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至成：贵州唯一的开国上将，毛主席称他是“红军大管家”

　　杨至成上将是我军后勤事业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井冈山时期，他便开始从事军队后勤保障工作，推动创办红军后勤学校、开设军工厂、设立军供站、筹措红军长征粮款。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中，直接组织了大量的军事物资，组建了众多的兵站、后勤院校、兵工厂，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央领导对他的工作也多有肯定，毛泽东曾当面对杨至成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你是老后勤，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这方面多想点办法，出点点子。”

　　称职的红军“大管家”

　　杨至成，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八弓镇木界村的一个侗族家庭。1918年考上贵州省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春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并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利后，他参加了朱德队伍并于1928年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连长。因在反“进剿”作战中腹部受伤，后兼任留守主任。

　　1928年8月下旬，杨至成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负责后勤保障和前后方联络工作。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当看到红军工事遭到敌军炮弹猛烈轰炸，他迅速组织人员把在湘南起义中缴获的一门迫击炮拖到黄洋界山头，对着敌军阵地连发三炮，一二炮是哑炮，第三炮在敌军指挥所炸开了花。敌人不明就里，以为是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纷纷弃阵而逃。毛泽东得知胜利消息，即兴赋词《西江月·井冈山》，其中“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记的就是杨至成打出的这一炮。

　　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进行整编，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队后勤管理工作。

　　担任副官长后的杨至成，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协助军需处为全军制作军装。他筹款建立了一个临时被服厂，领导全厂职工不分昼夜加班生产出了4000多套崭新的军装。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指战员们穿上缀有红色领章的灰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顿时军容一新，军威大震。毛泽东看后满意地对朱德说：“好啊，军长，你看至成他们把红军打扮得多么漂亮威武!”

　　◆红四军第一次在长汀统一制作的军装。

　　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间，杨至成又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被服、装具、粮秣、餐饮、财务、宿营、武器、弹药等的生产、供应和后方运输、邮政传递等后勤工作，被称为红军“大管家”。

　　为了筹集必需的经费和物资，杨至成绞尽脑汁，广开门路，采取各种手段满足红军作战和生活的需要。除了向政府请领、打仗缴获外，他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兴办和整顿了枪械厂、弹药厂、纺织厂、被服厂、鞋袜厂、卫生材料厂等20多个工厂，通过开展生产、发展贸易增加部队经费。

　　这一期间，杨至成还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兼任红军总兵站主任期间，他调动各种力量，很快建起以瑞金和兴国为中心的五条兵站运输线。兵站线成为了首都瑞金连接前线、四通八达的“动脉网”，有力支援了前线战斗。同时，兵站线还担负起了邮政线路的工作。中央和各地、各部队以及各基层间的信函、邮包等往来均能通过这一“网络”及时准确送达。这一工作受到中央、前方部队和后方人民群众的好评与欢迎。大家称赞杨至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办起了第一个“赤色邮政”。

　　为使部队领导机关指挥有力、快捷及时，杨至成还想方设法让总司令部与各军、军与军、军与师之间都建立了有线电话，有些机构还有了无线电联络系统，使红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讯事业。1933年7月，根据他的提议，中革军委正式颁发了我军第一个供给标准。

　　◆红军时期的杨至成（中）。

　　兵站运输、后勤供给、军工生产等诸项工作，杨至成总是尽心完成，越多越好，从不说一声累。在这位“大管家”的精心管理下，短短的几年间，红军各项后勤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后勤保障日渐充足。据1934年3月中革军委一位负责人的文章所载：“春夏季的衣服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保障，步枪弹的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手榴弹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又增加几倍，卫生方面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还好，而且还能保证部队的需要。”这些都为部队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杨至成被错误降为供给科科员并随军长征。遵义会议后，他被重新起用，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遣工作团主任。行军途中，利用自己是贵州侗族人的身份，协助打通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使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又和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筹措粮食给养，支持红军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保卫和建设陕北大后方

