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

2024-05-30
作者: 朱佳木 来源: 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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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创新和突破的,也是我们党和老一辈革命家长期探索和实践所开辟的,而带领我们党开辟这条道路的开创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毛泽东从国情和时代出发,引领中国成功走上了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又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接着抓住历史机遇,引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由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提前转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又在这个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领中国逐步走上了带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毛泽东解答了有关如何建设带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形成了系统思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和人民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为后来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创新和突破的,也是我们党和老一辈革命家长期探索和实践所开辟的。而带领我们党开辟这条道路的开创者,无疑是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毛泽东。

  一、毛泽东从国情和时代出发,引领中国成功走上了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又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根本不同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另一方面也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共和国最终“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一定历史时期内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对于后者,只能采用第三种形式,即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理论,是毛泽东首先系统提出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工业化问题便同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问题捆绑在一起,成为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除了代表地主阶级最腐朽力量的顽固派之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登场的几乎一切政治派别,都主张在中国兴办工业,实现工业化。但怎样才能使中国实现工业化,不同派别的看法就大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先彻底反帝反封建,扫除工业化道路上的“拦路虎”,并提出了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毛泽东将这些主张加以系统化,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理论。

  对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毛泽东都给予过最清晰最深刻最完整的回答。

  1.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为中国工业化而奋斗?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本来是资产阶级要完成的任务,而在中国却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担负。个中原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的上层,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帝国主义的仆从,是和它们相互勾结,出卖中国利益、阻挠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中层,即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具有妥协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具有动摇性,解决不了资产阶级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下层,即小资产阶级,其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同盟军,但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到了紧要关头往往会对革命产生怀疑,变得消极。所以,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开辟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2.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也作了深入分析。

  首先,毛泽东阐释了中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不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允许的道理。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其次,毛泽东阐释了中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也不为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的道理。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下,即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要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要么站在反帝国主义一边,变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3. 为什么中国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关于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大力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十分明确的,也是十分坚定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对党内一些同志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主张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给予过无情的批判,指出这是一种“民粹派”思想。在1944年8月致博古的信中,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的七大上,他更加鲜明地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4月晋绥干部会议上,他又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在同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同在1948年,经党中央审定,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其中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这一文件,显然也是在毛泽东上述思想指导下制定的。

  既然革命成功后中国要着重发展工业、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什么不能一下子通过社会主义的办法,而要先实行新民主主义呢?对此,毛泽东回答说,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客观上不具备条件,所以需要先利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发展国民经济,为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和物资。他在1939年说:“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他在1945年解释我们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一定条件下还提倡发展它时又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就是说,“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正是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他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4. 什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将帝国主义者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和企业收归国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二是尽可能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三是对资本主义企业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加以限制,并调节劳资矛盾。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民主主义的工商业政策与孙中山的主张是大体一致的,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但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即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这个国家里,“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必然受到资产阶级尤其大企业主,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指出的这一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区,尤其东北解放区已经实行。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在实际上,就是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思想,用临时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又强调,实行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

  对于走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党是十分真诚和十分认真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稳定金融物价、统一财经,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但市场发生商品滞销并跌价,银行货币存款大增,贷不出去,致使部分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仅1950年1月至4月,全国14个大城市就有近3000家私营工厂倒闭。毛泽东在那一年三四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根据毛泽东关于调整公私企业关系的指示,中央财经领导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扩大政府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降低部分工业品税率,提高工商业所得税起征点,停发第二期公债,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额,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等等,从而缓解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1951年同1950年相比,私营工业户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工商业者反映,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中得到的利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

  当时我国私营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所以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鼓励发展私营工业,实际上就是要重点发展轻工业。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战略,是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目的是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和物资。对此,刘少奇在1950年的一份手稿中写道,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先恢复经济,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必要的国防工业;再以更大的力量建立重工业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以重工业为基础,大力发展轻工业和使农业生产机械化。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而没有资金,没有数百亿银元的资金投资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那就不要想加快我们的工业化。”1951年5月,他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又指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开始还是要搞一些轻工业。因为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的资本”。“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大量地进行重工业建设。”他还说,经过10年经济建设计划,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两个月后,他对马列学院的第一班学员发表了著名的《春耦斋讲话》,当讲到上述经济建设步骤设想时更加明确地指出:“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到那时看情形怎样,或再搞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是与对工业化战略的选择统一起来考虑的。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重点是发展农业、轻工业;当要重点发展重工业时,就要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如果没有意外,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这条路,本来会按照毛泽东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刘少奇说的“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的设想走下去。然而,1952年八九月份,情况发生了变化。

