务活，但毛顺生这样重视教育的农民，已经胜过很多同龄人了。

　　也因为教育，让毛泽东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开了眼界。

　　尤其是在读了《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之危险》这类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小册子后，让深处偏僻山村的青年毛泽东生出了强烈的思想冲动。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打破原生环境对个人的思想束缚，走出家乡的小生态，走向更开阔的天地，是每一位有所成就的人都要经历的关键一步。

　　不管是被动走出，还是主动走出，只要走出来了，就代表更多的可能性向你迎来。

　　而踏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原生环境对个人来说，既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保护，尽管生活没有多少新意，可起码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想主动走出原生环境的束缚，无外乎两条路，要么外界有你极度渴望的东西，要么原生环境里有你避不可及的事物存在。

　　毛泽东是靠强烈的救国思想才能挣脱束缚，走出韶山冲。

　　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让他无法安心接受父亲给他安排的人生道路，这种强烈的思想冲动带给他的焦虑感，远胜原生环境给他的安全感，让他如坐针毡。

　　毛泽东原本已经答应父亲去一家米店当学徒了，结果当他闻听湘乡成立了一所新式学校时，便再也按捺不住对新知识的向往，多次跟父亲沟通，想去求学。

　　他父亲起先自然是不答应的，经过一番痛苦的拉扯后，毛泽东终于得到父亲的允许。

　　而毛泽东这种对知识、对救国方法的渴求，是《盛世危言》这样的宣传小册子给他的。

　　可见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亦可见鲁迅先生为挽救国人而弃医从文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

　　02

　　毛泽东离开家乡的第一站是东山小学堂。

　　这所学堂是湘乡县最早设立的一所新式学堂，兴创学堂的士绅们认为，只有实学才能救中国，而兴实学必须废科举，提出“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的教育理念。

　　为了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发展，学堂每月购《万国公报》两册，每季购《格致汇编》两册，又有各种新闻纸《申报》《汉报》之类，分给诸生阅览。

　　后来毛泽东跟斯诺介绍东山学堂时，感慨地说：“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东山学堂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待，让他接触到了很多新读物，比如康有为的《亚洲论》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极大充实壮大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

　　彼时，以救国救民为取向的人生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中国青年，毛泽东接触到了康梁思想后，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给自己取笔名为“子任”。

　　东山学堂的教育对象跟现在的小学差不多，17岁的毛泽东已属“高龄”，教学的很多内容，对于毛泽东来说并不困难，但东山学堂对于毛泽东来说，却是青年时代求学成才路上的重要一环。

　　1911年，通过东山学堂，毛泽东得以进入省城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从韶山冲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来说，长沙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城市了。

　　古往今来，教育都是社会最佳的上升通道，这是一条阻力最小，走起来最顺畅的上升通道，只要按部就班的往上走，就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到山顶。

　　如果你出身寒微，觉得教育这条路很难走，也请你不要轻易放弃，因为这也意味着社会上的各条通道已经拥堵不堪了。

　　毛泽东通过教育通道，走出了偏僻山村，收获了此前无机会接触到的知识和思想，武装了头脑，促使他走向了广阔天地。

　　毛泽东刚到长沙没有多久，武昌起义掀起的风浪，就吹到了长沙，当毛泽东得知省里在招募革命军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报名参加了，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

　　但毛泽东在军队里没有待长多时间就出来了，因为南北议和后，毛泽东所在的新军部队接到命令，就地解散。

　　从军队里出来后，毛泽东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并没有急着继续投身革命，而是选择给自己充电。

　　退伍后，毛泽东利用手里为数不多的军饷，跑到了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

　　在这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尤其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有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

　　后来毛泽东谈到这段往事时说：“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

　　当年在韶山冲里读到《盛世危言》，让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极大振动，让他生出了去外面世界看一看的思想冲动，而到了省城后，毛泽东不仅接触到了西方学说，还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

　　这种冲击，对于从小就接受传统儒家文化启蒙的毛泽东来说，已经不是思想振动了，而是震撼了。

　　知道的越少，越是容易骄傲自信，知道的越多，反而越觉得自己学识不够。

　　新世界向毛泽东敞开了一条小缝，露出了一角峥嵘轩峻，而毛泽东又怎会满足于此，他要用力推开这扇大门，吸取更多的养分。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一年后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