　　到达陕北后，杨至成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后勤部长、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

　　1936年2月中旬，红军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以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抗日的前进路线，杨至成负责东征的后勤保障。

　　自接到命令之日起，杨至成便带领方面军后勤部门的同志，开始了积极的战前准备：建立起了被服厂，加班加点为出征部队制作冬衣；四处筹措军粮，由运输队送到参战部队手中；兵工厂及时修好部队送去的武器装备，加大武器生产量；在后方医院设置相当数量收治伤员的床位，采购部队急需药品，增加各部队救护人员等等。

　　战斗打响后，杨至成又将供给部的干部分到各路红军中去，与各军团的后勤部门一起，对部队进行伴随保障。他要求大家：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就做到哪里。由于后勤保障迅速准确，两个多月的东征战役歼敌7个团，缴枪4000多支，筹款30多万银元，扩大红军8000多人，在政治、军事和物资上都取得了胜利。

　　◆1938年2月，杨至成（左二）与罗瑞卿、刘亚楼、莫文骅等延安抗大干部合影。

　　东征的后勤保障刚刚结束，5月中旬，杨至成又参加了更为繁重、艰难的西征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陆续奔赴抗日前线。杨至成也渴望到前线为国效力，但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被留在了后方。他被任命为黄河两延卫戍区司令员，担负起了建设陕甘宁边区与保卫党中央的重担。

　　当时，改编为八路军上前线的部队，由国民党政府拨发一部分军费，留在后方的部队则没有保障，生活问题得靠边区政府和自己解决。为此，杨至成这位干后勤出身的司令员，在率领部队保卫延安的东大门之余，下大力抓了部队的生产自救活动。他告诫大家：“边区当前经济还很困难。在这个地方，只要有了饭吃，就能站得住脚；没有饭吃，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开展生产活动。”他们因地制宜，开荒种粮、养猪放羊，并且采集药材和食盐换购部队急需的布匹和其他生活用品。

　　延长的石油资源十分丰富，在红都瑞金搞过军事工业的杨至成，看到这一便利，对炼油产生了兴趣。于是，他从当地请了几位老工人作技术指导，利用别人废弃的设备，领着一帮人开始了土法炼油。这是个一本万利的事，既给中央机关解决了缺油的困难，又为部队增加了一部分收入。杨至成炼油炼出了名，至今一些老红军一提起他在延长的活动，就脱口而出：“杨至成在延长炼过油，他会鼓捣这一套！”

　　◆1939年6月，杨至成与在莫斯科治病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合影，左起：杨至诚、谭家述、钟赤兵、刘亚楼、林彪、李天佑、卢冬生。

　　杨至成这个卫戍司令除负责部队工作外，还管着总部设在延长县的被服厂、鞋袜厂和兵工厂(即军械弹药厂)，每个厂有200人左右，负责为边区部队生产被服和武器弹药。管军工厂对杨至成来说，算是老行当了。在物资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对这些工厂的生产抓得很紧，及时保证了部队供给的需要。

　　由于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加上工作一直很忙，医疗条件也有限，到陕北不久，杨至成高血压、肺结核、癫痫等时有发作，但他一直咬牙带病坚持工作。到1938年上半年，他病得连床都起不来了。恰逢此时，党中央准备派一批身体不好的高级干部去苏联治病、学习，杨至成也在名单之列。临行前，毛泽东嘱咐杨至成：你去苏联，除了治病，还要“学军事、学后勤、学人家的先进经验。治病和学习两个任务都要完成，这对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奋战在东北后勤战线

　　到达苏联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杨至成的身体得到一定恢复。不久，就转入苏联陆军大学（伏龙芝学院），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军事理论和后勤工作的学习。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他曾试图经蒙古回国参加抗战，因中蒙边境封锁甚严无法通过，被迫滞留乌兰巴托。这期间，生活异样窘迫，历尽了千辛万苦。