  二、毛泽东抓住历史机遇,引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由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提前转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派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出兵侵略朝鲜,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对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直接威胁。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决策,组织志愿军抗美援朝,并通过两个战役,在同年底就将美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然而,中美双方在军事装备、后勤支援上毕竟悬殊太大,这突显了我国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国防工业的紧迫性。中国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对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反复比较,一致认为“一五”计划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点,突显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然而,新中国要想在一缺资金、二缺物资、三缺技术和人才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如果没有先进工业国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这种工业国不可能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所以,能否得到苏联对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的援助,成为我国能否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的关键。

  1952年8月,党中央派周恩来、陈云等人前往苏联,就此进行商谈,得到斯大林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包括从资源勘察和工业设备设计制造到无偿提供技术资料,从派遣专家到培养留学生等各个方面。这表明,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有了必要性、紧迫性,而且有了可能性。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陈云回国的当晚,立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只有两个议题,一是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正是在那个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就是说,他把过去先用较长时间搞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的方针,改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写道:“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陈云访苏情况汇报和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上,会提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主张?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它恰恰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一五”计划建设和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说明,正是我国安全形势面临严峻局面,促使我们考虑提前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正是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五”计划建设,促使我们决定立即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正是上述这些客观情况反映到毛泽东头脑中,促使他敏锐察觉到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弥补百年差距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须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即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法抓住这个机遇。而这就不能不将原来关于实行较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的设想,改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为什么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的“一五”计划建设,就必须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是因为,从总体上讲,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比苏联开始实施“一五”计划时更加薄弱。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尽管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顺利完成,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都有较快增长,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已全面开展,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激化了阶级矛盾,抗美援朝战争战局已趋于平稳,但这一切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物资和人才仍然极度匮乏的状况。据统计,1950年和1952年相比较,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33.2%和43.1%,财政收入分别为62.17亿元和173.94亿元,粮食产量分别为1.32亿吨和1.64亿吨,钢产量分别为61万吨和135万吨,在校大学生分别为13.7万人和19.1万人。可见,我国1952年的资金、物资、人才条件与1950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虽然答应对中国的“一五”计划建设给予全面援助,但资金、物资缺乏的问题仍然主要靠我们自己解决。就是说,要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不仅需要我们提高积累率,让轻工业企业向国家多缴利税,让农业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可供出口换汇的农副产品;而且需要我们把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集中起来使用。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要使计划行得通,就不能不将农民的个体经营变为集体经营,城市工商业的私人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或合作社经营。也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这个道理,毛泽东在1953年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比喻为“一体两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从工业化的战略上讲,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农业、轻工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因此,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过渡碰到的问题之艰巨和复杂,与过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问题,也是由毛泽东领导全党逐一加以解决的。

  比如,关于从1953年起进行计划经济建设,就是毛泽东在1951年2月关于“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指示中首先提出的;关于五年计划的编制准备工作,也是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陈云等6人组成领导小组,在1952年底前编好的。他在1951年底说:“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对于报送给他的五年计划的每一稿,他都是逐字逐句地加以批改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五年计划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目标,也是在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下确定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当他说到今后经济恢复和发展时就曾指出:我国“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一五”计划的工业项目安排,就是从系统布局出发,按照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的要求制定的。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针对党的八大上的一个提法指出:“我们八大第一次会议曾说,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可见,工业化要建立在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上的这一观念,在他头脑里不仅是始终明确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分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有明确的工业化建设目标,有围绕这个目标的计划、规划,有一代接一代为实现计划、规划的不懈努力,是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制造业大国的重要原因。

  再比如,对于解决农业尤其粮食生产和供应跟不上工业化建设速度的问题,毛泽东一方面从当时的实际条件出发,大力抓农业合作化,通过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办法,增强生产力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使农业总产值从1952年到1956年增长了20.5%,平均每年增长5.1%;另一方面,支持陈云提出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从而解决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带来的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和粮食供销缺口之间的矛盾。

  又比如,对于解决私营工业企业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转变、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的问题,毛泽东的总体思路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即通过许多中间环节,把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纳入社会主义经济。首先,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形式,把私营工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然后,实行公私合营,国家向企业投资,派干部以公权代表身份负责企业的领导和管理,资本家参加管理,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国家税收、公积金、职工福利、资本家个人所得大体各占四分之一,使企业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最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对原私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定息、人事安排、企业改造;资本家按照股额每年领取固定5%的股息(俗称定息),企业则变成全民所有制,由国营专业公司领导,对设备、资金、技术、劳力进行统一调配,合理使用;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凡能工作的一律安排工作。到1956年,占全部工业产值99.6%的私营工业企业已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那一年,毛泽东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1980年,邓小平在评述新中国头7年的成绩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毛泽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领中国逐步走上了带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旧中国仅有的一点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轻纺业和面粉业,不仅没有给新中国留下多少像样的重工业,也没有留下多少从事重工业的管理、技术人才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仅要接受苏联的援助,而且要向已取得工业化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

