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25岁——革命导师列宁诞辰148周年献礼

　　1894年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了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并经常给工人小组上课。

　　激流按

　　今天(4月22日)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148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激流网特别选编列宁创办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部分供大家学习。

　　1894年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了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并经常给工人小组上课。随后他又领导了彼得堡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小组。他同扎波罗热茨和斯塔尔科夫一起为工人小组制订一个学习大纲，从此工人小组的活动开展得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了。在彼得堡区，在瓦西里岛，在维堡区和在科尔皮诺镇组织了几个工人小组，要求派一些知识分子到这些小组去做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化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当时是公认的中心小组最出色的演说家。瓦西里岛的工人小组请他去那里作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各工人小组作报告的特点是：严肃、明确、周密，并且他的话好像是不容反驳的。参加会议的人都注意地听着他讲。

　　弗拉基米尔常常向工人们提出各种问题，如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厂里工人的政治态度如何?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工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在读些什幺书?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这些情况后，使自己讲演更有针对性。他向工人们讲解了他们还不了解的自己的权益。那时工人们还不会利用能够利用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他们身上就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足以摧毁妨碍他们得到美好未来的一切障碍，如果掌握了知识，他们就能独立自主地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摆脱奴隶状态等等。弗拉基米尔每次演讲的时间大约两个小时，但听众并不吃力，因为他把工人们原来不懂的东西都讲清楚了。把他的讲话同别的知识分子的讲话比较一下，就能明显地看出，他的讲话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周一次到工人小组中去。有的小组路很远，他也常去。他还经常主持中心小组会议，把当宣传员的知识分子分配到各小组去，向他们介绍这些小组的情况，告诉他们要讲些什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除了与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斗争之外，还必须同“经济派”作斗争。“经济派”这个派别否定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反对在工人群众中间进行政治斗争的鼓动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与此相反，他是要使工人们产生维护自己尊严的愿望，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联合和团结起来才能找到出路，认识到应当促进这种团结，而联合只能基于直接的可以看得到的需要的要求之上才有可能，这首先就是要反抗来自工厂主方面的压迫。例如号召他们起来反对过长的工作时间，反对用种种欺骗手段削减工资，号召他们要求在午膳时间供应开水，要求在星期六提前下班以便去洗澡，要求废除不合理的罚款，解雇盛气凌人的工头等等。这些号召是最无知、最不开展的工人都能理解的。当他们在这些日常需要的要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时，就学会了和衷共济、坚决一致地为保卫共同利益而斗争，这一斗争的成功则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而更加团结起来。头几次罢工的成功——提出的要求越低、越合理，就越容易得到满足，就能鼓舞并推动他们前进，这比任何鼓动更有力。生活条件获得改善也使他们有更大的可能和更多的机会从事学习，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接近工人群众时，都是从经济要求出发的。弗拉基米尔草拟的传单，也是指明了这个或那个工厂工人们提出的最迫切的要求，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用和平手段无法使工厂主答应满足工人的要求时，就提议举行罢工。一个企业罢工的胜利往往促使其他企业也采用这种斗争方式。那时是从人数不多的小组学习过渡到群众工作的时期，即从宣传过渡到鼓动的时期。弗拉基米尔积极主张进行这种过渡。对宣传和鼓动之间的区别，普列汉诺夫说得最清楚，他说：“宣传是给予一小群人许多观念，鼓动则是给予群众一个观念。”弗拉基米尔认为，最初接近极不开展的工人，应当从他们切身的经济要求入手，这是必要的，但是，这只能限于开始的阶段，至于政治觉悟，则应当从第一次谈话和散发第一批传单起就加以提高。

　　1895年列宁因参加“圣彼得堡为解放工人阶级而斗争”团体被捕后的警察局照片。

　　文化程度很低而又不开展的工人，把沙皇看作是第二个上帝，如果马上跟他们谈反对沙皇和现存制度，那只能马上把他们吓跑。但是，弗拉基米尔看出，整个日常生活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警察和宪兵作威作福，在工人同工厂主发生任何冲突时，他们必然为工厂主撑腰，当权者也是这样。因此，在传单和文章中每次都要提到这一点，要指出当地警察和宪兵扮演的角色，这样，已经逐渐引导的政治思想就会深入下去。弗拉基米尔在“新劳工法”刚刚公布时，就指出它有多少是为工人说话，有多少是为厂主说话的，指出俄国的立法是什么，维护谁的利益，这样的政治宣传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