　　1946年1月，杨至成终于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祖国。此时，东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部队急需各类干部。杨至成是军内知名的老后勤，回国不久，便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上任不久，杨至成便迎来了第一项大的任务：组织领导四平保卫战的后勤保障工作。

　　◆1946年夏，杨至成与贺诚（左）、谭家述（中）在东北佳木斯合影。

　　1946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以7个旅抗击国民党军10个师，战斗十分激烈，物资消耗很大，其中，每天要消耗子弹300万发，粮食30万斤和数以吨计的炮弹。这场战役关系到民主联军能否在东北站住脚跟的全局大事。杨至成响亮地提出口号：“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的需要！”他带领后勤部的同志，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保证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他本人既要及时了解前方的情况，又要组织后方的供应，两只眼睛熬得通红，有时走路都恍恍惚惚，但始终坚持岗位，不断发出各种指令。在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下，部队坚持月余，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北犯的进度，为巩固和建设后方根据地赢得了时间。

　　四平保卫战后，根据解放战争规模大、后勤战略物资消耗量大的特点，杨至成充分认识到建设东北大后方的重要性。他在佳木斯、哈尔滨、鸡西等地积极筹建军工企业和后勤院校，大力生产军需产品，培养供给人才，以迎接大战的到来。这期间，又相继为1946年底发动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1947年6月的夏季攻势作战做了大量后勤保障工作。

　　大战役需要大后勤。为准备同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东北民主联军逐步加强后勤支前工作，以适应大兵团作战。1947年7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扩建为后勤司令部。次年3月，东北军区又决定将军工军需生产从后勤部门中分开，成立与军区后勤部平行的东北军区军需生产部，并委派公认的后勤专家杨至成任部长。

　　对于军工军需生产，军区领导给予了厚望和重托。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军区后勤工作会上，军区政委罗荣桓对杨至成说：“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内建设起百万大军，准备百万大军入关，你的任务重啊!你看有什么困难?”杨至成说：“罗政委，你放心。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想法克服，不会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为了使军需生产工作走上一个新台阶，取得明显进步，杨至成迅速对分散在各地的军需工厂进行调整，将工厂集中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和辽东一带，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这样就形成了相当的后勤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多。军需部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班子，加强生产技术研究，加强成本核算，统一款式、规格，以生产出大方、适用、耐用的产品支持前线。

　　杨至成为了给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建设打下个牢固的基础，工作起来有一股狠劲。他东奔西走，请上联下，常常是夜里12点才睡觉，早晨4点就起床。在他的带领下，军需生产部很快就紧张地运转起来了。

　　军需生产部成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高质量足数量的军需装备保障部队打好辽沈战役。

　　1948年的8月份，辽沈战役正是部署过程中，杨至成去军区开会，领受了赶制70万套冬装的任务。每套包括衣、鞋、帽、手套等。上级要求必须在初冬之前发到部队手中。东北的冬季来得早，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

　　任务大，时间紧，原材料又不能保障，要如期完成困难重重。杨至成召集大家进行研究，他说：“别忘了我们立下的军令状，现在是看我们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只有一边进行接管整顿，一边进行生产，并以整顿促生产，变少产为高产，变低质为高质，坚决完成任务。”他的态度影响了大家，局长和厂长们撸起袖子，纷纷表示拼着命也要完成任务。

　　为了通过试点，摸索经验，杨至成下到哈尔滨的一个被服厂去蹲点，搞调查研究。他一下去就直接和工人们泡在一起，亲自在第一线抓第一手材料。他认真实践、计算，从一个车间算到全厂，从一个工厂算到所有工厂，感到在两个月内完成70万套棉军装毫无问题，心里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松完，东北野战军首长一个电话又把他召了去。原来，一部分原计划凑合过冬的旧冬装，因为战事格外繁重，需要更换为新冬装。这样一来，生产军服的任务达到100万套，而时间不变。

