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大不了一死嘛!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

  1915年6月,湖南省议会公布一项决定,要额外征收师范学生十元学杂费,一师校长张干坚决执行,但这一决定遭到家境贫寒的大多数学生的激烈反对,湖南一师学生纷纷罢课,在校内外掀起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时年22岁的毛泽东,其时奋笔疾书一张四千余言的《驱张宣言》,次日撒遍校园的各个角落:

  驱逐张干!

  口号此起彼伏,震动省城,张干决定将毛泽东等带头闹事的十七名学生统统开除,杨昌济立即联络徐特立、王季范等先生,在临时紧急校务会议上与张干据理力争。

  倔强的张干只好收回成命,但决定给毛泽东这些学生记大过处分。

  学生们再次沸腾起来,坚决重申:

  张千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学chao继续扩大,省教育厅无奈,只好将张干免职。

  毛泽东的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的深刻思想与敢于挑战权威的胆略赢得了杨昌济的赏识。在这所学校的老师中,杨昌济也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在这些进步学生中传播西方学说,让寻求自由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开花结果。

  所以,在杨昌济眼里,弱冠出头的毛泽东独树一帜的真知与嫉恶如仇的胆识,正是彼时动乱异常的国家所需栋梁之才的必备素质。

  同样,毛泽东也为能有杨昌济这样志趣相投的师长感到欣慰,这一师一徒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

  在杨昌济的指点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青年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从他阅读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一万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

  这一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他一度被书中的人物命运所打动,茶饭不思,浮想联翩,情绪深陷其中,几乎不能自制……

  那个时候,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在课堂上听杨先生讲课,节假日也常到杨先生居住的长沙板仓住地去求学、求教,讨论为学做人之道——每逢此时,只有16岁的杨开慧也会随着他们一起听父亲讲课。

  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很年少,心里并没有男女之事,但彼此都有好感。

  1918年6月,杨昌济受聘至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带着全家离开长沙北上任职,一家人在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九号落下了户。

  而毛泽东也毕业了,他从1913年春至1918年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共生活学习了五年半的时间,这五年半时间是毛泽东由少年走向青年、由单纯到成熟的时期,也是由学习中国封建历史的“国学”过渡到接受“新学”——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时期。

  这五年多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很大,让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实践又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

  一毕业,毛泽东就追随着老师的足迹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外,毛泽东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社团活动。

  在北京,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自己如此回忆这半年的生活:

  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

  同时,这次到京还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与杨开慧由“好感”发展为爱情。

  杨开慧与家人6月刚刚离开长沙,8月毛泽东便来到了北京,这让杨开慧十分开心。

  这位有着敢爱敢恨的湘妹子特点的姑娘,向毛泽东敞开了她的情怀。而毛泽东在异乡见到自己熟悉且心爱的姑娘,更可想见他的激动与兴奋。

  每天在办完公事后,毛泽东和杨开慧都要一起漫步北海,游览故宫,几乎和现代的少男少女没有什么区别。

  香山的红叶,北海的白塔,北京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记录下了他们爱情的甜蜜。

  恋爱期间,杨开慧对毛泽东除了炙热的爱意之外,还有发自心底的景仰与倾慕,她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了她的初恋感受: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的许多事,看见了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还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幸运……

  2

  母亲去世后,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第二次来到北京,也是这次北京之行使26岁的毛泽东开始了一段比初恋更为现实且实在的恋爱。

  与杨开慧已经公开了恋爱关系,毛泽东时常住在杨家,杨昌济也当他作为自己家人看待。

  然而,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他与恩师在一起的时间竟然只能用天来计算了。

  由于课业劳疾,杨昌济常觉乏力消瘦,休息吃药都无济于事,病情越来越重,只能用吗啡来减轻疼痛。

  看着老师如此遭受折磨,毛泽东就尽量守护在他的床前,以谈话分散他的注意力。

  杨昌济抱病倾听着毛泽东谈“五四”精神,谈湖南的局势,谈国家和湖南的现状,谈“一师”学友们的理想和未来……

  看着学生的成长,杨昌济心里非常高兴,他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且时日不多了,便要毛泽东拿来笔墨,他强忍病痛,给好友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向章士钊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

