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的典范 ——论中共安源支部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提要：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建设的先行者与模范者，她的创建开创了“产业支部”的党建模式，助推了中共早期“群众化”的发育进程以及基层组织建设。同时，通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该支部探索了一条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成功路径，树立了一面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辉旗帜，创造了一批中国工人运动的先进经验，构建了一种中国工人运动的代表性精神，为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作出了较为突出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中共安源支部；中共基层组织；历史贡献；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文侃，男，萍乡学院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江西萍乡337055）
来源：苏区研究，2022年第5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重建民族自信的历史贡献与经验启示研究”（21BDJ106）
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建立的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共基层组织发展史上一个应当予以格外关注的地方党支部。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支部的学术研究还尚欠丰富，为数不多的成果大多属于对于其创建和发展历史过程的描述性研究，鲜见专门挖掘其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方面的成果。本文尝试将中共安源支部置于中共早期基层组织成长史的研究框架中，以1922—1925年为时间范畴，从三个维度考察和展示这一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创建的历史意义，梳理和总结其作出的历史贡献，从中揭示和呈现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中共安源支部：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先行者与模范者
（一）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先行者
1922年2月由中共湖南支部筹划组建，诞生在萍乡煤矿安源火车房的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已成为中共党史界一个达成广泛共识的结论。相关党史权威论著在叙述中共二大前全国各地建立的基层组织时，也都将安源路矿支部列在最前面。基于中共成立后最先组织和发动的革命运动是工人运动，工厂是中共组织渗透于基层群众的最早场域，而安源路矿支部又系中共在工人运动中创建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因此，中共安源支部应当属于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先行者。
安源何以先行？中共首个产业工人支部为什么会诞生在安源？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萍乡煤矿相比于上海、长沙等城市，资产阶级势力薄弱而安源工人的力量相对强大且思想较为单纯，以及毛泽东对李立三的知人善任和后者特有的社会资源和个人优势。笔者对此基本表示赞同，但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安源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产业背景，毛泽东、李立三等最初在安源工人中间高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以及中共湖南支部身上特有的“勇毅进取”湖湘文化风格等，也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毕竟，没有产业，何来产业工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植入，何来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而中共湖南支部“勇毅进取”的表现，则是在坚持毛泽东确立的“注重找真同志”的目标和原则下，没有缩手缩脚的搞关门主义，而是敢于大胆吸收工人中间的中坚和优秀分子入党。受主旨和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作展开论述。
（二）中共早期基层组织成长和发展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共安源路矿支部的成立，不仅开中国工人运动中共基层组织建设之先河；而且其成长和发展也是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缩影，更是这段时期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模范者。
1.成长发展迅猛，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基层组织。人数增长方面，该支部从1922年2月成立时的6人，到1923年11月即增加到60人；再到1924年12月时发展为200人，竟占到了当时全国党员人数994人的20%强。这样的增速和人数为同时期全国之最，即使是当时中央所在地的上海也无法比拟。上海的党员发展在五卅前一直较为缓慢，到1924年5月时也仅有47人。李立三后来回忆：当时安源的党组织“恐怕是全国最大的组织”，党员“至少有一、二百人，人数发展得很快，比上海大”。不仅数量发展快，而且安源的党员、团员还多为产业工人出身。恽代英1924年8月巡视安源后向中央报告就说“安地为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在规模扩张方面，中共安源支部更是呈现一种“裂变式”的扩张态势。