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君权是如何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

　　检讨反思中国近现代的屈辱和落后，可以依个人的专业和喜好，有很多的切入点；但无疑，从君权切入是个很好的选择。

　　君权是国家统治权的根本，是法令、政令之所从出的源头。但统治者的统治权，追本溯源，来自被统治者也即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良好祝愿和信任。这个统治者，最早的是部落酋长、氏族的长老，后来便是王，再就是帝。所以归根结底，统治者的权力来自社会底层广大的人民。然而人民的权力一旦放手，便失去了控制，最终导致人民反而听命于原属于自己的权力。

　　周朝是个治世，正是这个朝代的君王说，他的权力来自于天，是天授的，甚至说周的统治者是天子，是老天爷的儿子，与人民没有半点关系。从此君权发生力了质变，君权私有，为个人所有，为家族所有，然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了私天下。从此，君权由最初民授，变成了君权神授，人民丧失力对君权的控制权，只有靠造反，用暴力推翻坏的君权，换上好的君权。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中国历史的朝代循环现象，也称朝代循环论。

　　西方的君权也有段相似的历史，一旦拿到权力，就垄断权力，延续权力。所不同的是，西方统治者的权力，有一个很大的制衡力量，那就是神权，庞大的教会诉诸超自然的神、上帝来制约君权。但中国没有神权，中国人相信天，可这个天，却被君权偷袭过去改编了。君王说，我就是天之子（天子），所以君权还是一花独放，没有约束。士人读书人，想用祖宗的名义来约束王室的子孙，这个办法，的确起过一定的作用，例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制定重文轻武的国策，立下后世子孙不得杀害文人的祖训，所以宋朝是文人当道的时代，是文人处境最好的时代，文人得以与君主共治天下。但也正是这个宋朝，把相权废掉了，改设内阁，内阁大学士都是宰相，这么多的宰相等于没有宰相。而且内阁当然得听皇帝的，所以皇权反而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扩张。

　　民间的读书人，士人，自汉以来，觉得君权独大，没有制衡不好，于是就编造了天人感应说，说上天在看君王的作为，如果作了坏事，不得民心，就用各种灾异来示警，来惩罚君王。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就相权而言，汉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君相共治。到了唐朝，相权一分为三（尚书、中书、门下），宋朝成立内阁，把相权进一步削弱，名为君臣共治，实则是君主集权于一身。到了清雍正，君权集中达于极致，政令军令都出自皇帝亲领的军机处。从此，君权一花独放，百花枯萎。这样的万马齐喑的独裁专制体制，窒息了读书人和全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种下了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伏因，谓之为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罪魁祸首，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