  杨昌济在信中诚恳地对章士钊说: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后来毛泽东曾说章士钊与他是老交情,便出此因。

  办完这件事后,杨昌济如释重负。

  他望着自己心爱的学生,想到自己女儿的终身托付,弥留之际的他感到莫大的欣慰。不久,便与世长辞,时年虚岁五十。

  1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为杨昌济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杨昌济先生三鞠躬后,庄重地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廉、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

  读到悲痛处,他不禁泪如泉涌……

  在毛泽东成长的革命道路上,他两次到北京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两个台阶。

  在北京,于老师的引见下认识了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人,并在他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求得新知识、结识新朋友、增加新经验、开阔新视野、吸取新思想的阶段,也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

  这一切对于毛泽东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

  因而对杨昌济的去世,与母亲去世相比,毛泽东更多了一份失去知己的哀怨。

  不久,毛泽东带着杨开慧与老夫人扶灵南下,将恩师的遗体安葬在长沙板仓。

  而就在毛泽东接连失去亲人之际,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长沙民众“驱张”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长沙街头到处是举着小红旗欢欣鼓舞的民众,四处可以听见庆祝胜利的鞭炮声。

  毛泽东怀着感慨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小试锋芒,并获得了革命上的初步成功,但他也伤心欲绝地失去了三位亲人:父亲母亲远去了,恩师杨昌济远去了。

  父母给予了毛泽东生命,恩师给予了毛泽东思想,27岁的毛泽东真正开始走向了成熟,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3

  时光来到1920年,在送别了恩师杨昌济后,毛泽东对杨开慧似乎多了一份责任。

  杨开慧与母亲回到长沙板仓老宅子里重新安顿下来后,毛泽东心底时常会涌上一个念头,那就是和杨开慧结婚。

  可是一提到婚姻,毛泽东举棋不定……

  这次婚姻本应是他们相爱的结果,可毛泽东的心里还残留着那桩包办婚姻的阴影,这个阴影很沉重地笼罩着他,也使得他面对和杨开慧的婚姻时犹豫不定。

  一时间,他难以将爱与不爱的婚姻分辨清楚。加上他从小性格反叛,性子火暴而刚烈,从不对女人献殷勤…杨开慧小他8岁,从小就认识,如果把她当做小妹妹对待,他可能反会觉得自然一些,如果真的有一天将妹妹变为妻子,毛泽东却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更不知道如何转换角色了。

  杨开慧与毛泽东心思正相反,她不愿爱人把她当小妹妹对待,要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过平等的生活。

  可杨开慧毕竟是姑娘,主动提结婚,她也张不开口。

  一个不知如何转换角色,一个不知如何开口,两个骨子里都要强的人,终于走到了婚姻的门槛前……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不知道应该怎样迈过这道高高的门槛。

  天气渐渐冷了,两人在长沙也经常见面,经常聊天,但“结婚”二字这层窗户纸由谁来先捅破呢?毛泽东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让他的笔代他说话——他写了一封信。

  杨开慧收到了毛泽东的信,原来毛泽东刚强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滚烫的心,杨开慧被打动了,决定与毛泽东牵手终身。

  就这样,他俩手拉着手跨进了婚姻生活。

  他们的这桩婚姻不是用花轿嫁妆彩礼抬过来的,也不是由媒妁之言铺路的,传统礼仪一样也没有——作为革命者的杨开慧就亲手砸烂了反动落后、物化女性的彩礼制度:

  我不做俗人之举!

