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究竟有几人？她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

　　在中国工农红军军史上，有30多名女干部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但迄今很多杂志报纸对具体人数和人名都说法不一。究竟是哪些女干部参加了长征？中央当年是如何决定女干部长征去留的，其间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细节。而无论参加长征或是留在中央苏区的女干部，都给后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决定参加长征女同志的三份名单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了一次特别干部会，参加人员有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和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等，博古妻子刘群先、罗迈妻子金维映和邓颖超等女干部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长）林伯渠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当前的形势，明确地告诉与会干部，中央已决定要开始离开苏区：“敌人对我们采取步步为营的干水塘政策，水干了，就捉鱼……所以现在我们要转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把粮食和一些贵重东西藏好，组织赤卫队加强巡逻放哨，先不要对群众说我们要走。”也许是他想到了放弃中央苏区的后果，林伯渠竟然在大会上当众流下了眼泪。

　　早在7月初，中央就派出红7军团北上，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并于8月初再派出红6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减压和探路。这次大会，中央领导第一次给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透露准备离开苏区的意图。

　　林伯渠说完后，博古接着讲了话，他对与会干部们说道，“我们先突围出去，过两个月再反攻，我们还要回来的……”。

　　尽管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但李坚真对中央准备撤离苏区的决定并不以为然，几十年后，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对前线斗争的形势不太了解，还真以为很快就会回来的，就悄悄对坐在我旁边的刘群先和金维映说，‘过两个月就回来了怕什么。’刘群先拉拉我的衣襟，偷偷说，‘我们可能回不来了’”。

　　◆长征到达陕北的四位女红军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大会结束后，博古交给李坚真一项任务：要她负责动员妇女为红军赶做20万双草鞋和10万条米袋子；而组织部长罗迈则交给她另一项任务，那就是要她拟出跟随红军长征的女干部名单。

　　到底哪些女干部能够随军行动呢？张闻天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所主持的三人团决定……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而对参加长征的女干部，中央高层有一个内部规定。

　　中央的这一规定是，参加长征的女干部要具备3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是中共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李坚真早年在彭湃的引导下参加革命，曾是中央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年初刚当选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委并接任中央妇女部部长一职。她哪里想得到，罗迈交给她拟出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名单这一任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女干部的生与死。

　　几十年后，李坚真仍然清楚地记得罗迈当年告诉她的话，“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妇女工作，你们妇女部先提出个名单给我，然后通知她们到卫生队去检查身体，身体合格的，就可能随部队走了，总数不要超过30人。”

　　大会结束后，李坚真便按照罗迈给她的这3个条件，开始选择拟定参加长征的女干部名单。

　　其实，关于随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人员，当时中央有3份名单：

　　第一份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直接拟定的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中央领导人的妻子以及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干部。这份名单上的女干部不需要进行体检，是无条件要参加长征的人员。

　　第二份是由总政治部拟定的，主要是那些在红军中工作的女干部。

　　罗迈交给李坚真的任务是拟定第三份名单。

　　第二份和第三份名单上的女干部，必须符合中央高层规定的3个条件，必须要通过体检。

　　落选者和确定参加长征的人员

　　经过严格的体检后，不少女干部没能通过，这意味着她们将和那些夫妻被迫分离而留在苏区的女干部一样，只能留下打游击。

　　这些留在苏区的女干部中，职别最高的无疑就是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长）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这位李坚真前任的中央妇女部长，曾和丈夫一同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政府执委，还因是中央主席团唯一的女性而名噪一时；还有林伯渠的妻子、中央政府内务部优待红军局局长、中央苏区著名的妇女领袖、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唯一的女性中央执委范乐春；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妻子、中央秘书处收发员郭香玉；曾任军委秘书长和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妻子、中央政府秘书、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科科长的王叔振；中央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妻子、曾任福建汀州市委宣传部长的陈碧英；中央政府劳动人民委员（部长）邓振询的妻子、江西省总工会女工部长和中央政府执委黄长娇；以及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妻子、红军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唐义贞等人。

　　而中央最后批准参加长征3份名单上的女干部共有33人：

　　第一份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直接拟定的名单上共有10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委、全总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妻子）、中央机关机要收发萧月华（李德妻子）、中央政府执委、中央机关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妻子）、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蔡畅（李富春妻子）、中央政府执委、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罗迈妻子）、在少共中央工作的廖似光（凯丰妻子）、国家保卫局党总支书记陈慧清（局长邓发的妻子），还有就是没有结婚的李坚真本人和少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刘英（后为张闻天妻子）。