　　毛泽东也在这里遇到了，他求学路上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杨昌济。

　　03

　　毛泽东的求学之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毛泽东家里并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显贵亲戚，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读了6年多私塾。

　　或许很多人认为，那个时候能读私塾就已经很不容易，实际上不是的，很多私塾是允许旁听的，就算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只要想学，父母愿意让孩子去学，都可以去学一点。

　　毛泽东8岁前寄居在外祖父家，就经常到私塾蒙馆旁听，学会了写字，也能背诵课文，8岁回到韶山后，开始正式进入私塾上学，但读书生活并不顺利，私塾基本上是每年换一个，而且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干活。

　　毛泽东谈到父亲时，曾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

　　毛泽东的父亲不仅经常打他，还经常当着别人的面羞辱他，打压毛泽东想读书的愿望，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家长控制子女的一种手段。

　　但毛泽东小时候性格特别倔，就是不服。

　　有一回宴请客人，父亲再次当着众人面骂他懒惰、无用，让毛泽东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一下把毛泽东激起来了，据理力争，当着众人的面，就跟父亲吵起来了，最后闹到要跳塘投水，才算让父亲服软。

　　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依然能把书读出来，跟他这种倔强不服输、爱较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这种性格让毛泽东有很强的行动力，十分主动，目标感极强，但这种性格的负面影响就是不讨人喜欢，容易得罪人。

　　1906年年末，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跟长工一起劳动，晚上就帮父亲记账。

　　停学在家的时候，每天不管多累多忙，他都要想着法子去读书学习，父亲不让他读书，见缝插针安排了很多家务，抢走了毛泽东很多时间，要让他认命继承家业。

　　但他软磨硬泡，跟父亲进行长久的沟通，一直不愿意放弃读书，最后他父亲拗不过，1909年又让他复学了。

　　也就是这次复学，让毛泽东知道了东山学堂的事，又费了很多功夫说服父亲，才有了1910年立志出乡关的事。

　　不客气的说，九成九的人，在这一关就被拦住了，在1906年停学在家后，就不会有什么后续了。

　　很多机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不争取，机会怎么会平白无故的掉到你头上？

　　很多人总是不厌其烦的讲，自己也想干，也想上进，但一遇到阻拦立马就缩回去了，立马就投降了。

　　反观毛泽东跟父亲磨了3年，用了各种法子都没有说放弃，最终才得偿所愿。

　　而他一开始的愿望，也不是什么去东山学堂，只不过是想继续复学，读私塾。

　　想干的事就坚持去干，直来直去不行，那就曲线前进。

　　如果连你自己都放弃了，那也就不要再怪他人怪环境了。

　　04

　　彼时，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能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

　　但毛泽东并不想止步于此，也从未想过止步于此。

　　回看党史，会发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老总都喜欢读书，热衷学习。

　　并不是说他们当上了领导，走上了高位后，才有时间有需求去学习更多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很喜欢学习，很刻苦很努力，才有机会走上高位。

　　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学习已经是生命的一部分了。

　　可见，底层青年想逆袭，还是得先朝自己下狠手才行。

　　越是一无所有的时候，越要充电，拼命加强自己的技能，丰富自己的头脑。

　　在第一师范求学的5年时间里，毛泽东终于可以专心致志读书做学问了，他后来说：“在这里，渡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在这个关键时期，毛泽东开始有选择的交友。

　　毛泽东喜爱读书平易近人是人尽皆知的事，鲜有人知的是，青年毛泽东是一个很较真的人，而且对交朋友很挑剔。

　　挑剔到什么程度呢？

　　一次毛泽东到朋友家小聚，他看到朋友跟家里的老仆交待如何买肉，立即就决定以后不跟这个朋友来往了。

　　因为青年毛泽东有一个”三不谈原则“，既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事，交朋友，只交能谈得来的。

　　1915年5月，为揭露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和第一师范的同学们集资编写了《明耻篇》一书，毛泽东在封面上写了这样的誓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爱国之情，跃然纸上。而胸怀大志者，自有非凡之举。

　　1915年9月份的时候，毛泽东为了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专门写了一个招友启事，大意是：

　　今日祖国正处在危机存亡之秋，特邀请有志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砥砺品行，储蓄才能，共同寻求救国之道。启事原文有“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之语，并指出征求的青年朋友要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为国捐驱。

