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多年的战友已牺牲！毛主席得知后，信寄300元修墓并亲题碑文

　　【毛泽东1956年为勉励罗哲烈士的家属题词】

　　1956年7月份，身在贵阳的曹云芳接到市领导的通知，通知内容概括下来就是：

　　赶紧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老人家一直在找你！

　　对于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通知，曹云芳一时竟不知该如何给领导回话。整整28年过去了，曹云芳没想到毛主席还记得她这个老战友。

　　新中国成立的这6年多的时间里，她不是没想过找主席叙叙旧，说一说当年的那些事儿。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无非两个原因：

　　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和毛泽东一家已经有28年没有联系了，28年的时光能改变多少东西她很清楚，她真的不确定人家是否还记得自己、还记得丈夫罗哲；另一方面，她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仗着以前认识主席，就想得到特殊照顾，她从来就不是这种人。

　　只是当她这么低调地在贵阳生活着时，从来没想过，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一直在找她。从建国前，找到建国后。

　　【罗哲 (1902-1928)，字以恒，湖南株洲人，1902年出生于农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组织干事、全国农民协会筹委会秘书、湘潭县委组织部部长、湘潭县工委书记等职。1928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在思考了良久后，7月8日，她还是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曹云芳告诉了毛泽东两件事：

　　第一件事：丈夫罗哲已于28年前遇害，死前没有出卖组织、没有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第二件事：自己一切安好，如今有两个女儿、一个继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信写完后，曹云芳焦急地等待着回信。而毛泽东收到这封信时，已经是7月底了。对于这样一封信，毛泽东是悲喜交加。

　　喜的是：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他们的下落，毛泽东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们夫妻俩都已经牺牲的心理准备。所以，听说曹云芳和孩子仍在世，毛泽东是十分欣喜的。伤感的是：原来罗哲是在1928年，与自己分开没多久后就已经牺牲了，那时候他才26岁，还那么年轻。

　　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之下，毛泽东于8月11日，才提笔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

　　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斟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了。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顺祝康吉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在

　　1956年8月11日

　　落款为：

　　毛泽东。

　　在毛泽东所有的书信里，这封信是属于较长的一类。在信中，毛泽东和曹云芳甚至唠起了家常，比如提起“你见过的两个孩子”，牺牲了的那位是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于1950年11月25日牺牲在朝鲜战场；生病的是毛岸青，因为小时候在上海流浪的经历，毛岸青落下了头疼的毛病。

　　对两个儿子的这种伤感情绪，毛泽东从没有在与其他人的书信里提到过，但在这封给曹云芳的信里却直接写了出来。可见，毛泽东和曹云芳一家以前的关系是极好的。

　　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这200余字的信里，最重要的一句是：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

　　毛泽东写信一向是滴水不漏的。提到往事，身为主席的他经常用一些类似“可能”、“或”这样的字眼，生怕因为自己记错了，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但提到罗哲，毛泽东用的是“我可作证”，说得是这么笃定。这也是他第一次，为战友的烈士身份作证。

　　这20个字，是对罗哲最大的肯定。没有这句话，这个26岁就英勇殉国的年轻人，或许不会被世人所知晓。

　　同时，这20个字对曹云芳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安慰。丈夫过世得太早了，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给她，身边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他的模样。过去这些年里，曹云芳不是不想给丈夫申请烈士身份，但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对于28年前的事，她一个人怎么说得清？

　　面对这封回信，曹云芳潸然泪下。过去几十年的付出和坚持，似乎都在这一刻得到了肯定：原来当年自己和丈夫做过的那些事，在这个世上还有人记得。往事，就如同昨日才发生的一样，一幕幕出现在曹云芳的脑海中。

　　丈夫罗哲是湖南株洲人，1902年出身农家，因为家里贫困，直到16岁他才从湘潭县立高等小学毕业。不过，他是那么聪明，不久就考上了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在学校里，罗哲是妥妥的一枚激进青年加学霸。

