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界整风与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成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意味着中共指导思想、政治实践、行政作风等的根本转变，而且对现代文艺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延安整风，目前相关资料已较为完备，大致过程也较为清楚，但由于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方式，在史实方面留下大量空隙，加之1980年代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革命被重估，出现了一些“翻案”文章，一些重要问题反而无法论定。文艺是延安整风的重要领域，在很长一段时期，主导研究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肯定者将其视为中共推动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政党的介入是对文艺偏向的纠正；否定者甚至不无阴谋论的色彩，干脆认为“延安整风、审干和肃反的最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但两者的论述都显得较为粗糙，和史实有较大出入，许多重要问题仍有待重新厘定。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的重要机构和组织如鲁迅艺术文学院、民众剧团等，重要文艺现象如“大戏热”、新秧歌运动，重要作家如何其芳、丁玲、周立波等的文学创作，以及古元等的木刻版画等，都有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逐渐得以呈现，上述两种倾向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克服。但是，对于延安整风中知识分子改造这一关键问题，大多研究仍停留在政治/文学、政党/知识分子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内，这无疑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回避了延安文艺的核心议题。

　　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明确提出的知识分子改造议题，直接回应的是延安的整体危机，根本上指向的是中国革命主体的生成问题。对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整体危机中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分歧及其由来」

　　不少研究者将延安整风的起点追溯到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其理论表述即毛泽东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这一提法在文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如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民众剧团的演剧实践等，但在党政军部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40年前后，由于边区局势的紧张、政府的官僚化倾向、战争动员造成的物资匮乏，以及中共高层分歧的加剧等情况的出现，毛泽东就整风的任务、目标、步骤、对象、内容和形式等，做了详尽的论述并付诸实践。毛泽东指出，整风的核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胡乔木在回忆中谈道：“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胡乔木进而谈道：“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