  1953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到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经验不够时说:“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又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1962年,他在回顾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时还说道:“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然而,这种情况在1956年发生了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标志,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发表。《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的实际上就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经验、不要照抄照搬的问题;另外的九个关系中的五个,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针对苏联的教训,强调要进行符合自己国情、带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在此后的日子里,对这些关系又作了许多新的探索,总结出许多新的经验;并且不断扩大探索的范围,总结出了其他许多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经验。特别是1957年以后,他逐渐将工业化的提法改为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以及国防现代化,直至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从此,毛泽东又对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解答了有关如何建设带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形成了系统思想。这些思想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十个要点。

  1. 要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国外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

  毛泽东在1956年审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指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他在1957年《正处》一文中又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他总结说:“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此后,在他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都按照这条方针去做,终于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带有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2. 要用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苏联和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是不大成功的。比如,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东欧一些国家由于缺少轻工业产品尤其消费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在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并没有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此,“一五”计划期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基本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民生日用的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总体稳定。但是,既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在投资上总会受到一些影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后来的事实说明,我国经济的每次大的起伏,都与急于发展重工业而忽略农业和轻工业有关。可见,毛泽东的这一提醒的确很有必要,是非常英明的。

  由于经济出现过波折,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安排投资上“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等主张。他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毫不动摇,但“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他还说:“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

  3. 要在工业布局上使沿海与内地工业逐步平衡

  旧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一五”计划建设将限额以上的工业项目大部分放到了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到1957年,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已分别由39%和29%上升至49.7%和32%,初步改变了工业过分偏重沿海的状况,有力地促进了资源的节约和地区间的合理发展,也十分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国防安全。

  20世纪60年代中期,鉴于我国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安全均受到威胁,毛泽东决定将“三五”计划原定以解决“吃穿用”问题为重点,改为以“备战”为重点,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将沿海工业的相当部分迁往中国中西部腹地。据统计,1966年—1976年的十年间,全国共内迁项目380个、职工14.5万人、设备3.8万余台,11个三线省区共投资1173.41亿元。到1978年,中西部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到了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4倍,职工人数由300多万增加到1000多万。这一决策使我国西南、西北地区逐步建成了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基地,德阳东方、天水海林等机械制造工业基地,绵阳、都匀等电子工业基地,川、贵、陕等航空工业基地,葛洲坝、刘家峡、龙羊峡等水电站,成昆、襄渝、湘黔、枝柳、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以及攀枝花、绵阳、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梓潼、西昌等6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形成了西南机械工业基地、华中机械工业中心和汉中、天水、银川、西宁等一批各具特点的工业中心,为改革开放后实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4. 要通过加强经济建设的办法增强国防工业的实力

  毛泽东十分重视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初将过去重点发展轻工业转变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加快建设现代国防工业,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但是,我国当时的经济还十分薄弱,这就涉及有限资金的投资是更多地投给经济部门,还是更多地投给军工部门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军政费用占全部财政预算支出的30%,比重太大,要在“二五”计划期间降到20%左右,以便抽出更多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后来,我国除了特殊时期,一般情况下在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基本都是遵循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原则。

  5. 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做到共同富裕

  毛泽东曾从两个角度讲到统筹兼顾的原则:一要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要兼顾公私关系;二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兼顾各种利益群体间的关系。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顾一头,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他说:“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他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也与苏联工业化建设中的教训有关。他说:苏联对农产品“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没有采取这种政策,农业税历来较低,且采取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办法;统购农产品的价格正常,且采取逐步增长的办法。“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我国人口与世界各国相比最多,为什么就要统筹兼顾呢?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只需遵循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就行了,而我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决定了不能不考虑我国人口众多这个实际。另外,唯物辩证法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是量变与质变的转化,即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质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陈云在题为《经济建设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针对一些同志想学习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依靠借外债搞现代化的想法曾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可见,人口众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区别于其他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一大特点。

  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一个出发点和内涵是共同富裕。毛泽东说:“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平均主义,无论单位之间还是个人之间,收入都应当根据劳动效益、贡献大小而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又不能过分悬殊,他说:“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工资问题时说:“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富,而要共同富裕。他在“三大改造”期间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

  6. 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提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与苏联不同的另一个特点,即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具体讲到中央各部门对下指挥的问题,指出:“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