它自己所建立的党支部、党小组也在不断涌现：横向的地域分布扩及到了株萍铁路沿线、湖南水口山、衡山等，甚至延伸到了湖南株洲和湘潭的农村；纵向发展则深入到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的各个部门。当时俱乐部内党员“三个人一个党小组，七、八人为一个支部”。至1925年8月，中共安源支部“党员人数达230人，共有支部10余个”。分别是“中共安源地委党校支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机关支部、消费合作社支部、萍乡煤矿隆内支部、隆外支部、湘东永和煤矿支部、东桥支部、株萍转运局支部、株洲八迭乡支部、醴陵支部、湖南水口山铅锌矿支部、韶山支部、衡山岳北支部等”。这种速度和规模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2.党团关系良好，是中共早期正确处理党团关系的地方标杆。按照陈独秀关于青年团是党的预备学校的思想，李立三在安源也是先在工人中间建立团组织，再从中选拔人员建立党组织。安源的团组织成立较早，是当时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团组织之一。发展也较快，1922年“冬天团员总数已达到100多人，年底即建立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安源成为青年团正式成立后最早建立地方团委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安源的团组织不仅成立早、发展快，与党组织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完全不同于其它许多地方党团关系那样紧张，更没有出现一些地方的团组织甚至演变为“第二党”的情形。当时在安源工人运动中，许多事务由团组织“决意”，但重要事务由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且团组织的每次开会，党组织也均派代表参加。此外，两者不仅合办了党校、团校，还“合组了妇女部、教育计划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等机构。最能体现安源党团关系良好的，是安源较早完成了党团分化、实现了安源青年团的青年化。为了限制青年团“第二党”化的倾向，解决党团不分问题，中共中央在1924年5月作出了开展党团分化的部署。安源的此项工作从1924年8月始至1925年初仅用半年多时间即已完成，走在了全国多数地区的前面。安源党团分化后，“本地特别团员，大多数均已加入C．P．”，“安源党地委对整个工人运动实行领导，团地委则专心致志于青年运动”。一大批超龄团员转为党员，同时也增加了中共安源支部的党员人数，这应是1924年安源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也属于安源“自产”。对于安源如此联系密切、分工明确的党团关系，有研究即认为：“马日事变”前，湖南的党团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健康和谐的状态，远非同时期的其他省份所能比拟。
3.履职表现突出，是一个受到中央重点关注和高度评价的基层组织。中共早期基层组织的建设，起初在党员发展、教育和管理等方面，很多地方并不理想。如上海最初的地方组织甚至陷入“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的境况：五个党小组大多不能正常开会，党费也不能按时收清。当时山东、汉口等地的基层党组织也存在类似现象。但中共安源支部在这方面表现极佳。在党员发展方面，前已论及走在全国前列。在党员教育、管理方面也同样出色，较早开展了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廉政建设。
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即专门针对党员的教育在安源早已开始。1923年6月前后，中共安源支部就在工人学校内开设了一个“特别班”，专为“工人居领袖地位者”，实行“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由此于1923年底创建了中共最早的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作风建设方面，中共安源支部经常针对干部中间暴露的各种问题开展整顿活动，定期召开各种“批评会”。刘少奇撰写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就披露了在一次俱乐部主任团干部会议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形。在党组织的要求下，安源团组织也曾提出“对于团体和个人批评后，作一结论，留存有关机关，以便随时考察团体与同志有进步否”。纪律建设方面，尚未见有安源党团组织像当时其他一些地方党团员经常不开会、不缴费等现象的档案记载，所见的倒是：党务方面安源“组织方面比较有进步，小组会议除俱乐部一组因工作太忙，难以按期开会外，其他各组，均能按时开会。月费去年（即1923年——引者注）八月以后亦能按时交纳”，团务方面“安源地方最足使大会赞美，同志能按时交费、到会，服从团体命令，努力工作，皆较他处为有进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安源支部在1923年还严肃处理并上报了一起党员干部违反财经纪律的贪腐案件，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共最早开展的反腐倡廉工作。
中共安源支部履职的出色表现和取得的突出业绩（包括后文将要介绍的部分），自然引起中央的重点关注。这期间中共中央、团中央多次派领导来安源考察巡视，安源也是当时中共中央派驻中央委员的全国两个工运重点地区之一，团中央还曾计划在安源召开全国青年团三大会议。当时该支部还一直有代表出席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有的还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也给予了安源支部工作很高的评价。如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就对以安源支部为核心工作支柱之一的湖南党务工作提出了表扬：“从地区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三）中共安源支部的创建对于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意义