　　面对紧迫的任务，杨至成没有丝毫推诿。他反复向大家强调：军服也是战斗力！我们军需生产工作者多贡献一套冬装，就等于多为部队增加一份战斗力。

　　◆头戴皮帽、身穿棉衣的东北野战军。

　　为了筹集到足够的原材料，杨至成布置材料局的同志分头下到所有能去的城市和农村，不辞辛劳，跑断腿，磨破嘴，采购了不少棉花、布匹和皮革，他们采购的足迹甚至到了内蒙古。为了弥补工厂生产能力不足，他布置工厂局的同志寻求地方政府支持，组织各地缝纫店和街道居民为部队加工冬装。而不管通过何种渠道做成的冬装，最后都统一验收，绝对保证质量。

　　正当军需部上上下下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野战军首长又来了一道指令：考虑到部队人数在不断增加，决定再增加20万套冬装的生产任务。时间不能延长，要如期完成。

　　任务一增再增，杨至成的态度却总是四个字：坚决完成！他动员后勤人员：“我们要把看来不可能的事千方百计变成可能！”

　　经过近两个月的日夜奋战，辽沈大战前夕，军需生产部就把第一批合体保暖的冬装发到了部队。随着各部队的陆续开进，每个指战员都领到了一套里外三新的冬装。辽沈战役打响后，国民党起义部队也更换了解放军的新冬装。

　　1948年的冬装生产供应，是军需生产部成立后的第一仗。对于这一仗，东北野战军首长给予了高度评价。罗荣桓政委说：“今年的冬装是部队最满意的一年，也是军需生产部成立后最有成绩的一年！”不少军师首长从前线打来电报，对军需生产部的工作表示感谢，对军需工人的辛勤劳动表示慰问。有的部队专门派出代表，带上锦旗和礼品来到工厂局和工厂，表示前线将士的谢意。

　　东北军需生产不仅满足了东北战场的需要，而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还支持了华北野战军5万套冬装。中央对东北军需工作十分满意，1948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对杨至成及其领导下的军需队伍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中央首长们也得到了东北军需的“支援”，1949年3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穿的就是杨至成送的皮大衣。

　　创建中南大后方

　　东北解放后，东北野战军（后改称第四野战军）先后进行了平津战役和进军中南的战斗，河南全境、湖北的大部以及长江两岸广大地区相继解放。为了支援大军继续进军华南，缩短供应线，建立中南地区的军需工业，1949年6月，杨至成率第四野战军军需部进驻武汉。

　　由于战事的逐步推进，军需消耗极大，野战军指示军需部，在武汉驻下来后要争取尽快投产。南移时，杨至成虽然预见性地带有了大批机器设备、技术骨干以及原材料，但是供应范围涉及六省，这些准备犹如杯水车薪。为了尽快落实上级指示，他确定军需部的首要任务是接收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留下的军需工厂和仓库，并尽快加以整修，使其恢复生产。

　　然而，现实情况却令人十分沮丧。在郑州、武汉、南昌接收的工厂，厂房一个个被炸得残垣断瓦，破败不堪，至于机器设备则一台也见不到。长沙、广州等地，也都如此。当大家都认为，没有一年半载，生产难以恢复时，杨至成却说：“我们的困难确实不少，但是，战争不给我们时间，部队的需要不允许我们按部就班，150万大军向我们要衣穿，我们必须打破常规抓生产。”他明确要求：在两个月内恢复生产!

