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远见！毛泽东如何评析和应对杜勒斯“和平演变”策略

　　【毛主席在庐山（摄影：李进）1959年7月】

　　“和平演变”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由美国国会议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说：

　　“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演说，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

　　“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了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公开地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是，第一次——在联合国宪章下——决定致力于以法律和正义作为武力的明确的和重要的替代物……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单靠消除暴力是不可能保证世界秩序的，还必须要有从而显示正义的和平转变的过程”。

　　同年12月，美国政要肯尼迪也公开说，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甚至批评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解放”战略缺乏具体的措施，是一些“空话”。并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1961年，肯尼迪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久，就立即炮制了煊赫一时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一）

　　谨防“糖衣炮弹”

　　早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中心城市并领导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为此，毛泽东及时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他指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二）

　　“永保资本统治”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演说后，新华社2月2日编印了《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的报道。毛泽东阅后批语：

　　“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

　　（三）

　　“和平转变谁呢？”

　　1959年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

　　讨论国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拿出了三个杜勒斯讲话的文件[1]。他说：

　　找出了杜勒斯几个文件。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1959年5月24日去世）。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是杜勒斯的演说，你们看一看。

　　（四）

　　“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

　　1959年1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谈到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时，他说，

　　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懂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

　　（五）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

　　1962年8月1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

　　在罗瑞卿谈到美国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

　　一代不如一代嘛！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

　　（六）

　　“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3年5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为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一个1300多字的“浙江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其中写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2]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做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七）

　　“此人较爽直”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理富尔。

　　谈到杜勒斯时，毛泽东说：

　　此人较爽直，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只是一面派，不是两面派。杜勒斯比其他人好些，他坚决反对我们，但公开讲。

　　（八）

　　“我们要准备后事”

　　1964年，中苏论战正酣，毛泽东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预言” 。

　　7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中苏论战“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修改稿。他谈到：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正式向全国公开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文章指出：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文章还把苏联的赫鲁晓夫当成反面教员，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最后，文章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九）

　　“防止和平演变的十五条办法”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文章指出：“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十五条办法：

　　一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五是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六是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九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十是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十一是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十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

　　十三是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十四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十五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注释：

　　[1] 指杜勒斯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3篇讲话，即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2] 这段话为毛泽东《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也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的引语，并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摘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