首先，开创了中共在城市建立“产业支部”的党建模式。中共安源支部虽然冠名为“安源”，但其性质应属于一种地方的产业支部，而非区域支部。其党员大都是来自矿山和铁路的产业工人，其活动范围如前所述也突破了安源所在的行政区划和地域限制。作为第一个产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的创建，可以说开启了中共组织嵌入城市的进程。城市是中共最早开展革命的成长空间，也是中共后来夺取政权后进行社会治理与国家建设的重要空间。在城市建立“产业支部”，首先有助于中共自身的发展壮大。很明显的一点是，中共依托“产业支部”领导的早期城市工人运动，就是中共的发展之基，为其锻炼和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人才。同时，中共在城市建立“产业支部”，也有助于中共深入城市基层群众，有助于中共的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对外输入。这种组织渗透和扩张，对后来中共推进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原因，“产业支部”自此以后遂发展成为中共城市基层党建的一种基本形式。
其次，助推了中共早期“群众化”组织的发育进程。基层组织的建立，实质是中共作为一个政党与基层群众的结合，是中共的“群众化”。从这个意义上，中共安源支部的创建，可以说又意味着中共“群众化”的一个开始。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共“要到群众中去”，建立成“群众党”的任务。当时“群众化”的主要内涵是“无产阶级化”，即改变中共一大成立时党员主要系知识分子的成分结构，增加工人党员的数量。为实现这一“群众化”任务，体现中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一大以后中共即提出要大力发展产业工人党员，甚至还曾明确计划要“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经过不懈的努力，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工人党员人数的占比达到了50.8%。加上部分农民党员的加入，五大即庄严宣布“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中共党员构成中工人比例的大幅提升，对中共组织形态的演化和政党气质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而在中共这种由早期“小众型”组织迅速成长蜕变为“群众化”政党的进程中，中共安源支部无疑做出了较大贡献。作为这一时期全国规模最大、工人党员成分最多的基层组织，它必然在当时中共党员工人成分构成的改变中占有比较大的权重。
再次，提供了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共安源支部之所以得到中央的高度关注，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诸多经验（包括本文后面将要论及的安源经验），具有高层决策参考和地方推广价值。当时无论是中央多次派人考察巡视安源，还是指定安源代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抑或是中央对中共安源支部工作的高度肯定，都是安源经验影响中央决策和得到推广的佐证。而当时已经建立的中共下级组织向上级组织的报告制度、中央派人到地方的巡视制度以及党员调动制度等，也为安源经验的这种影响和推广提供了可能。可以说，中共安源支部实际上也存在一种作为党的地方基层组织与中央层面的互动关系。仅就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而言，从二大到五大这一时期中共逐渐改变关门主义、放宽工人入党条件、简化工人党员吸收流程，以及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支部”应当成为“革命的核心”、并将“产业支部”确立为基层组织的主要形式，等等一系列决策中，便不难窥见其中有安源经验的成分。
二、中共安源支部对中国工人运动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共安源支部的成立，对于安源工人运动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安源工人阶级从此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安源工人运动也从此开始进入一个由自发转为自觉、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新阶段。中共安源支部成立后也通过领导和组织安源工人运动，为中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并由此将安源缔造成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一）探索了一条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成功路径
中共成立初期，虽然提出党要去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如何领导工人运动尤其是如何处理党与工会的关系尚缺乏经验。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只派党员个人到工会去领导工人运动，而“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导致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中共一大决议就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对于200人以上的产业工会“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从中共四大系统总结前期工人运动经验而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来看，当时许多地方党组织对工会的领导还属于一种“技术性”的领导。该议决案认为过去中共在工会中“往往偏于技术方面，纯粹的工会书记的工作”。邓中夏亦指出之前由中共“派去的同志充当工会主任，那时还是极少”。这种模式下中共最初领导工人运动的具体路径，便是先建立工会，后成立党组织。如当时上海就是“先发展工运，后发展党”。
上述中共对工运的领导模式，使许多地方的工人运动在起步阶段就极为艰辛和曲折，中共的势力不敌当地的帮会组织和招牌工会。上海那种先建立工会后成立党组织的路径，当时还导致“上海的党是孤立的”，它对工人群众的领导只是一种“抽象的”政治鼓动，“而不是组织上真能领导”；上海工人群众的组织化程度也较低：“大多数群众只受C.P.思想上的影响，而未做到组织上的影响”。这种工运领导模式遭受的最大打击是“二七惨案”。邓中夏在总结“二七惨案”教训时便说：“没有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是当时“一极大的错误”，“京汉铁路总罢工无疑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然而亦只有高高在上的领导，而下层群众中很少共产党的作用”“假使当时有强大的共产党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势力虽不抵敌持枪带炮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此地步。”