　　为了抓落实并了解和指导郑州、南昌、长沙等地工作，杨至成及时听汇报，作批示，发电报，定决策，每晚都要工作到12点才休息，早晨4点就起床，擦把脸接着就批文件，看材料，安排当天的工作，到6点钟时，喊起秘书，匆匆吃过早饭，然后就坐车朝工厂赶去，到第一线进行检查指导。

　　恢复和整修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到这年的十月，武汉地区的三个工厂如期修复正式投入生产，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贺礼。此时，杨至成的脸上才绽出了笑容。之后，在他的督促下，其他几个地区的工厂也急迫快上。到1949年底，中南地区投入生产的军需工厂已达11个。

　　考虑到中南地区此时已全部解放，杨至成开始进行他的第二项任务：根据部队供应需要和现有军需工厂布局，选择适当地点，建立新的军需工业。

　　对于新厂的建设，杨至成事无巨细亲自进行筹建和落实，既要出面申请建厂资金和建筑材料，又要出面与地方协商选择厂址。他特别规定：每个厂厂址的勘察选定，都必须经他亲自参加认定后方可动工兴建。他说：“建一个厂要花国家很多钱，建成后就要使用几十年、上百年，所以一定要认真、慎重，不可有丝毫的马虎。”新厂选址期间，他每天很早就出发，走时车上带一个帆布行军床，中午在附近找个饭摊吃一碗米粉，躺在行军床上迷糊一会儿，下午接着跑。每勘察一个点，他都要从道路交通、水源电源、战备防空、节省开支等几个方面反复衡量，等大家都认为是最佳方案后，才一锤定音。

　　经过两个来月的奔波，武汉及其周围的几个厂址总算定了下来。他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北上河南漯河，去勘定皮鞋厂厂址。时值炎夏六月，天气酷热难熬，同志们看他累得眼里充满了血丝，脸颊瘦了许多，都要替他分担，他根本不让。大家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去跑。秘书担心他的高血压、心脏病，为防万一，每次出发前都向门诊部要不少药带在身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两年的精心经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地建立了几十个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和学校，帮助地方接收、巩固和筹建了几十家工厂企业，中南后方基地的建设颇具规模。

　　◆1950年，杨至成（站立者）在中南军区。

　　1950年8月，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军需部与后勤部合并为中南军区后勤部，杨至成任部长。刚刚上任的他，面前即刻摆上了两项紧急任务：一是支援部队尽快完成对几十万土匪特务的剿灭任务，二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这两项任务都是头等大事，关系着共和国的安危，杨至成深感责任重大。

　　中南地区的土匪经常流窜和隐匿深山老林、基层政权受摧残严重，剿匪部队后勤消耗极大，杨至成通过调查研究，针对以上特点制定了多条切实可行的后勤保障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南地区剿匪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他更是几乎倾其所有，将最精干的人才，最好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朝鲜前线。仅战争初期，中南军区就抽组各种后勤保障机构50多个到志愿军后勤部门工作，其中包含保障大站3个、担架团3个、辎重团4个、装卸团1个、汽车团7个、人力运输团2个、医院6个、手术队1个、骡马连19个、各种仓库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5700多名、汽车司机及助手8900多名，其他后勤人员36000多名。另外，还组建3个兵站医院和18个预备医院随时准备开赴朝鲜前线。他说，后方再吃紧，也要先保障前方，这是我们后勤工作的原则。物资方面，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中南军区上调给志愿军各种军需物资就达27.6万吨。

　　杨至成于1950年8月后又兼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长。这就是说他既要搞好中南军区后勤物资生产，又要抓好中南地区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轻工业包括纺织、印染、面粉、榨油、卷烟、造纸、火柴及淡水养鱼业等，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杨至成对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其中，他在处理如何对待民族工商业问题上尤其值得提及。当时人们的顾虑较多，因怕犯错误也就怕涉及民族工商业这个敏感的禁区。而杨至成在主持中南地区六省的经济工作时却从稳定市场、保障供给的大局考虑，实事求是地从恢复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果断采取提高收购价格的手段，组织收购皮棉240万担，并实行统购统销。这样既保障了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又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这一举措在社会反响很大，不仅稳定了一些民族资本家迅速恢复生产，而且连已逃往美国的武汉第一纱厂的总经理也受到感召而回到武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杨至成在抓后勤工作和搞经济建设方面作出的突出成绩，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1957年秋天，毛泽东在接见杨至成时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革命成功了。但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长远方面多想办法，出点点子。”

