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及时觉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连写六篇《党内通信》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在1958年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1959年3月9日至5月2日，为了尽快实现纠“左”的目的，毛泽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写了六篇《党内通信》。这六篇《通信》，特别是第五篇，对于纠正当时党内盛行的“左”倾错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长远影响。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多次召开会议
1957年冬季的全国农村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随着“大跃进”的兴起，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也在向大型化演变。4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对这种试办中的大型合作社，即发展到后来的人民公社持积极态度。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这种新组织形式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慎重。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参观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说道：“人民公社名字好。”但没想到这句话后来被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发到了《人民日报》上。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摄影师的侯波回忆，8月13日，看到了这则消息后，“毛泽东吃了一惊，失声叫了起来：哎呀！糟糕，给捅出去了，事先还没经过讨论，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他告诉秘书，以后再也不能让新闻记者跟着了。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在小范围解释说：这个话是我讲的，但那是在参观中针对七里营人民公社讲的。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同志，现在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徐肖冰侯波李蒙《毛泽东之路》第488页-489页）
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是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农村中的一站。这次视察是实地调研农村情况，为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准备。当时凡是看到农村热火朝天的情景的中央领导人，地方各级领导人，无不感到精神振奋，正如邓小平1980年所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因此，8月29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
◆毛泽东在七里营公社视察。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1981年7月1日发表的《崇敬和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说：“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纠正的。在他的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在这年十一月初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下半月开了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五月开了上海会议……”
公社化这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所引出的问题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从1958年10月初起，毛泽东通过派人赴农村调查，召集天津和河北省市地县的负责人听取汇报，了解到人民公社出现的一些混乱的思想。毛泽东在与有关负责人谈话时重点谈到“浮夸风”“共产风”和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关于“浮夸风”，毛泽东强调：“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毛泽东指示：“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批评基层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已经觉察到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一路上，不断召集各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他在调研中已经察觉到，在公社化中冒出的一大堆混乱思想，发展下去后果难以预料，需要对那些持有诸如“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等观点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让大家冷静下来。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错误思想倾向，为接下来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做准备。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兴起给予极高评价，同时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决议》确认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今后无论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决议》还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这些规定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汉主持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相继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尽管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多次强调，“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等等，但解放后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趋势有巨大的惯性，使得大家一下子难以冷静下来，“共产风”仍然很猛。毛泽东决定从公社所有制的分级问题入手，调整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纠正“共产风”。
因势利导以《党内通信》方式指导各级干部纠“左”
尽管六中全会《决议》高度肯定了人民公社，但总的来说，毛泽东还是把它作为一种探索。早在1958年10月26日，他就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灾难。”（吴冷西：《忆毛泽东》第95页）谈完话后，毛泽东派吴冷西和毛泽东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各带几个人下农村去搞调研。
1958年农业获得丰收。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就把人民公社作为“一个大问题”来思考的毛泽东发现，不少农产品却不能按时完成收购任务，“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肥皂，什么东西都缺。”对此，毛泽东感到既忧心又困惑。在1959年1月底2月初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会上，毛泽东坦言道：“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1959年2月12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道：“人民公社也还要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者巩固下去，或者崩溃，部分崩溃是难免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86页，以下简称《年谱》）
◆1958年，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到河南锻炼的干部们亲切交谈。
2月15日，毛泽东看到了广东省委转发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十分严重。广东省委1月31日转发的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年谱》第591-593页）
关于瞒报，早在1958年11月21日，武昌会议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就指出：“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在看完广东的报告后，批示：“即送刘、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越好。另印如前示。”22日，毛泽东对指示稿进行少量修改后定稿，拟题为《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月下旬，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研，发现不少生产队瞒报私分，而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广东报告的现象一样，与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有直接关系。毛泽东认为：“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1958年，毛泽东在河北徐水调查。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后来的情况证明，当时在农村中确实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的还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但毛泽东在调研“瞒产私分”的过程中，提出要解决公社所有制分级问题，对纠“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关于所有制分级问题的观点在会上没有马上被一些同志接受。他多次召集会议，做说服工作。他反复强调所有制、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主动作自我批评。在3月5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年谱》第622页）最后会议确定了整顿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的基本政策。
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一传达，立即得到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接到上面的开会通知，开始以为又是反瞒产、搞整风，因而情绪不高，甚至心存抵触。有的地方只派几个代表参加，还有的干脆不到会。听了传达之后，许多人恍然大悟，顿时情绪高涨，不等会议结束，便纷纷打电话将会议情况通报本地。结果，不仅未到会的人立即赴会，而且有些没有通知到会的基层干部还自带背包干粮上省城，主动要求参加会议。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专列上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