  嫁给毛泽东的那场婚礼,甚至称不上什么礼,没有彩礼没有花轿,两个人仅仅是换上了新装,在亲人挚友的见证下于湖南一师的教员宿舍里结为夫妻。

  所谓的新房,没有一件家具是新的。但是二人的婚礼却在当时乘着新文化的风气传为佳话,成为全国进步青年、革命人士的楷模。

  革命者的杨开慧嫁给了另一个职业革命者,这意味着牺牲与“无我”。

  然而,爱是伟大的,也是无私的。与毛泽东结婚后,杨开慧毫无怨言地担负起了妻子兼助手的责任,甚至还替毛泽东维护关照着一个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里有毛泽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有小弟弟毛泽覃和还没有完成学业、小名叫菊妹子大名叫毛泽建的堂妹,也是毛家的养女。

  1921年,毛泽东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迈出的第一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刻。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

  杨开慧也是在这一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省最早加人中国共产党的女党员之一。

  毛泽东的弟弟妹妹自然也是毛泽东重点培养与发展的对象,所以一家人如果有机会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就是“为谁革命,革命为谁”,这个特定的政治内容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成为了第一内容。

  家的界线早已打破,全家人的心里早就装下了一个中国。

  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后,他这个书记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常常通宵达旦地编辑刊物,撰写党内文件,准备演讲稿,无论严寒还是酷暑,白天还是夜晚,总是如此。

  一个连自己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吃饭都顾不上的人,怎么能为家、为妻子分担家务事呢?是杨开慧,将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承担下来。

  她要尽力照顾毛泽东,甚至在工作上还要为毛泽东保存文件、誊写文稿,最“要命”的是,这个时候杨开慧怀孕了,她众多的任务中又多了一个养育革命后代的任务……

  客观而言,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虽然不是受杨开慧的影响,但至少是杨开慧为他的思想形成做了最坚实的后勤保障。

  从1920年到1927年这七年间,杨开慧与毛泽东一直紧紧相随,他们既像伴侣又像朋友,也像同志,支撑他们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从事的革命事业。

  然而,过了一段“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生活后,毛泽东突然觉得自己太沉湎于家庭了,过去那种敏锐的思想似乎变得迟钝了。

  他终于对杨开慧说,他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要到工农大众中去,他认为自己目前过着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生活,这让杨开慧感到委屈和不解。

  毛泽东还是用他的老办法,用笔说出了他心里想说的话,将古人元稹写的《菟丝》一诗相赠: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4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在全省“通缉”赤色分子毛泽东,毛泽东不得不离开长沙到上海暂时躲避,这是夫妇婚后第一次离别。

  也许在一起不觉得有什么,可是两个亲近的人一旦分离,离愁别绪便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毛泽东内心对妻儿是非常思念的,他再次用笔表达了内心的情感,写下了《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在两人分别一年多后,即1924年夏天,杨开慧与母亲带着毛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来到上海与丈夫团圆。

  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他的家人,魂牵梦绕了一年多的妻儿终于要来了……

  他告诉爱妻的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

  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二七”罢工后也已经意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这个最大的同盟者便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因为那时的国民党还是主张反帝、反封建的,要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正式建议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的正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那天也坐在会场里,但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

  至1924年底,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加上生活没规律、熬夜、吸烟、吃辣椒,饥一顿饱一顿,睡眠不足,毛泽东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与肺部支气管发炎,疼痛、失眠日夜折磨着他……

  一向不相信自己会生病的毛泽东,这一次是真的病倒了。

  疾病缠身的他不得不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上海一线,与杨开慧一道回到长沙。

  回到长沙再饮湘江水,见到久违的弟弟妹妹们,故乡与亲情如同一剂良药,使毛泽东的身心在疲惫中得到了舒缓。

  没过多久,他病情大为好转,神经衰弱症基本康复,只是因吸烟过多导致的肺部疼痛还需要服药治疗。

  仔细一想,结婚四年了,孩子都生了两个了,还没带妻子回过家。1925年春节过后,元宵节的前一天,毛泽东一家和大弟弟毛泽民一家回到了韶山冲。

  这里的一切令毛泽东回想起许多往事,显得是这么的熟悉。而杨开慧正好相反,这里与她的家乡板仓是多么的不同,一路上看见的都是山,被当地称为“山谷”的地方在这里都叫“冲”,船沿着山脉过了一冲又一冲,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到了韶山冲。