中共在安源领导工运则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截然相反的路径：先建立党组织，再以党组织为核心组建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1922年5月）（以下除引文外，简称安源工会）。中共在安源之所以选择这种路径，可能与毛泽东的建党主张有关。早在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便“没有一个字不赞同”地肯定了蔡和森提出的在中国须先组织共产党“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的主张，因为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还亲自指示李立三到安源后“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尽快地把他们组织和训练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的核心。”这一路径不仅保障了中共对安源工人运动的“组织化”领导，避免了邓中夏所说的那个“极大的错误”。罗亦农后来就说党领导工人“现在全党要算湖南组织得最好”；而且由于始终坚持了党对工会的这种组织化领导，安源工会在继取得了1922年9月当时工人运动中“绝无仅有”的大罢工胜利后，还能有效摆脱当时行帮会党的纠结、招牌工会的破坏以及资本家的瓦解和国民党右派政客的拉拢，而不断发展壮大崛起，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阶级性的现代工会，尤其是经受住了“二七事件”的严峻考验而“巍然独存”。
中共安源支部探索开拓的路径，代表了中共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后来不久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种在工会中建立党的基本组织“工会小组”或“工厂小组”的举措，既是对“二七惨案”教训的总结，也可以说是对安源成功路径的推广。1924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就认为“我们的党应当特别注意下级的小组，这些小组的性质，足以决定全工会的战斗力”。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那个《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更进一步提出：“应当赶紧着手实行工厂小组的工作，庶几能真正深入群众”“确立职工运动的基础”，而“不至于象以前一样，遇着反动潮流便完全瓦解。”中共四大通过的另一个《对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也明确规定：“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
（二）树立了一面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辉旗帜
这面光辉的旗帜便是安源工会。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成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一评价高度概括了中共安源支部领导建立的安源工会的历史地位和特点。
一是组织发达，功能强大。在工会组织建设方面，邓中夏就认为安源工会是当时“全国工会组织最好的工会”，它“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使“当时该矿全体工人，是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且克服了当时其他各地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以及会员大会、代表会议和委员会议“在组织的运用上的确模糊不清”等不足。这套严密的工会组织，令安源的资方想压服也望而却步。当时资方“压服工人的唯一手段是停工。此事在大冶汉阳均已多次做到。唯安源方面因工人组织较强，不敢贸然执行”。
在工会职能建设方面，安源工会更是成绩雯然。邓中夏就认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1930年共产国际还称赞安源工会是一个“模范工会”。尤值一提的是，安源工会还积极参与地方治理，构建了一种中共的组织建设与区域的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安源工会并非一般的工会组织，而是呈现出一种“工会政权化”的组织特征，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下的最早的地方政权组织。当时该工会是仿效“苏维埃俄国的成例”构建起来的，在实践中还不断“催促俱乐部的组织更走近于他的母亲—苏维埃俄罗斯的组织”。李立三后来回忆道：安源“工会的确是半政权性质”。而且，安源工会还成为了安源社会治理权力格局的重要一极，在当地特别有势力：“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在安源万余工人中也“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1923年11月中央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也曾肯定：“安源四个月来，现状颇好。工人颇能在工会指挥之下，练习自治生活，地方军警均失其作用，工会对于社会亦不似从前之隔阂。”
二是影响广泛，贡献巨大。在“二七”事件之前，安源工会就颇具品牌效应，被誉为全国“劳动界的一根柱石”、“照耀黑暗社会”的一颗“明星”，其“组织之完善，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而在“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会遭到摧残之际，当时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都实际上停止了工作，“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安源煤矿，那时即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安源的红旗不倒”，安源工会的巍然独存，无疑就是对当时陷入低潮的全国工人运动一种巨大支撑。当时安源就成为了中共保存实力的重要堡垒，保护了一大批遭到通缉的全国各地的党的重要干部，中共湖南省委、湘东特委、汉冶萍总工会也都在二七后将其工作机关改驻安源。