　　1895年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叶·伊·斯庞蒂、季·莫·柯培尔宗等人分别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彼得堡召开会议，讨论由原来在小范围的小组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变为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问题，以及为工人出版通俗读物的同题。维尔诺和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建议只进行经鼓动，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接受政治口号的条件尚未成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的主张，提出并论证了把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结合起来的口号。

　　1894年秋天，彼得堡的警察密探机构在更大范围内同“令人头痛”的“秘密传单”打交道。这些传单尽管是用极简单的胶印机印成的，但它们正式从这个时侯起，十分引人注目地在彼得堡的主要工厂里传播开来。沙皇政府在工人争取纯经济福利的斗争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宣传鼓动中的政治口号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飞行集会，定期举行的五一集会，以及建立常设的写作机构，这些都是在实现鼓动口号所提出的任务时自然而然地会出现的事物。当然，革命者同老奸巨猾的警察机构所进行的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弗拉基米尔提出了进行鼓动的倡议，推动小组成员过渡到同工人群众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在这方面可能会招致更大的危险。弗拉基米尔要求在私人交往中避免知识分子常犯的那种自由散漫的毛病。有些人常常你来我往，并不是有正经事要办，而只不过是为了“开怀畅谈”一番，保密的方法也极为幼稚。当时的秘密活动是相当原始的，有的人只是由于私人友谊才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谨慎起见，小组成员都起了外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瓦·瓦·斯塔尔科夫叫“捷姆利亚尼卡”(维维)，扎波罗热茨叫“古楚尔”(古楚尔人)，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叫”苏斯利克“(黄鼠)，瓦涅也夫叫“米宁”(地雷)，米·亚·西尔文叫“波札尔斯基”(烈火)等等。宪兵始终没有弄清楚这些外号的真相。

　　列宁与“圣彼得堡为解放工人阶级而斗争”团体的成员在一起，1897年。

　　1895年过渡到“鼓动”阶段，组织扩大了，除了老同志的中心组之外，还发展了庞大的外围组织，即由宣传员、技术员、秘密书刊的保管员和传递员、联络员等组成的几个附属小组。弗拉基米尔提出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将组织成员按区分组;第二，严格划分每个成员的职责和在党内应尽的义务;第三，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相互往来;第四，任何私人通信都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喜欢写信的人，特别是喜欢往外省寄信的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用各种方法或明或暗地提到老相识，提到革命组织发展情况等等。弗拉基米尔还不断扩大自己和小组中的工作，他注意组织的成长，逐渐改组了组织，分出了中心工作组和写作组，并按区建立了分组。

　　弗拉基米尔按遵守现行法律为依据开展鼓动工作的精神，写了《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小册子，由民意社印刷。警察的监视加强了，伊里奇打算出国，以便同瑞士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组织——“劳动解放社”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为经常供应国内通俗的秘密书刊进行活动。复活节那天，同志们聚集在皇村西尔文的住宅，弗拉基米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并给同志们分配了在他万一被捕的情况下应该分担的任务。

　　1895年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肺炎，他以治病为由领取了出国护照，首先到了瑞士，在日内瓦拜访了“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普列汉诺夫，在苏黎世拜访了阿克雪里罗得。

　　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伊格纳托等人于1883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了“劳动解放社”。他们规定“劳动解放社”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把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最重要的著作以及适合不同修养程度的读者的原著译成俄文，用这种办法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二、批判在俄国革命者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并且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劳动居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解释俄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劳动解放社”的建立，成了在国外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思著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它把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俄文出版并运回国内发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离苏黎世不远的阿佛尔泰尔村住了一个星期，他们约定建立经常的联系，并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随后他从瑞士去法国，在巴黎拜访了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婿保·拉法格夫妇。尔后她又到了德国，在柏林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带着普列汉诺夫的信拜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威·李卜克内西。1895年9月19日，弗拉基米尔把在国外弄到的违禁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放在一只有夹层的皮箱里带回国。他本来考虑到警察对他的监视特别严密，不打算携带违禁书籍，但是他到底还是忍耐不住，因为诱惑力太大了，于是就把一批秘密书刊带了回来。夹层皮箱是在国外临时定做的，做得精巧而又细致。但是这种携带秘密书刊的方法，是警察非常熟悉的。唯一的希望是警察不检查箱子。可是不巧，在海关检查时，弗拉基米尔携带的箱子被翻得底朝天，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箱子底部拍拍打打。有经验的海关官员能够用这种方法断定是否有夹层。弗拉基米尔认为已经完了，要出事了。但是结果却顺利地把他放行了。