  一路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妻子介绍韶山冲的人情风貌、地理特征,此时的他对家乡深厚的感情都糅进了他的介绍中。

  农村与城市之间就像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不是生长在农村,如果不是自己的血脉连通着农村,对农村和农民是很难有正确的判断和认识的。

  而在中国历代的领袖中,毛泽东正是因为根基于农民、农村而伸展到城市,再触及城市里的工人、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才有了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智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将火种播撒到了韶山,韶山的农民们在夜校里茁壮地成长着。

  在他的领导下,韶山有了中国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几个思想进步而坚定的年轻农民成为了第一批新党员。

  1925年8月25日,毛泽东从唐家湾开会回家时天色已晚,正就着油灯在家写东西。一个年轻农民送来了一封急信,这封信是湘潭县城搞秘密工作的同志送来的,上面写着:

  润之兄,军阀赵恒惕得到密报,今天让县团防局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杨开慧一见这个消息很是着急,跑进里屋为毛泽东收拾行李。

  就这样,毛泽东倒是与湖南军阀赵恒惕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又回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长沙。

  回到长沙后,怀着对农村工作的激情,毛泽东与中共湘区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建议多派一些优秀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组织农民。

  这一次在长沙,浓烈的革命情怀触动了毛泽东的情怀,他独自游览了岳麓山、橘子洲头,在曾经无数次畅游的湘江边,学生时代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浮现,那股子“指点江山”的激情不禁高涨起来,像一个按钮接通了他的才思,毛泽东一气呵成写下了著名诗篇《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高举农民运动大旗的毛泽东受命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的书记——他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当时,人们普遍对农民运动发出了“糟得很”和“好得很”两种声音……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为回答这个问题,解决这个争论,毛泽东在1927年1月再一次回到湖南进行深入的调查。

  一个月后,他带着杨开慧和两个儿子来到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而他住在了都府堤四十一号,这是由前厅与一个小后院组成的小院落。小天井与小房子却让毛泽东如虎添翼,他就着天光与灯光日夜加班,将自己在湖南进行的农民运动考察写成讲稿,形成思想,再通过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播开来。

  这小天井与小房子,在杨开慧的眼里,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她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与她的丈夫在一起,以后她写下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时,杨开慧的腹中已经孕育着第三个孩子,她白天与母亲一起照顾两个儿子,到了晚上家人睡觉后她便坐到毛泽东身边帮助他誊写文章。

  有时,她还会根据毛泽东拟写的写作提纲,将一些调查素材根据提纲分门别类地整理进去,那时候人们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可想而知一个字一个字誊写的不易。

  终于,这部凝结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辛苦劳动的文献诞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用事实回答了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问题,给走进困境的农民运动带来了盎然生机。

  文献诞生了,杨开慧腹中的孩子也要诞生了!1927年4月,她在医院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

  只是,直到四天后,毛泽东才得以有空赶到医院来看望妻儿……因为这时国共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让毛泽东根本无暇顾及家庭……

  5

  为应对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同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但由于陈独秀坚持自己的意见、与毛泽东难以统一(毛泽东关注的农民问题与土地分配设想不被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理解),他心情十分压抑。

  刚刚坐满月子的杨开慧为了帮助毛泽东排解心中的郁闷,默默陪着丈夫登上了长江边的著名建筑——黄鹤楼。

  黄鹤楼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洞庭湖边的岳阳楼被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很高,有50多米,毛泽东与杨开慧一层一层地攀登着,登高望远,眼前是开阔的长江,烟波浩渺,一首沉重的词由毛泽东心底涌出: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返回住处,将这首词落在了纸上,它就是流传至今的《菩萨蛮·黄鹤楼》。