就中共安源支部直接领导下的安源工会的历史贡献来说，一个是开创性质的贡献，此方面后文再论。一个是开拓性贡献，主要是向外推动了全国工会的联合。如在“二七惨案”之前，安源工会就带头促成了全国两个地方组合和两个产业组合的形成，即湖南和湖北两地的工团联合会以及汉冶萍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二七惨案”后，“巍然独存”的安源工会在推动全国工会联合方面更是被各地寄予厚望，它也“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多的力”。尤其在对外经费提供方面，因为积累了较为雄厚的工会基金，安源工会当时还是全党活动经费的国内两个主要储备点之一。基于安源工会的影响力和贡献力巨大，中共湖南区委甚至认为安源在五卅运动前实际上处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地位”。
（三）创造了一批中国工人运动的先进经验
中共安源支部还是一个敢为人先、极富创新精神的基层组织，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创造了诸多历史之最，使安源在许多领域走在了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前列，成为全国工运经验的主要供给和输出地。这是安源之所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一个重要方面，故需要单独进行论述。其经验除了前已述及的外，下面再就涉及工人运动的其他几个重要方面做一简要说明。
1.开展劳资斗争的经验。劳资关系是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种重要社会关系。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以及处理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尤其工人运动需要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它牵扯到工业时代无产阶级政党与资本、产业的互动。安源工人运动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政党与资本彼此纠缠杯葛又相互交织互动的典型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并没有实行脱离实际的打倒资本主义的激进政策，而是采取了一种极为灵活和务实的斗争策略，在维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与矿局资方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表现出它是一个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堡垒。在运动期间，中共安源支部还克服和纠正了当时部分工人中间不顾大局、动辄罢工等“左”倾激进倾向，确保了整个运动没有偏离正确的斗争轨道。当时刘少奇就曾反复劝诫和教育工人：罢工只是一种“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的手段，“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指出“遇事就罢工”是一种“幼稚病的表现”。当时还“忍痛地开除了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中共安源支部这种与资方既斗争又合作的斗争方式，后来受到党内一些同志“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的批评。但客观公允地说，这是适应当时斗争环境需要又能切实维护工人根本利益的正确运作。中共安源支部处理劳资关系的上述实践，为中共后来确立正确的劳资政策提供了最初经验。1937年刘少奇致张闻天的一封谈及和总结当年他在安源工作处理工人中“左”倾激进问题的信，在1942年便以《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为标题，列入了当时全党的整风文件进行学习。而从陕甘宁边区中共实行的劳资政策，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劳资政策，也都可以看到对这种安源经验的借鉴和发展。
2.处理与帮会关系的经验。中共早期领导开展工人运动，除了要开展面对资方的斗争外，还要面对中国社会传统的行会、帮会等组织势力的干扰。这种势力在当时构成中共在各地开展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一大障碍。就安源工运来看，李立三后来曾回忆说：安源当时最厉害的帮会是洪帮，大多数工人都加入了，工头也都是洪帮头子。当时若不争取洪帮，罢工就没办法；洪帮不瓦解，工人组织也不可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处理与帮会的关系方面，中共安源支部做得最为成功，彻底瓦解了安源的洪帮势力，“经过我们的争取，不仅在帮的很多工人参加了俱乐部，而且还有一二个红帮小头目入了党”。这种情况在当时绝无仅有。一项研究也认为在“重构工人原有社会关系网络”方面，“这一时期大概只有安源工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改造、替代”。中共安源支部的成功，来源于它探索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当时其他各地“先加入后改造”的新经验：“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帮会中的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这一经验后来也得到了推广。1924年5月中共湘区针对部分工人加入洪匪问题就指示：“此事应由安源同志在工人各种会议中将土匪问题详细提出演讲”。李立三后来在上海也是“用安源的办法来对付上海青帮的”。
