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开始，红军队伍没有经济来源，庞大的军费究竟是怎么来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对于一个政权建立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

　　自打我军成立以来，就秉持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方针政策，可吃饭穿衣是人的基本需求，哪怕是我党的军队也不例外。

　　那么在我党军队刚刚成立初期，一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二没有丰裕的物质基础，那这庞大军费支出，到底该是从何而来？

　　1、三湾改编，官兵一致

　　1928年，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队伍胜利会师，一同前往井冈山。

　　此时的队伍中，毛主席秋收起义带领了1000余人，朱德等人的南昌起义还剩下有800余人，湘南扩充的农军将近有一万人，再加上井冈山本地的一些革命武装队伍，此时在井冈山上，是一支多达一万两千余人的庞大武装力量。

　　而这支武装力量，也被合编改名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军费问题就成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红军首先需要解决的事务，可在起义过程中所募集的以及从反动派手里抢夺出的军费，实在是难以支撑一万人的军饷费用。

　　然而在当时的井冈山，居然没有出现过因为军饷所引发出来的问题，难道共产党队伍的穷是装出来的吗？

　　这就不得不提及毛主席的天才构想——三湾改编。

　　当时毛主席秋收起义失败后，率领部队往井冈山方向撤退，但此时的革命队伍中的士兵士气十分低落，中途经常有士兵逃亡的，甚至还带有着军阀习气，尽管我军当时严令禁止抢夺老百姓的东西，但这种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在当时，一些条件好的队伍军饷可以发到12元，而毛主席的队伍只能发到3元，这样就经常会导致队伍中的战士溜走；可如果发12元的军队如果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调低了军饷，就会引起士兵的哗变。

　　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毛主席决意对军队进行整改。

　　就是在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废除了“军饷制”，转而用极具创新意义的“供给制”，直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给军队的士兵一律发放伙食费，每名战士每天发放菜金5分钱，每月发放零用钱2元，官兵一体，一视同仁，可以说是开创了革命军队供给制的先河。

　　除此之外，还制定了历史意义相当重大的行军记录：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筹款要归公，不拿老乡一个红薯。而这也是后来军队三大纪律的前身。

　　但井冈山此地，地处深山之中，崇山峻岭，山林茂密，称得上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其外，井冈山离周边国民党占据的城市甚远，这也就意味着国民党在此地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十分满足毛主席对于“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原则的设想。

　　但远离城镇，崇山峻岭，也就意味着此地人烟稀少，补给困难，人民都难以生存下去，何况一万多人的军队。

　　军饷制的时候难以变动，要么发，要么就欠饷，但得益于毛主席的供给制，使得保障了战士的基本吃饭需求与生活需要。面对井冈山此时的状况，供给制的灵活性就体现了出来。

　　红四军官兵战士们的零用钱连续减少，从先前的两元，逐步减少，到后来条件实在是太刻苦了，就干脆停发，只保留了战士们每日5分钱的菜金。而零用钱只能在有多余的情况下，再平均发放，当时被红军战士们戏称为“伙食尾子”。

　　而当时，因为粮食匮乏，经常需要下山去挑粮食，为了节省雇佣人力的费用，大多都是红军战士亲自下山，而有一篇课文叫做《朱德的扁担》，讲的就是身为军长的朱德，也经常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食，这就是当时我军战士在经过改革之后，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真实写照。

　　2、我党的好管家：毛泽民

　　供给制的出现解决了“节流”问题，但该如何“开源”呢，这就需要介绍我党的经济人才，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

　　毛泽民是真真正正的理财上的高手，在井冈山期间的很多事情，都是得到了毛泽民的运转，才得以继续维持下去，甚至连毛主席在读书期间，都是毛泽民在家乡种地，来供毛主席读书。

　　毛主席当年曾经这样回忆起他的弟弟：

　　“我在长沙读书的时候，他经常会来给我送一些粮食和钱，有几次他送钱来的晚了，我那段时间很拮据，我就有些不高兴，责怪了他几句，他也不吭声，一直等到临行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粮食卖个好价钱，他每天都起很早跑几百里山路到其他地方卖粮食。他走后，我每天想到我说的话，我就感觉对不起泽民，没有他我怎能在这里读书。”

　　1931年，党组织上决定让毛泽民去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而在当时算上毛泽民本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也一共五个人，他们五个人却要解决统一财政货币，调整金融，稳定苏区的经济建设和保障红军作战等一系列问题。

　　而毛泽民仅仅只用了两个月，就将这五人培养成了相关人才，使得国家银行正式营业，而毛泽民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我党第一个国家银行的行长。

　　而有了银行自然就需要发行货币，但我党当时防伪方面属于是空白，在发布第一套纸币后，当时苏区一时间大量假币涌入，严重危害了苏区的市场环境。

　　鉴于此毛泽民突发奇想，想到了将特定数量的羊毛放进纸币中，这样一来就可以透光来辨别真伪，也可以通过用火来燎，来闻出羊毛的味道，这样一来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障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1932年，中华苏维埃的第一个公营性质的钨矿场在赣南开张，毛泽民担任了赣南矿场的第一任总经理。

