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等不来也找不着徐向前、陈昌浩
10月19日13时，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朱德、张国焘，委婉提示：
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1]
而20日那天红三十军刚成船6只[2]，当天晚上的偷渡也未能成功。
21日，红二方面军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首长在平峰镇与红一军团左权、聂荣臻会面。同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及各方面军首长：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使全军完全团结在共产国际、党中央、军委的路线之下，“中央与军委决定：从十一月一日起至七日止，以十月革命节为中心，进行七天的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11月7日举行红军三大主力会合，誓师抗日并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3]。
22日，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将台堡，与前来迎接的红一军团一部会合。
这段日子里，彭德怀曾与朱德、张国焘约定在打拉池会面，共商宁夏战役计划，彭德怀与张国焘、朱德往来电商后得到的信息是：徐向前、陈昌浩随后亦率部前来[4]——朱德、张国焘在10月16日的部署电中也是这样表示的：“朱、张明（十七）日即动身往打拉池，于二十一日到达，四方面军指挥部移郭城驿。徐、陈于二十二日到打拉池。”[5]
实际上，朱、张是10月23日才到打拉池与彭德怀见面的。
而徐向前、陈昌浩根本就没有去打拉池，彭德怀也没跟他们照上面。
再后来，徐陈直奔大芦子，然后去黄河渡口，直接就过河了——各位读者可以找张地图来比量比量，这郭城驿、打拉池、河堡口，差不多就是一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从任意一顶点到另两个顶点，乘骑往来的迂回与捷径之间，也最多只有一天的行程差。
关于为什么没有如约去打拉池与彭德怀晤面，陈昌浩在1961年5月10日的一个谈话中有过这样的说明：
（在会宁）开政工会议的同时部队就在酝酿着行动。卅军船也造的差不多了，行动前开过一次会，张国焘、朱总和我、卓然、傅钟都参加了，有十几个人，不记得陈赓参加了没有，是下午开的。中央有一个电报指示。会上决定：⑴卅军渡黄河。⑵五军牵制南面敌人，掩护部队向打拉池前进。彭德怀、徐海东都在那里。⑶总部和四方面军后勤直属队、妇女独立团由朱总、张国焘率领第二天出发向打拉池。⑷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方面军主力第三天由会宁出发向打拉池。这是最后的决定，以后就再也没有开过会了。会后总部就走了。我们准备过一天后行动，但就是总部走的那一天中午就发现了敌人，是五军发现的，罗南辉同志从电话里报告敌人压力很大，不易脱离。我和徐都在会宁，一面令五军继续牵制，一面令一部分部队协助五军推迟敌人的前进。同时电报总部请示是否仍按原计划行动，还是把敌人打一下以阻止其前进。晚上接到张国焘回电，意思是要我们全军渡河。我们接到电报后于第二天出发（是罗南辉牺牲的第一天），一直走到黄河边，九军在指挥部前面。去后卅军正在渡河，以后是九军渡，四军和卅一军是因为敌人追上来来了没能过得去，五军是因为四军、卅一军把敌人抵住后才抽出身来过河的。[6]
如果陈昌浩此段记忆无误所言属实，那将是一个对徐、陈有利对张国焘不利的证言。果如此，此间的徐、陈将“张国焘来电”的意图误解为中共中央意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张总政委”擅自改变军委意图的罪责也将被钉得更牢更死！
根据陈昌浩这段回忆中“晚上接到张国焘回电”、“罗南辉牺牲[后]的第一天出发”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相互参照判断，张国焘这个回电的时间应该是1936年10月22日晚。但目前公布的22日～23日的相关文电中，既无徐、陈“是否仍按原计划行动，还是把敌人打一下以阻止其前进”相同或相近内容的请示电（虽然也有多份报告战况和敌情的电报），又无张国焘或“朱张”署名“意思是要我们全军渡河”的回复电（甚至没有一份指示或部署电——这似乎不太说得过去），故陈昌浩所言虽然还算是对“为何未能如约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去打拉池”的一个合理解释，但究竟是否属实，尚需要找到这些缺失的文电或更多的旁证材料方能证实或证伪，笔者在此只能暂时存疑。
还是回到当年。
徐、陈率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离开会宁进抵郭城驿的同日（10月23日）9时，彭德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宁夏战役的设想梗概：
第一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略取灵武、金积，于黄河南岸努力解决渡河技术。[从靖远渡河的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略取景泰，向中卫攻击，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控制兰州、一条城、靖远黄河左岸。
第二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渡过黄河袭占平罗城、控制石嘴山、郑白桥、聚保堡地区，在可能时进占澄口，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袭定远，接受苏联物资帮助后，再进攻省会。为接运远方资财，已收集百余只骆驼作运输工具……[7]
就在这一天里，朱德、张国焘发出了“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的命令：
第三十军立即渡河，第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第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8]
当日下午，朱德、张国焘赶到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等会面。次日，致电二、四方面军首长并报中央，表示“关于根据新任务由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化之方案，再行电告。”[9]
1936年10月24日是个很关键的日子，诸多让后人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由头，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颠覆学问的由头，也是从这儿开始的。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还是来排个时序——
24日一早，徐、陈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从郭城驿出发，前往大、小芦子，准备渡河。
上午10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求与朱德、张国焘会商如下问题：
⒈西兰大道及北线坚壁清野问题。
⒉大道以北海、靖以南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问题。
⒊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
⒋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四、五两军主力是否足够。[10]
很显然，这是中央对朱德、张国焘10月16日那个部署提出的修正意见。其要旨主要是两点：其一，首先考虑击破南敌，“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其二，“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而“九军以暂不渡河为宜”，准备用于打击南敌。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签发该电时，有可能已得悉了朱德、张国焘于日前下达的“三十军渡河九军跟进”的命令，所以，该电也可以视作对“朱张”该命令的修正。
倘无意外，彭德怀、朱德、张国焘当天应该得悉并共商了中央的这个很重要的修正意见。