3.领导工人运动经济斗争的经验。刘少奇曾指出：“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中共安源支部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特别注意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有机结合，领导工会创办了第一个也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了中共领导经济工作的最早探索。虽然属于第一次，但这家“红色店铺”的经营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李维汉当时即评价到：“虽则没有经验，经过许多困难，但终究没有失败，且得着相当的胜利”，并认为“这是安源工人建设能力的表现”，这样的建设能力，全国其它“各地工人未曾表现过”。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创办，还成为了中共领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的滥觞，开启了后来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重视和运用合作社经济的历史传统。
4.工会经费管理和监督的经验。工人运动中的“经费问题，是工会中时常发生的大问题，可以使工会分裂，可以使工会塌台，可以使工友不信仰他们的领袖及工会”。为管理和监督工会经费，中共安源支部的一个创举，就是建立了中共最早的审计机构，开展了中共领导下的最早红色审计。1923年安源工会设立的经济委员会中的“审查部”，目前已被认为是中共领导下建立的最早审计机构。为强化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1924年中共安源支部还进一步将“审查部”独立出来，升格为直属于俱乐部最高权力机关、与最高行政机关地位并列的“经济审查委员会”。这种审计机关的设置模式，成为了后来中央苏区政府审计体制的雏形。
作为中共的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支部为中国工人运动创造和提供了如此丰富、几乎是全方位领域的经验，在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中恐怕并无二者。即便是中共最早开展工人运动的上海，在五卅运动前，其党组织也没有作出过这样大的贡献，期间甚至还曾一度向中央“求援”。1924年5月上海党组织就曾“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同时我们上海也须有一部分同志来学着同做。”李立三就是因此被中央派往上海的。而安源经验对于上海工运的贡献，他本人后来回忆说：“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工人运动研究的著名学者裴宜理教授，也发现安源对于中国革命与众不同的重要意义，认为安源革命为审视中国革命的起源提供了“最真实的起点”，它展现出了一种注重与地方精英合作的非暴力、注重利用中国文化传统和工人教育等为特质的革命范式，即所谓的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可能”。
三、中共安源支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筑的重要贡献者
中共安源支部在开展基层组织自身建设和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还通过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革命领域一种代表性精神——安源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历史构筑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一）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最初弘扬者
作为中共建立的第一个产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是最早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基层组织。站在中共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考察，笔者认为，中共成立后于20年代领导的工人运动，是中共诞生之后闪亮登场、初试锋芒的一次“革命热身”，是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开山之作”，它正式拉开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帷幕，也由此开始了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革命中的最早弘扬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安源工人运动就是中共安源支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产物。整个运动所表现出的坚韧与坚固、开拓与创新等特点，正是对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和优秀品质的实践诠释。
中共安源支部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就将中共建党的初心和使命付诸了实践。她领导成立的安源工会，在成立之初就规定它的真实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此后又将“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确立为另一项宗旨。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安源工人运动就使“从前是牛马”的安源工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经济地位与人格尊严的改善，“工人的工作、生活的大改善，地位大为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在为民族谋复兴方面，中共对待工业文明的态度，以及它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国家工业化和民族复兴的意义，也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得到了最初的体现。当时中共安源支部领导安源工会开展“工人自治”，参与企业管理，就不仅“建立了安源矿区从未有过的社会秩序”，还有力维护和保障了萍矿生产。研究表明，在1922年到1924年上半年期间，也就是安源工人运动的鼎盛时期，萍矿的生产稳步提高，产量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此外，刘少奇专门为企业当局出谋划策并要求工人顾全大局“尽责救护”汉冶萍公司这个“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实业”；以及1926年9月至1927年7月萍矿总工会与萍矿同仁协会等组织了一场“中国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最初尝试”的“开工运动”，也都无不体现了中共安源支部维护现代产业的诚意和努力。总之，可以说，中共安源支部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是伟大建党精神诉诸革命实践的最早场域之一，它让世人第一次在安源见证和领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崭新风范。