在落实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毛泽东因势利导，以《党内通信》的方式，密切关注各地提出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第一篇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刚结束后的1959年3月9日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通信》强调召开各级传达会的必要性以及对会议应如何召开作具体指导。信末写道：“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第二篇《通信》写于1959年3月15日，也是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公社体制中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因为当时各省市区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后，对于把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意见不一。毛泽东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所以写了这封信。毛泽东强调：“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两天后，毛泽东在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篇《通信》中，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是毛泽东考虑的一个更进一步纠正在人民公社体制方面的“左”倾错误的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年后，经毛泽东的极力主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试点，终于确立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使纠“左”收到了更大的效果，并形成了实行近20年的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毛泽东1959年的纠“左”只到庐山会议前期，但此后在基本核算单位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注意防“左”。1975年8月14日，陈永贵根据昔阳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向毛泽东提出在全国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建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非常慎重。9月3日，他对陈永贵的建议作出批语，要求印发政治局同志，并讨论一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64页）9月13日至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期间讨论了陈永贵的建议，座谈会未取得一致意见。最后毛泽东没有采纳陈永贵的建议，避免了一次“左”的失误，保证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篇《通信》是1959年3月29日写给省市区党委书记及中央各部委党的负责人的，是六篇《通信》中唯一一篇指导城市工作和工矿企业工作的《通信》，但其主要内容对农村同样适用。这封信主要讲的是“上层基层，夹攻中层”问题。毛泽东认为在中央层和基层群众中，有一个中层，这个中层“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这封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第六篇《通信》是1959年5月2日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这篇是转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4月13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的公社工作情况及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指出，昌黎县公社在大搞春耕播种中农民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未克服平均主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昌黎县的问题“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第五篇《党内通信》的重要影响力
八届七中全会后，春荒缺粮的报告陆续上报到中央。针对“大跃进”以来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为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最具影响力的著名的《党内通信》。与其他五篇《通信》只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同的是，本篇从给省级一直写到生产小队一级的干部，并通过他们传达给广大群众。这是六篇中唯一一篇一直写给基层干部的《通信》。
◆1959年4月，毛泽东来到天津武清县豆张庄麦地，俯身察看小麦的长势。
毛泽东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切中时弊地谈到农业方面的六个关键问题，包括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等。关于包产，他说：生产队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吹牛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关于密植，他说：有些人说越密越好，不对，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关于解决粮食问题，他指出：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是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毛泽东改变了对1958年把粮食产量估计过高而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强调说：少种、高产、多收是个远景计划，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第五是机械化问题，他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最后一点着重谈讲真话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最后强调，“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关于毛泽东这封信在当时的影响，从逄先知在追述田家英当时在四川农村调查活动时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他写道：1959年4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18个问题》的规定。
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这也是毛泽东在第四封信中指出的“中层”问题--笔者）。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这封信发表后曾一直作为农村工作的主要指导文件。1964年2月26日，浙江省委发出《关于重印毛主席“党内通信”的通知》。《通知》写道：“各地（市）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同志们：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给同志们的‘党内通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绝大地区由于认真执行了主席的六条指示，计划比较符合实际，生产措施比较落实，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达到了增产的目的。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把毛主席的指导思想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现再次把它印发给你们。”
这篇《党内通信》影响力之大，至今仍能时常感觉到。其中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论断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并很快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农村发展指南，对推进农业现代化事业起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列宁在1920年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拖拉机是彻底打破旧耕作习惯和扩大耕地的最重要的手段。”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指出：“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五篇《党内通信》后不久，1959年8月，国家农业机械部成立，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引起全国热议。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当年毛泽东选定厂址的中国一拖集团的董事长赵剡水在接受央媒采访时说：“毛主席在1959年说过一句话，‘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中国第一台自己的拖拉机，是我们1958年7月20日制造出来的。”2020年3月，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份湖南省的《湖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标题是：《抓住农业机械化这个“牛鼻子”》。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前提就是提升农机普及率和使用率。”“只要我们牢牢抓住农业机械化这个‘牛鼻子’，就能在春天播撒更多希望的种子，在秋天收获更多沉甸甸的果实。”
◆1959年，毛泽东视察河北邯郸时与正在田间摘棉花的劳动者合影。
二是要始终警惕工作中的“一吹二压三许愿”现象。党的十八大以后，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提出要突出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收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效果。在此期间，一些党建学者重温毛泽东的《党内通信》，深受启发。2013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发署名文章，该文指出：“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领导干部‘照镜子’和‘正衣冠’，要照一照自己有没有‘吹’的影子和‘压’的行为，要正一正自己有没有胡乱挥舞‘许愿’的指挥棒。”“毛泽东撰写《党内通信》时，其威望如日中天，但他在信中没有颐指气使的口吻，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训示，有的只是实事求是的冷静。”“这就是毛泽东的谦逊和冷静，这就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反对‘一吹二压三许愿’的原因所在。今天，领导干部仍需要认真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