  与此相关还有两个关系,即地方的上下级关系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对这些关系也要处理好。他说:“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关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他在1959年又说:“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都证明,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原则,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一些国外的观察家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搞得这么轰轰烈烈、速度这么快,与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7. 要靠增产节约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

  在世界各国,搞生产、搞建设提出增产是普遍的,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很少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既提增产又提节约。这主要是因为,搞工业化,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金要么作为战争赔款赔给了帝国主义国家,要么被那些国家从中国搜刮掠夺走了,留给新中国的微乎其微。所以,要为中国工业化积累资金,除了增加生产外,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曾形容中国“底子薄”,还说中国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他指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他强调:“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他甚至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把勤俭作为“建国的方针”。实践说明,我国之所以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用4个五年计划建设就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仅用11个五年计划建设就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与这一原则和方针的长期贯彻也是分不开的。

  8. 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制定的另一条原则。之所以定这样一个原则,与我国人多地大的国情有关,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经验教训也有关。因为人多地大,一方面,不可能依赖别国把自己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另一方面,有足够多的人力和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完全有可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面貌。另外,正因为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完全听从外国党的指挥而吃过亏,所以更加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依靠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不过,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说要搞闭关主义,拒绝同愿意和我国平等交往的国家通商交流,反对国外援助,相反,他主张要尽可能争取同外国通商,争取外援和国外投资。在党的七大上他说过的一句话,新版本中没有而在老版本中有,即“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完全符合我国人多地大的实际,也有利于在遇到外国对我们禁运、封锁、断绝援助时从容应对。

  对于禁运、封锁,毛泽东曾指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正如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针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所说的:“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20世纪60年代,他针对苏联撤专家、撕合同又说:“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新中国的历史说明,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就是在断断续续的封锁、禁运中进行的。而且,说来奇怪,技术越是被封锁的,我们突破得越快;不封锁的,有些掌握起来反而慢。

  9. 既要有计划按比例讲平衡,又要密切干群关系、发动群众运动

  我国在为工业化打基础的年代,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决定了有关部门制定计划时,必须力求反映客观经济规律,使经济按比例地平衡发展。对此,毛泽东是给予肯定的。他说:“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同时,他又指出:“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因此,经济要波浪式发展,要发动群众,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加快建设速度。而要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改进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使干部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而且“我们做了很多文章”。例如,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笔者注),等等。他认为:“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写道:“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不过,对于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毛泽东的思想也一度出现偏颇的一面。比如,他曾针对主张按部就班发展经济的思想批评道:“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然而,当他发现一些问题后也曾指出:“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毛泽东提出在生产关系中不仅要重视所有制,也要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要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平等待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0. 要尊重价值法则和物质利益原则,也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提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发扬社会主义精神

  毛泽东十分重视价值法则,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一向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注意解决群众的一切实际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出发,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觉悟的提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

  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和个人利益的偏向,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指苏联——笔者注)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他还针对这本教科书中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消费如公共文化福利事业的现象,指出: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现在城乡居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善,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而要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把“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要求在全党全社会加以提倡。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为此,他大力推动向雷锋、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学习,积极倡导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风尚。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抓思想政治工作,抓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目的同样是为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纠正过分看重物质利益、个人利益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人的思想觉悟提高的偏向时,毛泽东也一度产生过另一种偏向。但无论怎样,他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仅仅靠物质利益原则,不能用个人利益至上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观点,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观点,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是他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纵观毛泽东对中国式工业化探索和实践的一生,其中虽然有过曲折和弯路,但总体而言是成功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仅用27年时间,就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他接手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烂摊子时,中国还不能生产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而当他逝世时,中国不仅能够制造这些东西,而且造出了火车的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万吨轮船、万吨水压机、几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还造出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我国人口由5亿多增长到9亿多,而人均粮食的拥有量却由418斤增加到615斤。1952年至1980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26倍多。1949年与1979年相比,我国钢产量由相差美国438倍变为相差其3.6倍,由相差英国13倍变为反超其60%,由相差印度4倍变为反超其1倍;发电量由相差美国80倍变为相差其9倍,由相差英国13倍变为反超其17%;铁路营运里程由相差印度3万公里变为相差其1万公里。另外,在那个时期,我国石油产量由12万吨增加到1亿吨,公路由8万公里增加到88万公里。所有这些建设成就,都为后来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物质基础。

  只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五大特征的论述,回顾毛泽东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历程,我们便不难看出,毛泽东所开创的道路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征,虽然当时没有这种提法,但他提倡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防沙治沙、改良土壤,推动水力发电,实质也是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者和推进者是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集大成者和这条道路拓展的引领者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就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力争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毛泽东文集》第6、7、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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