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 坂本龙一：文化精英，还是赤色分子？
尽管罹患癌症多年，但坂本龙一去世的消息，还是让许多音乐发烧友乃至公众“泪流成河”，不仅各种悼念文章刷屏网络，登上了热搜，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悼念，让这位日本音乐家成了一个时尚符号和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中国文化场域，无论生前死后，坂本龙一都堪称一个神话般的存在。这从他去世后短短几天引发的悼念海啸看得出来。其受到关注的热度，恐怕没有一个本土艺术家能够比拟。在他身上，最引人瞩目的身份当然是音乐家。他最被人熟知的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配乐。同时，他最经典的曲目《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广为流传，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大岛渚的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本身。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坂本龙一和朋友去到现场，找到一架曾被海啸淹没过的钢琴，这架钢琴已经严重走音，坂本说：“我只是想听听它的声音。” 他利用这架钢琴弹奏了一首不安、短促，甚至有些刺耳的音乐，这首曲子被命名为《disintegration》，收录进2017年4月的专辑《async》。关于这部作品，坂本解释道：“钢琴是通过‘文明的力量’让自然符合人类的标准，海水重击钢琴，对人类而言他们是失准的，本质上，他们只是恢复了自然中原本的状态。”这使他赢得了一顶“环保主义者”的桂冠。
打开百度百科人物搜索，坂本龙一的名字下罗列着以下头衔：日本作曲家、音乐制作人、歌手、演员、钢琴家，东京艺术大学音乐系作曲专业学士、音响研究科硕士，以及一大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2年，被授予巴西国家勋章。2005年，为剧情电影《东尼泷谷》配乐。2009年，出版了口述自传《音乐使人自由》，同年获得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军官勋位。2011年，为历史动作片《一命》配乐。2012年，获得第6届亚太电影大奖-电影杰出成就奖。2015年，担任剧情电影《荒野猎人》的音乐监制。2017年，获得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武士奖。2018年，获得第2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年度亚洲电影人奖，以及“亚洲最具影响音乐人”等荣誉称号。
像20年前去世的美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苏珊·朗塔格那样，中国主流文化界倾心打造的坂本龙一，是一个令小资大众心仪的“文化精英”形象。
但坂本龙一身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不止于此。正如一位作者指出：“在一个被流行化，标签化了的坂本龙一背后，还有另一个坂本龙一被遮蔽了。那就是他音乐中的社会性，以及他对公共议题、左翼理论的关注，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与警惕。”（周郎顾曲《坂本龙一：我很悲观，因为年轻人不再抗争了》）
或者直截了当说，作为公众人物的坂本龙一，最真实的身份底色其实不是什么环保主义者，而是跟竹内好、柄谷行人、宫崎骏、藤子不二雄和加藤登纪子等齐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个伟大的左翼艺术家。
上世纪60、70年代，左翼思潮在日本非常流行，热衷介入现实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大部分属于左翼阵营，比如当时知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柄谷行人，就曾把坂本龙一奉为座上宾。左翼思想直接影响了坂本龙一的音乐，高中时期，他读毛泽东的著作，听柄谷行人的讲座，经常去一家叫“维也纳”的咖啡馆，那是日本学运分子的聚集场所，相隔一个店面，就是音乐咖啡馆“风月堂”，据坂本说:“那里聚集了许多感觉前卫的左翼诗人与画家，但是店里的气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所以我们只会去感觉比较粗犷的维也纳。”和朋友喝酒，他就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让我们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用音乐为劳工服务！”（《音乐使人自由》
坂本龙一还是当时日本知名左翼组织“全共斗”的一员。1978年，他发表了Solo出道专辑《千刀》(Thousand Knives)，开篇的歌曲歌词选用的就是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千刀”这个名字取自郭沫若的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坂本有一句名言：“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兵服务”。他一直以来反对版权法的立场，也跟其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立场密不可分。
坂本龙一的这种文化或政治立场，在中国语境下有一个贬义的标签：极左或文革余孽。而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语境下，则同海明威、毕加索、福柯、萨特以及列侬这些前辈大师一起，被视为“六十年代”象征和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对于这一身份，中国的主流文化界和舆论场，是刻意掩盖、删除和屏蔽的，如同他们对美国民诗人鲍勃·迪伦和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诺贝尔文学奖后，竭力掩盖其左翼政治立场那样。这种恐左症固然有些神经质，但也反映了中国主流文化精英在“伤痕”和强烈报复情绪支配下的右翼综合症，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在全世界范围，大概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不必讳言，随着以“六十年代”为高峰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坂本龙一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其政治观念也发生了调整，但他依然积极介入公共事件，福岛核电站事故后，他积极参与反核游行，并且多次表达对日本右翼政府的不信任。他说：“我仍在关心日本的状况，不管是环境上的，还是政治、社会议题上的，因为与在美国发生的非常相似，右翼正在上升，日本五年了，在美国只是几个月而已。”
1980年代后的青年们热衷于接受一个时尚和音乐的坂本龙一，而他更希望人们严肃思考，关心包括政治在内的“沉重”话题。在1984年的记录片《东京旋律》中，他说：“我很悲观，因为年轻人不再抗争了。”有一次接受Lens采访，他感慨不已：“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关注那些沉重的话题了……真的好悲哀呀。”宫崎骏也曾说，“我们到死都是赤色分子！”从中，我们读出了一种“心有不甘”和“壮心不已”的烈士情怀，让人感受到一种同那些“右转”后扎进资产阶级怀抱的自由派文人截然不同的立场，这是典型的“六十年代”气质，这种气质不仅从宫崎骏、坂本龙一这些日本艺术家身上顽强存在，在中国作家如魏巍、张承志、曹征路等人身上也同样存在。
近日，从张承志谈日本著名诗人谷川雁的文章《《诗与游击队的谶语》中读到一段话：
给我击打般感觉的，是日本左翼的真挚。我见惯了对这种感觉的白眼，但那是因为人们看惯了伪左派。我一再怀疑、再三确认的那一股真挚，以及它挟带的个人魅力，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与短暂的历史。如那些执著的亚细亚主义者，如那些 “脱欧返亚 ”、为亚洲被侮辱的 “他者”轻掷性命的红色サムライ（武士）。
他们没有退场，也没有失踪，只是换了面孔。跨过巨大的间隔，他们一路游击，化作了一种拒绝编辑与翻译的诗，以立誓坚守的时光，淘汰了污蔑更征服了质疑，终于使人来到他们的墓前致敬。
是的，像那位网上青年所说，“我现在怀念死去的革命诗人 ”，一点也不晚。
这里，“诗人”当然是一种泛称，指一切站在左翼及无产阶级立场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多数受众来说，“六十年代革命”早已成为一处涂满污秽的废弃景点；许多以精英自诩的文化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了从体制内分一杯羹，获得进一步升迁，向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归顺、附逆、变节甚至叛卖，连做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都不顾了。在这些人眼里，坂本龙一大概也是 “压根儿就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会把他们纳入“文化精英”之列，为自己涂脂抹粉吧？
然而，对于葆有“六十年代”政治理想的人们来说，悼念坂本龙一，不但是纪念他这个人，而是悼念一个时代——“那个资本还没有掌控文艺创作方方面面的时代，那个艺术家还在用独立的精神去一点点解构资本主义，传递革命理想的年代。”（赵皓阳《悼念坂本龙一同志》）
那就这样，让他们纪念他们的“文化精英”，我们纪念我们的“赤色分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