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哲学研究批判之四

第四部分 冯友兰“晚年之惑”释谜

　　（《经济思想史研究》2022年第五辑P66-98）

　　概要冯友兰一生学术，思想兴起是《中国哲学史》，思想之用是《中国哲学史新编》，思想之根是贞元六书中创立的新理学（新形上学）哲学体系。“新理学”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正的方法”（主客二分的逻辑学）和“负的方法”（主客同一或不分的逻辑学）哲学认识论的过程，有一组形而上学的命题，其首要命题曰：有物（实际）必有理（真际）。“他的逻辑分析方法的哲学实质在于：以‘如果——则’的蕴涵关系剪裁存在与思维、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相对与绝对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导引出‘真际’‘理’‘道体’‘气’等一系列形上学的观念，力图证明新理学的形上学能够成立。”由于冯友兰坚持以西方逻辑学解说和贯通中国，“他采用的逻辑分析方法，实则是一种知性的思维方法。”由此认为，“所谓‘负的方法’就是中国哲学中常常采用的直觉主义的方法……许多中国哲学家没有从正的方法讲形上学，但不等于他们没有自己的形上学，也不等于他们不关心形上学，只是他们不喜欢从‘主客二分’的视角出发，去讲那种知识形态的形上学。他们采取主客不分的哲学思考方式，把形上学看成主客同一的基础，而不视为主体认知的对象或客体。”然则，“道家和儒家都不主张从正面讲形上学”，是因为“按照中国哲学家的看法，主体亦在形上学的范围之中，因而无法把形上学对象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实在不能把形上学当成言说的对象，只能当成直觉或体验的对象，故而形上学不能讲。”【注：宋志明，梅良勇.冯友兰评传[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140-142.】

　　对象I（主观，客观）如何向对象II（主体，客体）转化是冯友兰一生求索却总也无法解决的学术难题。这其实不是学术难题，而是历史道路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中西分殊的认识论难题。如果存在“仇必仇到底”，则“仇必和而解”是假命题；而若“仇必和而解”为真，则“仇必仇到底”是假命题。这是真假命题之战，亦是大前提之争。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华辩证法，而冯友兰用在此处，是同样当作了哲学认识论，而欲否决哲学路线的斗争原则（仇必仇到底），转而支持它的对立面——统一原则（仇必和而解）。从形式逻辑出发，使冯友兰宁可相信统一路线而摒弃斗争路线，所谓：“中道亦即是庸道。程子说：‘庸道，天下之定理。’定理者，即一定不可移之理也。所谓公式公律等，都是一定不可移之理，都是定理。康德说：凡是道德的行为，都是可以成为公律的行为。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是可以成为公律的。若果社会上各个人都如此行，则社会上自然没有冲突。”【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