  这首词与他前面写的《沁园春·长沙》截然不同,告别了书生意的毛泽东走进了大革命最为压抑和困难的岁月。

  大革命失败发生的时候正是春季,美好的春季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强烈的反差让年轻的共产党人心情苍凉。

  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在这种压抑的政治氛围中写下的诗也充满了苍凉悲怆的色彩。

  中国革命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在这关系到中国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头面前,毛泽东再次高举真理大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带家人再次回湘,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短短几天里,毛泽东迅速安顿好妻子和三个孩子,并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秘密召开湖南省委会议,讨论组织秋收暴动的事情。

  毛泽东这次出发,杨开慧心里沉甸甸的,她知道这次离别和以往哪一次都不一样,这是在腥风血雨中离别,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离别。

  以后还能相见吗?这个话题他们谁也不敢碰,但谁的心里都明白,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躲是躲不掉的。

  从杨开慧的内心来说,她不是想被安顿,而是非常渴望能与丈夫在一起,哪怕就是上山打游击,哪怕天当被来地做床,只要能与丈夫朝夕相处,这就是她最大的满足。

  然而她心里明白,八七会议作出的决定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武装反抗”,和以前共产党的工作有了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以前是用笔杆子征服这个世界,那么以后就是用枪杆子打天下。

  动刀动枪,就算杨开慧能适应,可三个儿子、特别是刚出生还在喝奶的小儿子怎么办?

  天下父母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危险时刻更无法舍下儿女,毛泽东和杨开慧也是如此。

  不论杨开慧心里怎么想,她嘴上是不能说出想同丈夫一起参加秋收起义的愿望的。因为她知道这个愿望肯定会被毛泽东拒绝。

  杨开慧也是一个有着好强个性与自尊的女性,如果毛泽东对她说出“不”,可能伤了她,而她的这个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回答也只能是“不”。

  与其这样,不如不说,既不为难丈夫,也不为难自己,更不为难孩子。

  所以,分离可能是他们夫妻应对眼前局势唯一的选择。

  毛泽东将妻子和孩子安顿在板仓杨家大院里,这里有杨开慧的母亲和家人,将妻子和孩子托付在这里,毛泽东的心才能放下。

  可是毛泽东一踏上离家的路,就该是杨开慧放心不下了……

  毛泽东走了,杨开慧留下了。

  三年后,却是杨开慧走了,毛泽东留下了。

  6

  在毛泽东艰难地带着秋收起义队伍往赣南进发的过程中,留在长沙做秘密工作的杨开慧也十分牵挂着毛泽东。

  特别是秋收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立即通令各军:

  获毛逆者,赏洋5000元。

  这让杨开慧日夜担惊受怕,寝食难安。

  与丈夫分离,生死两茫茫,这让杨开慧陷入了极度的绝望。

  1927年,这是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七年的时间,七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夫妻如影相随,即使分开时间也不是太长,而这一次毛泽东走后几乎整整一年杳无音信,就连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和妹妹毛泽建也如同人间蒸发一般,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知了去向。

  终于在1928年10月,两人分离一年后,杨开慧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那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的信,信里大意是说,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意兴隆,信里还提到自己的脚伤一直没好……

  毛泽东的信被送到长沙一个叫罗家铺子的地下交通站,家中保姆孙嫂每隔几天就到那里看看有没有信件什么的。

  等毛泽东的这封信辗转到杨开慧手中时,距离写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就这样,也让杨开慧激动万分,毕竟丈夫他还活着。

  杨开慧看着毛泽东的信,不觉百感交集,她写了一首怀念毛泽东的诗,题为《偶感》:

  天阴走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这封信之后,杨开慧再没有收到毛泽东的任何信件。

  杨开慧曾多次通过地下组织要求去苏区找毛泽东,但长沙的党组织见她身边拖着三个孩子,加之反动派对井冈山重重封锁,无法批准她的要求。

  日子一天天过去,杨开慧似乎感到自己的心被一点点地掏空。她终日神情恍惚,万般无奈,只能用写日记的方法排遣自己内心孤独无助的绝望。但又怕日记落在敌人手里,因此每次写完日记后,杨开慧就将日记本藏到卧室后墙的砖缝里。