　　作为工业学校的代表，他经常带着同学们参加湖南省学联的筹备工作，并很快受到了学联骨干毛泽东的注意。罗哲比毛泽东小9岁，经常跟在毛泽东身边搞学生活动，总是叫他“润之哥”。因为都说着一口湖南话，旁人还总以为他们是兄弟俩。每次别人这样说，毛泽东和罗哲都不解释。

　　【毛泽东】

　　工业学校毕业后，罗哲考上了北京国立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名校。得知这个消息，毛泽东忍不住夸他：“株洲出人才呀！”那时候，毛泽东就判断：这个小老弟将来定能有所作为。

　　果然，罗哲没让毛泽东失望。到了大学没多久，罗哲就成了学校的骨干。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被选为了学校代表，和同学们一起向段祺瑞政府请愿，那一年他才23岁。

　　当学校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政府面前时，段祺瑞害怕了，他命令军警开始镇压。没枪没炮的学生们没料到他们会这样，只能四处奔逃。年轻的罗哲一边指挥同学们撤离，一边为他们断后，最后自己脚被子弹击伤，血流不止。幸亏有同学帮了他一把，他才保住了命。

　　因为这件事，毛泽东对罗哲刮目相看。他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的小老弟身上，居然有这么大能量。这样的人才，他当然要用！不久，毛泽东介绍罗哲入了党，此后罗哲就成了毛泽东的好帮手。1926年，毛泽东在武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特意让罗哲一家过来帮自己。

　　那时候的两家人，经常和武汉当地的有志青年聚在一起。杨开慧和曹云芳带着孩子们忙前忙后；而男人们，则在房里说着他们的计划，畅想着中华的未来。每次她们把准备好的吃食拿到屋里时，毛泽东总是当着众人的面，对杨开慧说：“谢谢，我的夫人”。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幽默，经常能逗得杨开慧都不好意思。

　　而在一旁的曹云芳看到后，总是羡慕得很。回家后，她总不忘训上丈夫几句：“你看看你润之大哥，你什么时候对我也能这么客气”。是的，在曹云芳眼里，丈夫从来就是一个不懂浪漫、不会哄人、说话特别直的家伙，他总是嫌自己笨手笨脚的。为此，曹云芳没少跟开慧姐抱怨。而杨开慧总说：“你们呀，就是前世的欢喜冤家！”

　　【毛泽东和杨开慧】

　　曹云芳真正开始理解丈夫，是在他们分离之后。1927年，湖南局势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只能派罗哲去一趟。

　　这是曹云芳第一次和丈夫分别，她本想着给丈夫准备好一桌践行宴，说说体己的话。但罗哲一接到任务，就回家里收拾行李，临行时还把他们结婚时买的那个木箱子拿走了，说是要拿去装文件和起义军费。这可是曹云芳最宝贝的东西，就这样被他“征用”了，曹云芳委屈极了。她觉得丈夫眼里只有革命，根本没有自己这个妻子，他的人、他的心都不属于她。

　　直到有一天，曹云芳听说丈夫给润之大哥写信了，赶紧跑到他家来看。丈夫离开这么久，每一次来信都是汇报工作，从来不知道写家书给她。曹云芳虽然心里埋怨，还是忍不住来看看那熟悉的字体。结果这一次，令她欣喜的是丈夫在给润之大哥的信里，还夹了一封专门写给她的信，信里写着：

　　尤其是要认真学习，尤其是不要多吃辣椒。

　　还和从前一样“训”她，还是这么不懂浪漫。但看着这封信，曹云芳心里却乐开了花。她平时没什么别的爱吃的东西，就是特别爱吃辣。每次罗哲看着她用辣椒干就着饭吃时，就忍不住要说上她几句：这样对身体无益！

　　在旁边的毛泽东看了这信后，就在一旁起哄：“两个尤其，以后我就叫你尤其好不好？”就这一句话，便把曹云芳逗乐了。

　　1927年7月份，汪精卫叛变革命，毛泽东知道武汉也已经不安全了，就带着妻儿和曹云芳等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在那里，罗哲被任命为湘潭县委组织部长，为组织秋收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这段时间是曹云芳一生最开心的日子，因为能天天陪着丈夫。不久曹云芳怀孕了，这对年轻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会为该给孩子取什么名字而争吵，会猜是男孩还是女孩。1928年春末，孩子终于出生了。双胞胎！两个女儿。