　　一生钟情军校事业

　　1954年2月，杨至成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同年9月，奉调进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任副部长。1955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京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杨至成终身难忘的事情。1957年12月的一天，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突然打来电话：毛主席想要见见你，请你带上夫人和孩子，晚上10点钟到中南海去。这个消息让杨至成十分激动，半天也没挪动一下身子。晚上，他和夫人唐慧文如期赴约，在中南海丰泽园同毛泽东一直聊到了深夜11点。毛泽东还邀请他们共同进餐，并打趣道：“家常便饭，随便尝尝。你这个供给部长，管了我好多年的饭，今天就让我管你一顿饭！”席间，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杨至成的病情，让他为革命养好身体。这虽然是一次普通的家宴，但透射出毛泽东对杨至成不同寻常的感情。不仅有对杨至成多年后勤工作的肯定，也有对他在留苏期间精心照料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的感激之情。

　　◆1955年9月周恩来为杨至成（右二）、苏振华（左一）、王宏坤（左二）等授上将军衔。

　　进入1958年后，杨至成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对于建校办学，杨至成并不陌生。土地革命时期的1932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他参加筹建红军学校，并担任红军学校的校务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他又在初建的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抗大”校务部长。他一生钟情于办军队学校，尤其是在军队后勤人才的培养上，更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红军时期，他在红军学校第4期供给干部班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所红军供给学校，时有学员200多人，他亲自兼任校长。在他的精心管理下，这所学校为各路红军培养了大批后勤干部，其中有的学员到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的高级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杨至成又主持创办了东北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下设六个分校)和护士学校。东北军需学校后随军南下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勤务学校，杨至成不顾百事缠身，仍兼任后勤学校校长。几十年后，这所学校已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的牌子，成长为解放军后勤战线和全国经济战线的著名高等学府学院，而其第一任院长正是当年东北军需学校毕业的杨至成的学生。

　　尽管有以往建校的经验，要想在物质短缺、建材供应难的情况下尽快筹建一座大型军事科研院校，对杨至成来说同样是一项艰难的创业任务。

　　为了如期把办公楼、宿舍楼和食堂、门诊部等建筑盖起来，并实现通电、通水和通气，杨至成上跑国家有关部委，下奔广东、内蒙等省市，四处求援支持，整整奔波了一年，终于按时建成了一座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科研城，并实现了营区的绿化和美化，保证了军事科研人员能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开展科研工作。

　　◆1960年，杨至成与叶剑英等人在军事科学院合影。

　　军事科学院建成后，叶剑英任院长，杨至成任副院长兼院务部长。他非常爱护和关心教工和学员，尽最大努力提供优质的后勤服务和保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保障全院人员的生活与健康，又领导院务先后建立了农业生产基地、副食生产基地和牧业基地，在物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全院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和营养不良症。杨至成这种爱护、关心军事科研人才，当好军事科研人才的“后勤部长”的风范，受到叶帅的肯定和全院的好评。他在军事科学院为培养我军高级军事人才，为发展我军军事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62年初，杨至成调任高等军事学院(即国防大学)副院长。他依然在保证学院师生员工的生活与健康的岗位上日夜操劳、呕心沥血。l964年起，按照中央军委安排，他负责组织编写全军后勤史。这项工作虽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未能全部完成，但为我军抢救了大批不可多得的后勤史料，为后来的后勤史及后勤教学打下了丰富坚实的史料基础。

　　几十年繁重的后勤和军校管理工作拖垮了杨至成的身体。1964年后他的心脏病日益加重，最终不得不停下来休养。1967年2月3日，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中央军委的悼词这样评价道：“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军的一个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