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毛泽东为何推荐《触龙说赵太后》？
据《毛泽东年谱》，1967年4月中旬，毛泽东同意向党的高层干部推荐西汉史书《战国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并加上批语：[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泽东为什么要向高层领导干部推荐这样一篇古文呢？
原文较长，且多数网友可能对古言文不太熟悉，故将其放在后面的附录里，有兴趣的朋友可自己去阅读。好在毛泽东把他对此文的关注点已经点明，即“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君子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及其带来的福泽，最多延续五代，就会消耗殆尽。这跟民间俗语“富不过三代”有相近的意思。那篇古文中说，诸侯国君到子孙一代就完蛋了，原因就在于他们占有高的地位而没有功勋，享有丰厚的俸禄而没有劳绩，占有财富太多的缘故；并由此指出当政者对子女的溺爱其实是害了他们。
翻开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倚仗家庭权势作威作福的现象几乎是社会常态，“高衙内”、“八旗子弟”就是人们对这类纨绔子弟的典型称呼。一个又一个朝代的覆灭，大都由于先王励精图治打下的天下衰败于昏庸腐败的后继子孙手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翻开了史无前例的新的历史篇章。然而对于从具有千年封建传统的旧中国脱胎出来的新政权，能否避免旧传统的影响，毛泽东是抱有极大的警惕的。早在刚解放的1952年，毛泽东就反对设立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他把这种学校称为“贵族学校”。现实情况确实如毛泽东所担心的，在干部子弟中，比父母官大，比特殊待遇等情况普遍存在。到1959年，毛泽东向全党郑重地提出警告：“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泽东自己身体力行，他对子女不准搞特殊化的严格要求，在某些干部子女眼里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在涉及子女问题时，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谁叫他(她)是毛泽东的儿子(女儿)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非但不允许对他的子女有丝毫的特殊照顾，而且还要比一般人的子女要求更严格。
如果说毛泽东对自己的战友大多采取规劝的态度，那么他在自己子女前面就直白地袒露了对干部子女特殊化的严重担忧。他的女儿李敏对父亲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爸爸曾一再对我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见李敏所写的《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坦言，很长时间她都对这句话难以理解。是“一大灾难”啊！真是振聋发聩，令人震撼，有这么严重吗？
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一部分高干子女以出身的优越感，组织了排斥其他出身的同学的特别队伍，在“革命”的名义下，搞了随意抄家打人等严重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行动，毛泽东在相关材料上写上批语：干部子弟“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这个批语就是写于他推荐《触詟说赵太后》后不久（1967年5月28日，见《毛泽东年谱》）。稍早一些的67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旨在稳定局面的《中央军委命令》中特地加上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联系前后的时事背景，就更容易理解毛泽东用那个历史故事告诫高层领导干部的良苦用心了。
毛泽东对干部子女问题的高度关注，出于他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途的深层次思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领导人中最早注意到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和平演变”策略的。他在1959年一个高层会议上，拿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几个文件，要大家注意杜勒斯提出的“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在此之后他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1964年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说：“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联系到毛泽东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以体会到，对于革命前辈开创的事业毁于后代之手的现实可能性，毛泽东是深怀担忧的。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他后来不辞劳苦地多次接见全国来京的百万青年学生。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对苏共和苏联社会变化的观察使毛泽东对这种“和平演变”有了具体的图景。这种演变并非已被推翻了的旧的剥削阶级夺回政权的复辟，而是新的特权阶层的产生，而这种特权阶层主要是在苏共党内利用执掌的权力而逐渐滋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亲自主持撰写的“九评”中是这样描述的：“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毛泽东也注意到，在这个特权阶层的形成过程中，干部子女的“世袭”特殊化起着阶层固化的作用。
苏共的演变成为一面镜子，促使毛泽东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曾经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毛泽东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出人意料地重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令很多人不解，还成为他身后一段时间受到批评的主要议点。而在当时，有相当多的党内干部只是机械地理解毛泽东的意思，绷紧了对原有剥削阶级分子的“阶级斗争的弦”，却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真正要全党“千万不要忘记”的是——不要重蹈苏共的覆辙：资本主义复辟的真正危险来自新生的特权阶层。直到后来有70多年历史的苏共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的严酷事实摆在眼前，才使一些老干部猛然醒悟。
客观地说，由于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不断告诫，一再整治官僚主义，他那个时代的党风和干部作风总体来说是可以称得上清正廉洁的，但已经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使得毛泽东对身后的中共能否永不变质心怀忧虑。他在临近生命终点时同周恩来所作的带有思想交底性质的彻夜长谈，充满了这种心绪。在他的思虑中，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揪心的问题。马克思说过，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但他所指的是按劳分配所造成的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平，这对于防止平均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有积极意义。但是，新中国并不是脱胎于一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一个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旧社会，在以“官本位”为特征的封建传统影响下，资产阶级法权在“按劳分配”的掩护下更多地带有“按等级分配”的性质，这就给特权阶层的产生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毛泽东对周恩来坦言：“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在存在“按等级分配”的现实情况下，如果纵容干部子弟倚仗父辈的权力与地位搞特殊化，就必然会形成具有“世袭”性质的特殊阶层。某些高干子女曾提出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直接宣扬“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血统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看来，毛泽东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实在是重锤击鼓式的中肯警告，而不是危言耸听。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附：《触龙说赵太后》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已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