　　第二份由总政治部拟定名单上有6人，主要是那些在红军中工作的女同志：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委康克清（朱德妻子）；中革军委无线电报务员兼朱德的报务员李建华；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邱一涵（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妻子）；红9军团干部杨厚珍（军团长罗炳辉妻子）；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李伯钊（红3军团政委杨尚昆妻子）；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周越华（中央政府卫生局局长贺诚的妻子）。

　　李坚真亲自拟定的第三份人员名单上有17人，其中有7名是她属下的中央妇女部和各省妇女部的干部：中央妇女部委员王泉媛（长征中与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王首道结婚）、中央妇女部干事钟月林（后为宋任穷妻子）、中央妇女部秘书阚思颖（甘棠）、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危秀英、闽赣省委妇女部长吴富莲、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邓六金（后为曾山妻子）；此外，还有从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任上调到红一方面军工作的刘彩香（后为红9军团参谋长毕占云妻子）；《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钱希均（毛泽民妻子）、曾任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贺怡（贺子珍妹妹、毛泽覃妻子）、江西长胜县委宣传部长彭儒（陈正人妻子）、 国家保卫局机要员谢飞（后为刘少奇妻子）；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危拱之（叶剑英妻子）；福建省委秘书处干事谢小梅（罗明妻子）、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蔡纫湘（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的妻子）、中央党校教员吴仲莲等16人。

　　◆参加长征部分女红军1949年合影。

　　名单上最后一名女干部，李坚真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记载：“还有一位是兴国人，想不起她的名姓，她是左中农的爱人。”但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没有此人的记载，现有的资料也查不到“左中农”是何许人也。

　　由于李坚真当时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又是亲自拟定第三份参加长征女干部名单的人，因此她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记述的上述三份参加长征名单上的人员，应是准确无误的。

　　参加长征人员的变动和落选者的经历

　　长征开始前后，33人的长征女干部名单又出现变动。

　　首先是已列长征名单中的贺怡，因为丈夫毛泽覃没能参加长征，她自己也留在了中央苏区。毛泽覃牺牲后，贺怡和父母在深山中的一处寺庙当了3年尼姑。1937年8月抗战开始后才下山，出任吉安新四军通讯处统战部长。

　　彭儒在长征开始后涉水过于都河时，因浑身被河水浸透着凉而发起高烧，只好被送回中央苏区，后来苏区中央局决定让彭儒和陈正人夫妇前往白区养病。1937年春，夫妇二人才到达延安。

　　而没被列入名单的红5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怀孕被留在苏区，她竟然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地跟在长征队伍的后面，竟作为“编外”人员走完了长征。

　　这样一来，实际上参加长征的女干部，不算名单中的贺怡和彭儒，再加上名单外的曾玉，实际参加长征的还是32人。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于1959年合影。

　　没能参加长征而留在苏区的女干部，她们的经历令人嘘唏。

　　李坚真前任的中央妇女部长周月林，因丈夫梁柏台被留在苏区而未能参加长征。后来梁柏台不幸牺牲，周月林在与瞿秋白等人突围时被俘，建国后在上海当了一名街道干部。1955年因怀疑当年出卖了瞿秋白而被逮捕关押20多年，1979年因有关部门从敌方当年的报纸上发现，出卖瞿秋白另有其人，她才被宣告无罪。

　　林伯渠的妻子范乐春因为刚刚生下孩子，只得留在了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范乐春出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长，在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后有幸挺了过来。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41年病逝，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在长征前的体检中因为体重差了一斤而没有被列入长征的名单。长征开始后，她固执地跟着长征队伍走了3天，最后还是不得不与董必武分手。返回中央苏区后，她与组织失去联系。白色恐怖下，在母亲的苦求下与村里的一名光棍结了婚。建国后，她才得知董必武在北京，听说董必武已经再婚时，她决定放弃寻找董必武，作一个普通农妇度过了余生。

　　中央政府劳动人民委员(部长)邓振询的妻子黄长娇，因为怀孕留在苏区，被敌人俘虏后，这位昔日的中央政府执委多次被敌人倒卖给人做老婆。建国后，黄长娇曾任瑞金县妇联主任、副县长和县政协副主席。许多文章将她也列入参加长征女干部名录中，这显然是错误的。

　　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科科长的中央政府秘书王叔振，因其丈夫刘伯坚被留在中央苏区，她也被留下。1935年刘伯坚在江西作战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为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带镣行》。王叔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斗争，然而，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处死。1995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李升泉、朱茂林《马背上的共和国》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处死她的原因是因为她知道中央的大量机密，保卫局唯恐她一旦被敌人俘虏后叛变，于是将她秘密处死，临死前王高呼“共产党万岁！”