　　但是，警察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出国之前，已经注意他了。他在国外期间，警察司将他列为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嫌疑分子的名单，还把他排在第一名，在这个名单上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同阿·亚·和瓦·亚·瓦涅也夫兄弟、瓦·瓦·斯塔尔科夫、季·巴·和索·巴，涅甫佐罗娃姊妹、维·弗·西比廖娃等人一起，领导着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的小组。并因该小组的需要，为取得各种革命联系，于5月7日出国。

　　弗拉基米尔对这次旅行感到非常满意，他同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建立了十分亲密友好的关系，同阿克雪里罗得结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回国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

　　弗拉基米尔回国后先来到莫斯科的家里，和亲人们谈了许多有关旅行和会谈的情况，他显得特别满意和活跃，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

　　彼得堡的同志们急切地等待着他回来，这个象水银一样不停地活动着的“老头”终于回来了。他向同志们生动地讲述了他怎样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相识，他们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然而，弗拉基米尔给普列汉诺夫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对别人说，在他多年侨居国外的时期，有许多俄国人到他那里去过，可是，他还没有对任何人象对年轻的乌里扬诺夫那样寄托过这么大的希望。他认为他有惊人的学识、完备的革命世界观和用之不尽的精力。弗拉基米尔这次出国之后，使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与国外的“劳动解放社”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借助这种联系，立即着手扩大国内的组织，同下新城、莫斯科、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维克诺和几个伏尔加河流域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的联系更加密切，并同他们商定了关于支持在国外出版《工作者》丛刊的问题。

　　这时，马尔托夫来到彼得堡。马尔托夫有一批人，他们在国境线上有可靠的关系，此外，他们还有一部打字机和一部油印机，这对小组来说太有用了，对印传单极为重要。弗拉基米尔主张把在彼得堡的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联合起来，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利用有生力量的大量补充，以及与民意社取得协议，创办“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为了这件事组织了两次会议，一次称之为“立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与马尔托夫小组进行合并，建立一个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尔托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瓦涅也夫组成的核心组织，并整顿了基层组织。另一次会议成立了《工人事业报》编辑部，弗拉基米尔以《工人事业报》编辑部的身份给同志们朗读了第一号的全部稿件。在这一号《工人事业报》上，有弗拉基米尔写的四篇文章，一篇是一般政治性内容的社论，一篇是《1895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一篇是悼念弗·恩格斯逝世的文章，还有一篇是评论杜尔诺沃通令的文章——《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

　　警察司对弗拉基米尔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弗拉基米尔觉察出了密探在监视他。有一次，一个密探死死地盯住他，他怎么也甩不掉这条尾巴。弗拉基米尔不断注视着这个尾随者的踪迹。当他发现密探躲在一幢房子的深深的门洞里，于是就迅速地绕过大门，跑进了这幢房子的入口处，坐在看门人的圈椅里。在那里别人看不见他，而他透过玻璃窗却什么都看得见。他从那里得意地看着那个盯梢的人怎样从躲着的地方跳出来，并因丢掉了他而东奔西窜。弗拉基米尔看着他那副狼狈相，心里好一阵高兴。有个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人，看到弗拉基水尔坐在看门人的圈椅里捧腹大笑的样子，大为惊奇。

　　弗拉基米尔有时能够机敏地摆脱跟踪，但是那些看院子的门警和一群群密探终于侦察到他和他的同志们的行踪。因为他们要三三两两地进行活动，要在秘密会议上碰头，难免带上了尾巴。他们还要常常走访工人住宅，这些地方又是受到注意和监视的，他们要领取和传送秘密书刊，起草，翻印和散发传单等等。后来发现，除了街头的密探外，还有冒充“自已人”混进小组来的奸细。有个牙科医生米哈伊洛夫就是一个奸细，他打听到了各小组的情报。警察局还派奸细到工人小组中去，工人容易受骗上当。

　　弗拉基米尔意料到自己可能被捕，当姐姐安娜到彼得堡看他时，他告诉姐姐说，万一他被捕了，不要让母亲到彼得堡来为他奔走，这对母亲来说是痛苦的，因为这会使她回想起为萨沙奔走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