　　当时很多师生看到这则启事后，认为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神经质。

　　但通过这则招友启事，最后也结交到一些朋友，形成了新民学会的基础，但青年毛泽东最好的朋友，还是自己的同窗，既萧子升、蔡和森。

　　他们三人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有“湘江三友”的美誉。

　　05

　　毛泽东经常和这些朋友聚会交换读书心得，谈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讨论的话题都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

　　这样的友谊听起来挺让人向往，然而跟青年毛泽东做朋友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与朋友相互学习时，对朋友的缺点和错误也会毫不客气的批评。

　　“感情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自视甚高”、“略有虚荣心”、“略有骄气”、“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一般人面对这些批评还真扛不住。

　　在批评他人时，毛泽东也会自我批评，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是这样剖析自己的：

　　“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既意弱是也。兄弟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

　　这不是毛泽东的自谦，这番自我剖析，反而说明了毛泽东为何有坚强的意志。

　　唯有时时刻刻与自身低级趣味和惰性斗争者，方能深切感受到维持志向不坠之艰难，故生意志薄弱之感。

　　所谓意志坚强，不是一种人有我无的能力，而是艰难战胜了一个一个冲动后的习惯成自然。

　　换句话说，强如教员，青年时期也会有精神内耗。

　　有精神内耗说明你有某种冲动，在努力寻找思想上的出路，这不是什么脆弱的表现，这就是思想成长时的一种现象，就如同伤口结疤后，新肉生长时的刺痒感。

　　耗着耗着，就习惯成自然了，这关就算闯过去了。

　　青年毛泽东还有一个优点是人人都应该学习的，那就是自己主动选择与什么人相处，主动营造生活学习环境。

　　时代大环境谁也改变不了，但每个人都可以改造身边的小环境。

　　与其抱怨出身寒微，不如奋起直追。

　　06

　　1918年4月，毛泽东等共计13人在蔡和森的家里，召开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在家国动荡民族危亡之际，一群爱国青年相聚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互帮互助，汲取一切养分奋力生长，不为私利，只为学有所成以报祖国。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几经陷落沉浮，却每每都能重新崛起，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这背后少不了像毛泽东这样，心怀天下的热血青年为之奋斗努力。

　　彼时，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成为一种风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后，这股风就吹到了湖南。

　　因为赴法留学是有组织的活动，大部分参与者都可以减免费用，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应当抓住，尽力进行。

　　为了筹备留法事宜，新民学会一致决定，派蔡和森去北京先行打探，当蔡和森到北京后，遇到了老师杨昌济，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能来北京，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都可以。

　　蔡和森也认同杨昌济的想法，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让他快点来北京，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有些人需要留在国内经营团体，有些人需要出国寻觅新知识新事物。

　　蔡和森直言不讳，认为毛泽东是留驻北京的不二人选：“吾辈须有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

　　对于蔡和森的想法，毛泽东也很赞同，二人达成了共识，需要有人留守国内，考虑后路。

　　随后毛泽东在信中劝解罗学瓒，如果实在凑不足钱款去保定的留法学校，可以留在国内进行小学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1918年8月中旬，在蔡和森的催促下，毛泽东和萧子升等人启程前往北京。

　　到了北京后，毛泽东通过老师杨昌济的介绍，得到了一份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馆员的工作，逐渐在北京安定下来。

　　后来新民学会很多人都去了法国留学，毛泽东等少数人留在了国内，具体原因也比较复杂，既有老师兼老丈人杨昌济的劝说之故，也有母亲病重毛泽东不愿此时出国的原因。

　　1919年3月，母亲病情加重，毛泽东回到老家照顾母亲，12月，在料理完母亲后事后，毛泽东重返北京。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和胡适 ，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忆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泽东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与李大钊的交谈，也让毛泽东想过去俄国留学。

　　在料理完母亲后事后，毛泽东是想过出国留学的，但后来又受到胡适之等人的影响，对出国留学的想法改变了，而且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要走的道路，没有那种迫切出国寻找新事物的冲动了。

　　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1920年夏，毛泽东读到了三本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书籍：《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直接让毛泽东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正如他说：“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不久后，毛泽东便以湖南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一大，找到了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随后就是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出国留学也就被国内一项项具体的活动，替代了。

　　1911年出乡关到长沙，1921年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在这10年间，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怀揣着爱国赤子之心，不懈地磨炼和提高自己，从韶山到长沙，从长沙又走向全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辉煌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