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极端思维都不是我们的选项（颂明虚拟演讲一二九）

　　王实味，河南潢川人，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1942年，写了两篇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内容是批评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吃喝享受等等。那两篇文章发表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上，毛泽东看到了，让秘书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热讽的方法。

　　王实味与中央研究院院长，也有矛盾，对看不惯的事，直言指责，得罪了很多人；中央研究院召开座谈会，批判王实味，但会议开始范围限定在文化文艺。会开了几天，有人揭露王实味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

　　这个事情被国民党利用了，国民党报刊发表《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大力攻击共产党。

　　当时延安正发起整风运动，康生插手了王实味的事情，王实味的问题升级。1942年，王实味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负责整风审干的康生，认定王实味三项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撤出延安时，看守所押着犯人也撤出了，撤到山西兴县。到兴县后，看守所请示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王实味如何处置；康生说，杀了。看守所就杀了王实味。

　　王实味被查处后，毛泽东在会议、文章中多次提过王实味；但不同意“杀掉”王实味。王实味被杀后，毛泽东说，“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

　　后来，王实味的夫人申诉，公安部经过取证、审查，王实味没有参加托派，王实味的罪名不成立，公安部予以平反，给予了抚恤金、国家赔偿；其家属将抚恤金捐了出去。

　　王实味，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考上了北京大学，是个进步青年。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但因过火追求党内的女同志，离开党组织；1926年入了党。期间，与托派人员有过交往，为托派翻译过文稿，但没有加入过托派组织。

　　1937年，决定和也是中共党员的妻子一起到延安，让怀孕的妻子刘滢引产；刘滢引产后，生了病，王实味就独自一人到了延安。王实味被错杀后，刘滢不知道，以为王实味还活着，一直在寻找王实味。许多年后，才得知王实味早就被杀了；痛苦之后，刘滢向中央申诉王实味的冤情。

　　王实味性格有点孤僻高傲，和人说话，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在延安，四年翻译了200万字文献，以前确实给托派人员翻译过文稿，但罪不至死。

　　王实味是个文人，并没有政治头脑，而且，作为一个革命时期的党员，也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他应该判断到，写那两篇文章的严重后果，有可能被国民党利用，而且是在整风时期。事情发生后，王实味又不能坦诚认错，检讨过关，而是一直“顶牛”、对抗，导致事情升级。

　　写了两篇文章，就被“杀”了，这确实有点“凶险”，让人遗憾。不管写的什么文章，归根结底是文人的呻吟、牢骚，没必要用“大刑”。在后来的文革中，许多文人被处治了，像吴晗、邓拓、廖沫沙、田家英等等；也可以说，王实味的错杀，开了个坏头。

　　对于文人来说，不是什么文章都可以写；写文章，先要考虑一下，会不会带来某种“后果”，尤其在特殊时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言招祸，行招辱”、“话到嘴边想三分”，说了某些话，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所以，管住自己的嘴吧。

　　人，还是像古人说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如果要去“殉道”、“成仁”，那也是可以的，也算“求仁得仁”。但至于王实味，没有迹象表明，王实味是主动追求去“就义”。所以，还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好。

　　王实味，是被错杀了，但平反了，给予了赔偿。这就是个问题：错杀了人，给点赔偿就了了？国家，是抽象的；国家犯下错误，不可能像人一样，被“惩处”，所以，只能用钱、即国家赔偿。但是，代表国家办案的，是“人”；所以，对于“国家赔偿”案件，不仅补偿“钱”，还应该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法律责任。

　　正如鲁迅所说，“革命不是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也有污浊的东西”。如果幻想革命是纯洁又纯洁的“纯净水”，那就想错了。革命也有负面的现象，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一场革命；革命的意义不能说的太高，然而革命洗刷了腐朽的旧事物，给人民带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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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