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君权是如何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

2023-03-19
作者: 龚忠武 来源: 红歌会网

  检讨反思中国近现代的屈辱和落后,可以依个人的专业和喜好,有很多的切入点;但无疑,从君权切入是个很好的选择。

  君权是国家统治权的根本,是法令、政令之所从出的源头。但统治者的统治权,追本溯源,来自被统治者也即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良好祝愿和信任。这个统治者,最早的是部落酋长、氏族的长老,后来便是王,再就是帝。所以归根结底,统治者的权力来自社会底层广大的人民。然而人民的权力一旦放手,便失去了控制,最终导致人民反而听命于原属于自己的权力。

  周朝是个治世,正是这个朝代的君王说,他的权力来自于天,是天授的,甚至说周的统治者是天子,是老天爷的儿子,与人民没有半点关系。从此君权发生力了质变,君权私有,为个人所有,为家族所有,然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了私天下。从此,君权由最初民授,变成了君权神授,人民丧失力对君权的控制权,只有靠造反,用暴力推翻坏的君权,换上好的君权。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中国历史的朝代循环现象,也称朝代循环论。

  西方的君权也有段相似的历史,一旦拿到权力,就垄断权力,延续权力。所不同的是,西方统治者的权力,有一个很大的制衡力量,那就是神权,庞大的教会诉诸超自然的神、上帝来制约君权。但中国没有神权,中国人相信天,可这个天,却被君权偷袭过去改编了。君王说,我就是天之子(天子),所以君权还是一花独放,没有约束。士人读书人,想用祖宗的名义来约束王室的子孙,这个办法,的确起过一定的作用,例如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制定重文轻武的国策,立下后世子孙不得杀害文人的祖训,所以宋朝是文人当道的时代,是文人处境最好的时代,文人得以与君主共治天下。但也正是这个宋朝,把相权废掉了,改设内阁,内阁大学士都是宰相,这么多的宰相等于没有宰相。而且内阁当然得听皇帝的,所以皇权反而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扩张。

  民间的读书人,士人,自汉以来,觉得君权独大,没有制衡不好,于是就编造了天人感应说,说上天在看君王的作为,如果作了坏事,不得民心,就用各种灾异来示警,来惩罚君王。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就相权而言,汉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君相共治。到了唐朝,相权一分为三(尚书、中书、门下),宋朝成立内阁,把相权进一步削弱,名为君臣共治,实则是君主集权于一身。到了清雍正,君权集中达于极致,政令军令都出自皇帝亲领的军机处。从此,君权一花独放,百花枯萎。这样的万马齐喑的独裁专制体制,窒息了读书人和全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种下了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伏因,谓之为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罪魁祸首,并无不当。

  与皇权扩张有密切关系的科举制度,时人和后世将批判的重点放在科举的内容上,而没有从结构上去考察。唐太宗有一次去御史府即考进士的地方,看到许多新进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以致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的英雄尽白头。”(赵嘏,《残句》)质言之,就是天下的英才都成为他的俘虏、仆人,全得听他的意旨行事。

  这是从皇帝的立场来看。但从读书人的立场来看,国家选举人才从此有了一定的章法,读书人有了一定的成规可遵循也是好事。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来,读书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治国平天下,只有通过科举这一条路,才能进入掌握权力的官僚系统;此外,别无他途。所以科举制度,不但控制了读书人的思想,只能研读皇帝批准的儒家经书,还由此控制了读书人的饭碗;从此读书人要吃饭、要吃好饭,必须听皇帝的,不得有半点个人的独立自由。这才是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的真意所在。

  所以,读书人只好乖乖地顺从皇命;以致后来到了末流时,读书人完全不顾名节,丧失了独立自主性,对皇权彻底臣服,以致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当诛”,自己并无任何罪行但在朝堂上却口称“罪臣”;甚至当已被皇帝判处死刑,上了绞架时还要在行刑前感谢皇恩,“赐臣全尸”,以致到了完全不顾读书人廉耻的地步。早期君臣共治之美政和传统,至此荡然无存。

  所以,在传统中国,只能出一大批歌功颂德为衣食谋生的腐儒庸儒,还有一心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巧儒如朱熹,即使出了王充、李贽之流,也潦倒终生。中国文明的前途,就是葬送在这批精英之手和他们的主子君主。在这种君主独裁的体制下,绝对出不了鼓倡独立自由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老师苏格拉底,最后服毒而亡,名义上是殉法,实际上是殉道(真理);然而,在中国绝对君权的体制下,没有为这种殉道者留下空间,讲求中庸之道的孔孟,都是善终,中国文明出不了殉道的苏格拉底。

  这是从官僚体制本身来考察的,如果从社会阶级来看,则中国的工商阶级,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既无治国的一套意识形态,也无实际参政的机制,完全是君权的顺民愚民。或曰,中国的法家代表工商阶级的利益,是他们的发言人。笔者对于此说存疑,笔者认为,儒家代表地主阶级的右翼,法家则代表地主阶级的左翼,都是从不同的立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维护君主的家天下。

  另外,参照西方的民主史,更清楚地看出,民主制度,总的来说,是代表工商阶级的利益。西方早在希腊的古典时代甚至更早,就有城邦政治,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亦然,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故谓之城邦,其社会阶级的基础,就是工商业者组成的布尔乔亚阶级。这个阶级,自文艺复兴时起,成了西方制衡君权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阶级基础,更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得以发展、西方文明得以进步的原动力。

  中国则不然,大帝国疆域辽阔,构成的社会单元,不是形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城邦,而是数以万计的保守的村社;其间相当于西方城市的数以千百计的进步的城镇,却孤悬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中依附保守的村社而存在;质言之,中国的市镇,不像西方,是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则完全是个依附地主阶级的阶级。

  质言之,中国城镇的工商阶级,在重农轻商的长期政策和传统下,完全是熟读儒家经典的士绅阶级的附庸;而且,一旦富可敌国,生活方式出了格,便遭到帝王猜忌,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将之取缔铲除。晚清富可敌国的胡雪岩便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的工商阶级,可以发财致富,但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更不可能发展出一套与御用的儒家相对抗的意识形态。

  而且,中国传统的工商阶级,为了争取社会和政治地位,反而鼓励子孙去考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仕途,以提高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工商阶级,始终是个依附阶级,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要想制衡君权,进而建立自己的政权,那更是天方夜谭。

  所以,一直到了近代西方的工业革命,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在被迫进入世界历史轨道后,中国才有了自己相应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一直十分薄弱,无法与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相抗衡。倒是新兴的工商阶级,现在有了西方的同盟军作为后盾,开始活跃起来,但要抗衡地主阶级,终究还是力有不逮。一直到了1917年欧俄的红色革命,通过李大钊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入中国,中国新兴的工农阶级才有了主心骨,有了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指导思想,从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被时代的潮流推到历史前台,起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但商人阶级,始在政治上终被边缘化,成为一个看客。

  综上以观,数千年来阻滞中国社会进步的君权,先是遭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然后再遭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致命重击,至此被彻底扫进历史的洪流。质言之,历史地看,中国的政治文化史绕了一大圈,最初中国人民将统治权交给私天下的君王,现在收了回来,回到原点,再交给公天下的、矢志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中国社会至此换了人间,不再是君主的天下,而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人民的天下。宏观地看,阻碍中国历史进步的罪魁祸首的君权,从此为社会主义的民权所取代。

  历史地看,取代宗法主义君权的社会主义民权,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初期阶段,距离其成熟阶段,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文/龚忠武,历史学家,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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