（二）安源工人运动生成安源精神的核心构建者
中共安源支部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也构建生成了自己的精神成果，这便是安源精神，其主要内涵一般概括表述为“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四个方面。中共安源支部对这一精神的构建，除了表现为其自身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自觉践行和带头表率外（这样的事例在安源工人运动中不胜枚举），笔者认为，还体现在它成功开展了以下两项革命实践，将伟大建党精神包含的价值、品质和规范融入了安源工人运动中。
1.教育宣传。安源精神可以说是中共安源支部在安源开展工人教育宣传的产物。当时该支部对工人教育宣传高度重视，构建了一种包括工人补习学校、创办刊物、集会演讲、文娱体育等在内的大教育格局，并明确规定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劳动者阶级觉悟，造成健全的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当时尤为重视青年工人的教育，韩伟曾回忆道：“安源党组织对青年工作十分重视，还成立青年部。根据党组织安排，团组织经常组织青年工人学习时事政治，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帮助青年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克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工人教育宣传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促成了安源历史上一次深刻的文化嬗变，刷新和重建了安源社会的文化秩序。当时国民党也承认“所以共党的这种成功，确实是他们在过去工人中的教育宣传工作做得有成效的结果”。裴宜理教授则将这种工人教育宣传解读为中共在安源的一种独特的革命动员模式——“文化置位”，即一种“对一系列符号资源（如宗教、仪式、修辞、服饰、戏剧、艺术等等）的战略性运用在政治说服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场工人教育宣传对安源精神的塑造机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提高了安源工人的文化水平，唤醒了安源工人的阶级觉悟。这种人的觉醒，是安源精神生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是帮助安源工人摆脱了各种旧风陋习，训练了安源工人的“战斗能力”，尤其是“把那些组织团体的常识，都输入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安源工人中间输入了一种新“义”——马克思主义，给安源精神的生成植入了崭新的文化基因。这一新“义”的植入，不仅使安源工人从黑暗和沉睡中找到了谋求自身解放的先进理论武器，同时也为安源工人运动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和意义支撑，由此激发出安源工人崭新的精神力量。
2.制度构建。安源精神的生成也是中共安源支部在安源进行制度构建的产物。该支部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也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尤其是能改造和利用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的各种制度文明，诸如工厂制度、工会制度、工人消费合作社制度等。这些制度建构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强有力地形塑了安源精神。例如，工厂制度这种集中工作的生产方式，就使安源“工人势力太集中”“团结力亦十分充足”。再如工会制度，工会这种“劳动组合”是当时中共最为倚重的一种将工人组织和团结起来的制度性力量。不过与西方工会不同，中共一开始就注意对工会制度进行改造，强调党的领导和工会的阶级性。在组织架构上，安源工会就是按照“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和“民主集权制”两条基本原则组建和运作的，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工会组织。为避免安源工会沦为空壳的组织、同乡的组织、帮会的组织、无政府的组织，中共安源支部当时还特别注重加强工会自身的各项制度建设，领导工会制定和实施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规则》《工会会员行动守则》等规章，通过制度对工人言行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约束。这种制度构建对于安源精神的生成效果，时人曾评论说：“他们有了这种有系统的组织，所以很能显出一种精神”。至于工人消费合作社制度，也不失为一种可强化安源工人团结奋斗精神的有效制度。中共安源支部当时之所以要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最初动因就是想藉此经济纽带来吸引和团结工人开展工人运动。
（三）安源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应占一席之地