  没有想到,这一藏就是五十二年,杨开慧三年间写的日记与文章随着老房子一起沉默了……

  直到1982年3月10日,工人们在修缮杨开慧烈士的故居时,打开卧室后墙,一摞杨开慧的手稿惊现于世人面前。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埋藏,12页的手稿居然保存得整齐完好,字迹清楚。日记是用毛笔从右往左竖行书写的,有4000多字,字体清秀流畅,与杨开慧已有的文献对比,毫无疑问这就是杨开慧从1927年到1930年被捕前这段时间写下的。

  日记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她思念丈夫几乎不能自拔的一种哀怨与担心,并记录了毛泽东过生日的那一天,她背着家人买了一些菜,晚上又煮了长寿面……

  在家人面前,杨开慧尽量不流露伤感的情绪,可是一睡到床上她就会躲在被窝里哭。

  她甚至对着她的弟弟说:

  你们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像这样思念毛泽东的话,她在日记里写了很多很多,有哀怨的,有惊恐的,也有发狠的,所有这些归结在一起,就是她无法从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

  现代人如果单看杨开慧写的这些日记,是无法将她与革命家联系起来的,也无法将她的思念落实到叱咤风云的伟人毛泽东身上。

  然而,这对革命伴侣的思念和情感宛如民间的一对普通夫妻,杨开慧也就像一个痴心的妻子对远行的丈夫充满了无限的思念。

  只是,这份思念最终在革命炮火中被中断了…

  红军撤出长沙后,长沙被国民党党第4路军总指挥何键占领,这次他以杀气腾腾的面目卷土重来,狠下心来要“斩草除根”,以清理战场为由成立了湖南省清乡司令部,自任司令,开始滥杀革命进步人士和隐蔽在长沙的革命者家属。

  清乡司令部到处张贴通缉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布告,就连抓到他们的家属也在悬赏之中,赏金高达一千大洋。

  很快,与杨开慧接头的“罗家铺子”遭到国民党的清洗,杨开慧由此也暴露了身份……

  1930年10月24日,这一天是岸英8岁的生日,却也是在这一天,杨开慧和岸英还没吃上一口长寿面,就被“铲共义勇队”逮捕。

  11月14日,死活不肯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死活不肯放弃共产党员身份的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枪杀,年仅29岁。

  识字岭,这里是毛泽东与她相爱时来过的地方,如今山水依旧,人已非。

  她在狱中留下的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

  大不了一死嘛!要杀就杀,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大不了一死嘛”,这个为毛泽东而死的念头不是1930年在狱中才有的,和毛泽东恋爱时,杨开慧就已经有了这个准备。

  17岁时,花一般年纪的她就在日记里写道:

  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众所周知,从毛泽东的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就能看出对杨开慧的赞美和痛惜。

  根据毛岸青和邵华的回忆,有一次他们请父亲把怀念母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他们做纪念,毛泽东没说什么,只是走到桌前,一边慢慢地掭着毛笔,一边在思索,很久很久毛泽东才缓缓地在纸上提笔写下了这首词的前四个字:

  我失杨花……

  当时毛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写错了,忍不住提醒说:“爸爸,不是骄杨吗?”

  毛泽东停下笔,直起腰,思索是不是他写错了。

  岸青和邵华以为父亲要重写,赶忙递上一张空白的宣纸,毛泽东没有接,而是摇摇手说:

  称杨花也很贴切嘛。

  说完,毛泽东一气呵成写完了这首词,然后郑重地交给儿子和儿媳,让他们收藏。

  在毛泽东眼里,杨开慧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永远绽放在他的心灵深处。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去世,毛泽东再次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了信,信中特别强调:

  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此时的他已是一位69岁的老人,而且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用如此的语言,可见他对杨开慧无限的深情......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对杨开慧,他终究是不一样的。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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