　　在毛泽民担任总经理期间，更是扩大了三个新的矿场，出口量高达1800吨，毛泽民并不满足于单一的矿产收入，还依靠着矿场，搞起了淘金、炼铁、金属加工等多项工业，在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的毛泽民就已经有了产业链的思路。

　　在1934年期间，仅该矿场的营收就已经达到了两百多万，不仅保障了前线红军战士的军费开支，也极大的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

　　在长征期间，毛泽民更是将银行给“背了出来”。

　　毛泽民亲自组织了十五个大队，来负责黄金珠宝、印钞机等国家银行的财产，整理的整整有条，在抵达吴起镇后，竟是一分没少。

　　可就是我党这么优秀的“好管家”，最终在1943年的时候，新疆督办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了蒋介石，出卖了毛泽民，导致被敌人秘密杀害。

　　3、多方的经济援助

　　我军在长征期间，更是没有收入，每天的军费都是相当大的一份开支。

　　1935年，红一方面军在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全军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00大洋，红军战士们各个都像逃难的难民一样，一个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起来时，总结成了三个分不清：“个个长胡子长头发，分不清是男是女；个个拄着个棍子，分不清是枪是拐杖；个个衣装破烂，分不清是衣装还是兽皮。”

　　而当下的重中之重便是尽快的筹措到钱，好改变军队的现状，但当时红一方面军还有七千多人，可要想度过眼前的难关，至少需要三千大洋。

　　此时周恩来总理见状后也是一筹莫展的说道：“上哪去弄这么多的现大洋。”毛主席听后，突然想到了他前几天见到的第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随即把采办处主任杨至成叫了过来，写了张2500大洋的借条，让他拿给徐海东。

　　徐海东在看到这张借条后，也是羞愧难当，因为他早就看到了红一方面军的困难，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施以援手，于是喊来了自己的供给部长问道：“咱们现在手里还剩多少钱？”

　　“还剩7000大洋”供给部长答道。

　　“拿出5000大洋来，全给中央。”徐海东斩钉截铁的说道。

　　供给部长听后愣住了，不确定的又问了一遍：“5000大洋，都给出去？”

　　徐海东听后，清楚供给部长的心中所想，随即说道：“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但要是没有了中央，谁领导我们革命，这几千块钱算的了什么！”

　　而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算多，但是毛主席却一直记着，在许多年后再见到徐海东，也是对他说道：“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的五千大洋啊。”

　　而除了兄弟部队的援助，还有国际与社会友人的帮助。

　　当时红军在苏区站稳脚跟后，立刻与共产国际方面取得了联系，以寻求援助，而共产国际方面也没有含糊，随即向中国施以援手，在1931年到1937年这六年中，我党累积收到了将近500万美元，极大了缓解了我党的经费压力。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曾经还向宋庆龄寻求过帮助，当时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是宋家的宋子文，希望宋庆龄能够出面，让宋子文借给我党一笔钱。

　　然而当时的宋家亲美、亲蒋，就是不亲共，要让宋庆龄去向他借钱帮忙，那无疑是难上加难，但宋庆龄也没有拒绝毛主席的请求，反而是自己宋庆龄卖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又将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的抚恤金取出，一并交给了我党。

　　毛主席后来也更是对宋庆龄尊敬有加，称其为“先生”，感谢宋庆龄对我党在困境之时伸出援手的情谊。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为了能够合作的顺利进行，将军队的编制改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属国民政府管理，在开赴战场上时，蒋介石也会批给我军二十万元的军费，甚至在我军打出战功时，也不吝奖励。

　　在国共合作的前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共拨给我党军队三千多万元的军费，但由于蒋介石只按照国共合作开始时我党军队人数拨款军费。

　　在我党军队人数逐渐增多后，并没有提高，导致当时我军不少师级的军官也只能领到三块钱的津贴，而国民党同级却能领到将近八百元，但即使是这三块钱，蒋介石也是给的十分艰难。

　　4、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句话叫做：“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因为人民和我党的情谊是牢不可分的。

　　从在井冈山时期开始，老百姓们就自发的为红军战士们提供家里的粮食，那时候我党的名声远没有后来那么强，而老百姓哪知道你是什么党，是什么军。

　　对于百姓来讲，红军战士们来了，给了老百姓们分土地，帮了老百姓们除恶霸，为老百姓出头，这就足够了，而这也就是我红军战士最终能够深得民心，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得到老百姓们帮助的原因所在。

　　淮海战役期间，多少老百姓们自发的给前线战士们送衣送粮，国民党军依靠的是飞机和机动车部队来作为他们的后勤，而我军依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来作为我们的后勤。

　　就连陈毅元帅后来都曾讲到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的小轮车推出来的胜利。”

　　可从一穷二白的穷红军，到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吃穿不愁，而这背后所依靠的就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才是我党真真正正的基石。

　　我党军队在最苦难的时候，都在坚持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而现如今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现在，却有了一小部分的贪腐分子，损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蛀蚀着我党的基石。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党和红军在困苦时期所坚持的信念，在今日，更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