当天，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示红三十军“今晚应再偷渡[1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红三十军西渡黄河是否得到了中央及军委的命令的问题，迄今仍然存在着争议。笔者认为：虽然中央及军委并没有直接命令红三十军西渡黄河（当时已授权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直接指挥三军部队），但对红军总部这个意图以及红三十军渡河行动已经开始是知情的，中央及军委除了“委婉提示”外，并没有明令否定这个意图而且对红三十军的渡河行动予以了认可，所以，可以认为红三十军西渡黄河是得到了中央及军委的认可的，也是具有“程序合法性”的！
所以，有关史籍称“红三十军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也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就在同一天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在报告了“三十军昨夜……渡河不成……今夜另选渡口再渡”等情况后，又提出了一个“三军竞渡”乃至红四方面军全军续渡的建议（概要）：
[三十军今夜]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四军在马家堡、干[甘]沟驿抗敌节节后退，五军位郭城驿并封锁靖远，而后四、五军续渡北岸，最后以两[个]军向兰州、平番方面活动，全部主力至少三个军向中卫、宁夏发展。[因靖远渡口]难久掌握；……四方面军不担任整个渡河掩护任务。[12]
徐向前、陈昌浩提出这个建议时，有可能尚不知中央当日对“朱张”16日部署提出的修正意见，以及彭德怀刚于日前拟定并征得红军总部朱、张首长“完全同意”的“宁夏战役计划概要”，作为下级向上级指挥机关提出建议，意见正确与合理与否姑且不论，但其“程序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这个建议是有悖于《十月份作战纲领》精神的。
或者说，建议者对《十月份作战纲领》基本精神作出了选择性的取舍：并不急迫的“西渡”跃居首位，而迫在眉睫的“打击南敌”却退而居其次，而且声称“四方面军不担任整个渡河掩护任务”。这，恐怕不能不认为有着“没有克服国焘路线”的内在缘由吧？
根据中央授权朱德、张国焘指挥三军部队时所作的要求，徐陈的这个建议电，应该同时也发送给了中革军委。如果徐、陈遵从了这个要求的话，当晚24时毛泽东再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时，应该已经得悉了徐、陈该电的内容（徐陈该电摘自《徐向前军事文选》的注释，原文无抬头）。
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首先击破南敌”且简陈了其利害攸关之所在：
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13]
而几个小时前，红三十军在虎豹口渡口（今名河堡口）已经抢渡成功。这时距20日偷渡不成才过去不到4天，他们那支能干的造船队已经成船16只！——当然，这也是毛泽东等亲自过问以及彭德怀派人迅速组织支援原材料和工具的结果。
就在同一天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紧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要求苏方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接到你们同意我们北上占领宁夏，和给我们物质上援助的复电后，我们就依据此一方针部署了红军的行动。现三个方面军已集中在陕甘大道以北，四方面军一部已经开始在靖远附近渡河”，同时也继续恳请“远方”：“我们仍旧希望你们的运货汽车能够送得更远些，以减少我们在冰天雪地里跨越500里沙漠掩护运输所必然遇到的严重困难[14]。
这边已经竞渡，那边还在扯皮，“南敌”又步步进逼，夹在当间的中共中央，真是作难。
如此，首先拒止南敌，以求得攻宁以及“远方”让步的空间和时间，成了问题的关键！
而就在当日，求渡心切的徐、陈也赶到了大芦子，并没有如约去打拉池与彭德怀晤面。
这真是一个令人扼腕的历史性遗憾：虽然我们无法保证徐向前、陈昌浩与彭德怀晤面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领会中央意图，能够欣然放下那些或许有或许没有的纠结心态，能够接受和贯彻中央“先南后北”的决心和部署。但至少，这是一次两个方面军主要首长直接沟通和达成共识的难得机会啊！或许你们俩不能都去，但去一人儿总可以吧？不就是拐个弯儿先到打拉池再去河堡口，多出了一天的行程么？……
一次有可能“克服国焘路线”的历史机遇，失去了。
唉，徐陈没拐弯儿，历史却拐了弯儿，一叹！
注释
[1]《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三十军渡河等问题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0月19日13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四方面军各军位置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0月20日21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2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4]《彭德怀自传》第223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5]《朱德、张国焘关于红一、二、四方面军部署致彭德怀、贺龙等电（1936年10月16日15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87～第7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1961年5月10日）》（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7]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8]《朱德、张国焘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节录）（1936年10月23日）》，《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6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9]《朱德、张国焘关于已到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晤谈致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并报中央军委电（1936年10月2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0]《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与朱德、张国焘会面商量的几个问题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4日1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1]《朱德、张国焘关于三十军渡河及部队行动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0月24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建议九、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1936年11月24日）》，《关于西路军的十一份电报》注[14]，《徐向前军事文选》第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追日集》（胡传章 齐仲田著）第11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13]《毛泽东关于同意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致彭德怀并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10月24日24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4]《中共中央关于紧急实施援助计划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概要）（1936年10月24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