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毛主席是如何在防微杜渐中避免杞人忧天的？
论国家安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国家安全哲学的系列思考
江涌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1]国家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但是也有一种主观感受,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安全与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安全存在与风险威胁紧密相关,而风险威胁有客观性一面,也有主观性另一面,涉及形形色色的安全主体,但是主要是执政当局。作为主要主体的执政当局对相关风险威胁要进行识别,识别风险威胁的有无、大小、轻重与缓急,要深入细致地研判而后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安全的主观性时常表现得比客观性更为复杂,有时也更为突出和重要。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
“做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这是毛主席所主张的一种重要思维与工作方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由于实行正确的战略与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3万人的基础上获得了极大发展，“截至1944年11月，有了65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200多万民兵，有了9千万被解放的人民”。[2]到1945年国际局势逐渐明朗，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指日可待，是年3月，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将战线推进到琉球群岛并扑向日本本土。正是在形势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的情形下，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会议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气氛。但是，毛主席还是“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3]，因为和国民党力量相比，“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4]，“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5]
毛主席告诫全党，要准备困难，而且是极大的困难，他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把近乎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都列举出来，呈现在全党面前，“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6]这是一类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一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更是一种有效应对、克服困难的方法。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还是如此。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文所列举的十七条困难以及相对应的解困方法，应当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经典文献材料。相关可能出现的困难都考虑到了，都有了有效应对措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么可能性风险就不会转化成现实性危机，安全就有了切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