首先，安源精神堪称中共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精神代表”。中共安源支部不仅在安源缔造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摇篮，也构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精神典范。安源精神就是一种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斗争水平与革命业绩的精神，她充分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优秀品质。其中“义无反顾”展示的就是安源工人阶级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安源工人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极为坚固和坚韧。“团结奋斗”展示的则是安源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当时称之为一种“秩序、齐心、勇敢”的“神圣精神”。这种精神是安源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勇于开拓”展示的是安源工人阶级为谋求整个阶级的解放而表现出来的博大胸襟。安源工人运动还极具历史张力，不仅主动走出安源、积极向外拓展，而且较早开始了工人运动向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的历史转型。“敢为人先”展示的则是安源工人阶级敢于创新、勇当先锋的革命首创精神。安源工人运动创造出诸多公认的历史之最，充分印证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先锋地位。
安源精神不仅是安源工人运动之魂，也是当时激励全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她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纪念安源工人大罢工一周年时，就称赞安源工人“诸君奋斗的精神，已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芒不少”。1924年10月团中央执委林育南视察安源后曾评价说：安源现有团员“二百人，气势正是蓬勃，同学精神极好，均为极可造就之才”。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安源精神还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特别指出：“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对此“秋暴的事实”，中共中央回复予以认可：“秋暴颇有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
其次，安源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演进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如前所述，安源精神直接承接了伟大建党精神。另一方面，安源精神又像萍乡煤矿的煤炭一样，由伟大建党精神“火种”点燃，然后“发光”“供热”，给后来井冈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能量，成为贯通两者的一个精神枢纽。
中共安源支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作出的最大历史贡献，莫过于用安源精神为中国革命哺育和培养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和中共干部。当时共产国际称安源工会为“模范工会”，就是因为她“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安源工运不仅诞生了中共最早的党校，其本身就可以算是一所大学校。王光美回忆刘少奇在安源的工作时曾说：“在这里，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深刻的感情，更主要的是他从这里学到了极为可贵的知识，总结出很多的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对于党和少奇同志以后的革命斗争，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肖劲光也谈到参加安源工作对自己革命成长的影响：“在斗争中，（安源）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高度组织性和坚定不移的革命彻底性，无时不在教育着我们这些初次参加革命实践的青年人。”这些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成长的中共干部和产业工人，是安源精神的塑造者，也是安源精神的传播者。随着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场，安源精神的种子也随之播撒到中国革命的土壤中了，并成为了奠定中国革命精神基调的井冈山精神的一个主要精神来源。
结语
从中共早期基层组织自身建设、中共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筑三个维度，对1922—1925年中共安源支部成立的历史意义和作出的历史贡献的上述考察和梳理，虽不能反映和展示中共安源支部成长史的全貌，但足以揭示和呈现这一基层组织的历史地位。即20年代初的中共安源支部不仅是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先行者，也是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成功典范；不仅是中共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核心缔造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塑造者。这一历史地位的揭示和呈现，将为认识中共基层组织建设的样态和规律，领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以及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革命先辈的崇高风范，提供一个具有样本意义的“切片”。同时，这样的历史个案研究，也有助于今天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安源支部能取得如此全面的历史经验，作出如此众多的历史贡献，许多历史经验和贡献还都属于开创性的，无论是在当时，抑或在整个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进程中，都是不多见的，称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共基层组织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绝不为过。这些经验同时也构成中共安源支部所以能成为当时中共基层组织成功典范的原因。而所有这些历史经验和历史贡献，无疑是中共安源支部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故而梳理、总结和呈现中共安源支部创造的这份历史遗产，对于今天新时代下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