　　这可把罗哲高兴坏了，他给女儿取名：罗天元和罗天亚。两个看上去有点儿男孩子气的名字，寄托了夫妻俩对孩子的无限期许。男人的长大往往就是从他有了孩子开始的，有了女儿后的罗哲变得温柔了起来，给孩子洗尿布、照顾媳妇月子，罗哲这个“直男”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如果生活能继续这样下去，那曹云芳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之一。但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将发生什么。

　　1928年7月2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罗哲夫妻俩不幸被捕。幸福的四口之家，从此不再完整。在反动派大牢里的日子，是曹云芳不愿向孩子们提起的一段经历，因为在那里她和丈夫经历了生离死别。

　　为了能保护好妻子，罗哲揽下了所有的“罪名”，他坚称：“她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家庭妇女，跟我完全谈不到一处！她能知道什么！我出门工作连带都不愿带着她！” 这个男人，就是这样保护妻子的。

　　因为罗哲的保护及外界的施压，反动派不得不把曹云芳给放了出来。分别前，曹云芳很想再和丈夫说句话，但罗哲却拒绝见她，他明白这样做妻子才会更加安全。

　　曹云芳获救后，罗哲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在此后的40多天里，敌人为了能从他嘴里得到有用的信息，对他严刑拷打。在一次次的昏迷和清醒间，他始终没有松口。敌人终于还是不耐烦了，他们把他绑到刑场，一路上罗哲大喊着：

　　“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

　　听到这话，敌人拿刺刀裂其口，却仍没有挡住他说话。在刑场上，敌人按着他跪下，他又站起来高呼。最后，他是站着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的，这些场景是后来老乡们告诉曹云芳的。

　　“他是站着死的”！

　　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一幕就经常出现在她的梦境中。这个男人，成了她心里的英雄。

　　待敌人走后，曹云芳再次冒险回到住处，想找到一些丈夫的遗物留念。结果，她把整个屋子都翻了个遍，才发现：原来他们从来没有拍过合照，丈夫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好在，那个作为新婚家具的木箱子仍在。从此，这个木箱子就成了曹云芳对丈夫的唯一念想，它陪伴了她半生。

　　带着这个木箱子和两个女儿，曹云芳回到了丈夫的老家株洲。此时的曹云芳面临着两难的决定，两个孩子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排。

　　她是一个革命战士，她得回到属于她的“战场”上去。为了保住丈夫的血脉，她的理智告诉自己应该把女儿们都留给罗哲的亲人们抚养。但她也很清楚，烽火年代多少人一别就是一辈子，她真的舍不得。于是，曹家人和她商量之下，做出了一个对双胞胎姐妹俩来说颇为“残忍”的决定：

　　大女儿罗天元留在株洲，由曹家人抚养；小女儿罗天亚，跟着妈妈走。

　　在那个年代，这样安排无疑也是最妥当的。因为它可以保证，不管是其中任何一个孩子受到父亲的牵连，另一个都会是安全的。这对姐妹，后来是在建国后才得以相见的。

　　相比姐姐，跟着妈妈的妹妹罗天亚，日子要过得艰难一些。那样的岁月里，一个女人带着一个襁褓里的孩子生活得有多艰难，我们想想也能明白。为了保证安全，曹云芳在后来的革命中，不得不隐姓埋名。

　　每次当小天亚问起自己爸爸是谁时，她甚至无法说出“罗哲”二字。但她会告诉孩子，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这种逃亡式的生活，直到她与女儿辗转到了贵阳，才算结束。

　　而对于罗家经历的这一切，毛泽东是毫不知情的。因为，在罗哲夫妻被捕的同时，毛泽东一家也同样经历着生离死别。当时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毛泽东，把妻儿送回了湖南板仓，自己则去指挥秋收起义。而杨开慧仍在1930年不幸被捕，在狱中她也做出了和罗哲一样的选择：宁死不屈。1930年11月14日，她在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

