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争论让梁漱溟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
1938年梁漱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交流。梁漱溟将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推荐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是错误的。毛泽东对《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批注并与梁漱溟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两人彻夜长谈，却互相没有说服对方。虽然是争论，但是毛泽东却使梁漱溟感到如沐春风。临别之际，毛泽东亦通过荐书这一方式巧妙地点出了梁漱溟的错误之处，促进了其认知上的改变。这堪称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
梁漱溟给毛泽东推荐《乡村建设理论》
为解决中国乡村的问题，梁漱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在广东、河南、山东进行了三次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对于自己乡村建设实践自视甚高，认为乡村建设不仅在于建设乡村，而且意在重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在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梁漱溟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写就了《乡村建设理论》。据梁漱溟自序：“该书(《乡村建设理论》)主要思想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冬，而最终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此书可谓饱含梁漱溟的心血。他对自己的这本理论著作同样自视甚高，将此书的副标题取名为《中国命运之前途》。 日本入侵山东标志着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
梁漱溟对抗日的前景感到悲观。为此，梁漱溟前往延安向中共领袖讨教中国的命运前途的问题。毛泽东亲切接待了梁漱溟，在耐心听完梁漱溟的叙述后，给出了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答案。梁漱溟对此心悦诚服。第一次长谈结束后，梁漱溟送给了毛泽东自己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希望下次讨论这本书。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分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两个部分。他认为中国存在着文化失调的问题，其解决方式就是通过乡村建设创造新文化。具体措施即“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这个是指在乡约里面所谓患难相恤，水火、盗贼等等而言。我们是不等到患难来了再去相恤，我们要进一步来作。譬如贫乏问题，是中国人的大问题，我们就要大家合作生产，合作运销。不要单是消极的周济贫乏，我们要积极的使其不贫乏;这个意思当然与乡约的原意是相合的，不冲突。乡约只是嫌消极一点，我们则要变为积极，添一种积极的意味进去，不等到事情临头再行补救;顶好是不让他发生事情。譬如我们成立健全的自卫组织，不让他有盗贼，变水患的救济为水利的兴办，这都是乡约中应有之义。本来在乡约中对于各种事情，也都照顾很周到——如患难相恤中之七项，不过所差的只是一点(消极);我们则是把消极的相顾恤，变为积极的有所进行。中国古人对于生活的方法上，不大十分讲求进步，如：有手推车、牛马车，即可不再讲求汽车、火车，这种态度在乡约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则是把他改为积极，在积极的进行中即包含了讲求进步之意;因为积极进行就是讲求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