　　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郭香玉因裹过小脚，不能远行，体检自然不合格。红军长征后，她随留守部队转战到了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不幸落入敌手。敌人得知她是谢觉哉的妻子后，因她拒不屈服，竟然将她活埋。

　　最为悲壮的莫过于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随军长征后，唐义贞于1935年1月初，在闽西长汀县一位残疾红军家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后在前往江西方向寻找项英、陈毅的途中不幸被敌人俘虏。因吞下党的文件，竟然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剖开肚子寻找文件而悲壮牺牲……

　　参加长征者也九死一生

　　32名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的女干部，她们也经历了九死一生。

　　中央红军长征到湘南时，李坚真忘记了名字的那位女干部离开了长征队伍。李坚真在回忆录清楚而明确地记录道：“她随部队到了湘南后，因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伤员很多，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去，以后没有了音讯。”

　　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为怀孕而没有被列入长征名单，她竟然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长征队伍的后面，被发现后，由于她不在长征名单中，没有粮食配给，好在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长征路上她生下女儿，被迫将孩子就地遗弃后继续长征，最终也走完了长征路。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抽调包括阚思颖（甘棠）和李桂英在内的部分红军干部和战士，留在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打游击。两人于1936年11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西安事变后被营救出狱。李桂英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等职；阚思颖（甘棠）建国后历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兼市政府委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还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谢小梅在遵义转战期间，由于丈夫罗明受了伤，组织上把她留在贵州照顾罗明，主力红军离开后两人随即被捕。后千辛万苦脱狱后，夫妇俩于1936年(民国25年)回到罗明家乡。建国后罗明历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1980年正式恢复党籍。而谢小梅在1981年才得以恢复党籍和党龄，并恢复了老红军的身份和待遇。

　　贺子珍在长征途中生下女儿后被迫送人。1935年4月红军长征到贵州盘县时，她为了掩护担架上的红3军团团长钟赤兵，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共有17块之多；凯丰妻子廖似光在长征途中7个月早产生下一个孩子，邓发妻子陈慧清长征途中也生下孩子，廖陈二人只得忍痛将孩子送给当地百姓。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和蔡纫湘8人被留在红四方面军中。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李伯钊、李建华、周越华、康克清4人到达陕北；而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和蔡纫湘4人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再次经历生与死的考验。

　　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的王泉媛在祁连山中被敌打散后不幸被俘。1939年逃到兰州，因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不予收留，从而辗转流离沦落为民，1942年转回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关照下被安排到当地敬老院担任院长，1989年得以落实政策；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委的吴富莲被西北马家军俘虏后坚贞不屈，吞针而死；吴仲廉被俘后于1937年8月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回到延安，建国后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最为奇特的是蔡纫湘了，某党史刊物2005年刊发《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一文中，列出参加长征的30名女干部名单中竟然没有她。中央红军长征的亲历者危秀英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参加长征女干部是30人，其中也没有蔡纫湘。而李坚真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明确地记录道：蔡纫湘“长征时先后和我一起在民运工作队，到遵义后又和我一起到干部休养连，红军到了毛儿盖后她和吴富莲、王泉媛一起被编到左路军，以后西路军在甘肃被围困，吴富莲牺牲，蔡纫湘逃了出来，回到了上海。当她得知中央到达延安的消息后，辗转来到延安寻找组织，不幸在敌机轰炸延安时牺牲”。而且她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过长征中的蔡纫湘。显而可见，李坚真的回忆应是第一手和最真实的，而上述文章显然漏掉了蔡纫湘。长征亲历者危秀英可能由于长征时职别低，不知蔡纫湘的情况。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最准确的女同志人数和人名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中央批准的应是33人，由于贺怡最终没有参加长征，加上不在长征名单中而自己悄悄跟随长征的曾玉，所以，长征出发时的女干部人数还是33人。

　　鉴于彭儒出发几天后就返回了苏区。因此，真正走上长征路的应是32 人。

　　除了不知姓名、到湘南后被组织派出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后不知下落的那位女干部，以及遵义会议后加入川南游击队的阚思颖（甘棠）和李桂英，还有留在贵州照顾罗明的谢小梅，实际走完长征路的有28人。除了牺牲的吴富莲和流落民间的王泉媛，安全到达陕北的只有26人（包括后来辗转到陕北的吴仲廉和蔡纫湘）。

　　让我们记住这32位红色女英雄的名字吧：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阚思颖（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刘彩香、邱一涵、吴仲廉、曾玉、蔡纫湘和那位无名女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