　　两个原本都无比幸福的家庭，都因为革命事业而变得不完整。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在回信里对故人曹云芳那般关怀，他懂得失去挚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毛泽东之所以会一直找不到曹云芳，也寻不到罗哲的消息。原因是罗哲牺牲前为了保护党内的信息，从没有告诉敌人自己的真名；而曹云芳后来为了保护好孩子，也做了一样的选择。

　　所以毛泽东才会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还找张维打听罗哲的下落。那时候，张维也只是听说罗哲已经牺牲，对于曹云芳和两个女儿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所以毛泽东是直到收到曹云芳本人的信后，才确定罗哲牺牲的时间。

　　毛泽东在寄信的同时，也寄来了300元修墓的钱以及他亲笔题写的碑文。这笔钱，是他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来的。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处处都要用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的墓也一样很简单。所以，虽然毛泽东能为兄弟罗哲证明其烈士身份，却不能破例让政府为他修墓。他只能在信里交代曹云芳，让她以家人的身份修墓。

　　方寸之间，都是规矩；公与私之间，都是讲究。

　　这笔钱，曹云芳一毛也没有拿来己用。女儿还小的时候，她都能挺过来；现在女儿长大了，这笔钱她已经不需要了。她把这些钱全部交给了丈夫老家人民委员会的同志，恳请他们帮忙为丈夫修烈士墓。

　　【罗哲烈士墓】

　　不久，一座崭新的烈士墓立在了湖南，上面刻写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6个大字：罗哲烈士之墓。在罗哲烈士离世28年后，他的名字终于与无数湘江烈士一样，被世人铭记。面对墓碑，一向坚强的曹云芳抱着女儿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这一天，她也等了28年。

　　直到这时，她才把从前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女儿们和株洲的乡亲们。有了毛主席的那句“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她所有的话都有了凭据。

　　此后的多年里，毛泽东一直关心着曹云芳一家的生活。他时常托贵阳市委的同志们，问她生活上可有困难，每次曹云芳都表示：过得很好。

　　1958年夏天，贵州省委的同志要到首都述职，毛泽东于是请他们把曹云芳也一起带来。时隔30年不见，两人都感慨万千。他们谈了很多，曹云芳谈起了罗哲不让自己吃辣椒的事，谈到了那个小木箱；毛泽东谈到了杨开慧，谈到了他给爱妻写的那首《蝶恋花》。

　　这一次，曹云芳在北京住了20多天。在这段时间，她好好地在北京玩了一圈，看了看天安门，也在烈士纪念碑前驻足了许久。离开北京前，毛泽东提出要和她合个影，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中有两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们是曹云芳和罗哲的两个外孙女，她们也是双胞胎，两个小姑娘是跟着外婆来城里见识一下的。毛泽东很喜爱这两个小丫头，拍照前自己掏钱给她们各买了一身新衣服，还特意坐在她们中间，看起来他心情不错。

　　右边这位就是曹云芳，这身衣服是她进京前特意做的。在贵阳的这些年，她发挥一个革命老人的本色，带着乡亲们在老家搞建设。虽然此时她已做了外婆，但从照片上来看，她身上仍有一股女子英气在。

　　离开北京后，按原计划曹云芳本该回到贵阳的，但她却临时改变了主意：她回了趟罗哲烈士的老家株洲市马家河。

　　在丈夫的老家，她把毛主席和她的合影印了出来，交给了罗家人。她知道这个合影对丈夫的亲人们来说，意味着一份荣誉。而后，她来到丈夫的墓前，跟丈夫细细地“诉说”了他润之哥的近况。

　　一封书信，诉说着一段传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写信人毛泽东、收信人曹云芳，都已离我们而去。但这些文字记录下的温情，并没有随着岁月的变迁而减少。

　　很多人读到这封信时，都感慨于毛泽东的好记性，28年前的战友他都没忘记。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些人，之所以能被他记住，根本原因正是在于：

　　他们本身就足够优秀，值得被记住。

　　这一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小家的罗哲，是这样；坚毅、不改初心的曹云芳，也是这样。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之际，扛起了属于他们的时代使命，才给了我们一个新中国。这样的人，毛泽东当然会记得。

　　谨以此文纪念那些年为建立新中国拼过命的所有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