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张维为《文明型国家》批判

　　引子

　　近日偶然翻到张维为教授在2017年出版的《文明型国家》，书的腰封上这样写道：

　　首提“文明型国家”洞见，以“良政善治”的中国政治智慧超越西方话语，树中国道路信心！

　　好一个洞见！好一个“文明型国家”！好一个“良政善治”！到底是怎样的洞见呢？我们不妨还是看看，免得错过了什么重要的话术。

　　开门见山

　　序言和引言除了提出要“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文明型国家”外，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我们直接来到开门见山的第一章——“文明型国家：概念”。这一章中，张教授首先科普了“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概念和相关历史：“民族国家”自然得从欧洲的“现代国家”说起，而“文明国家”则是“西方学者”对于清政府时期的中国的描述——为了揭示中国向“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转轨的困难。那么张教授对此有怎样的洞见呢？书里这样写道：

　　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1]

　　原来如此，只要从“西方学者”提出的矛盾体里抽出矛盾，剩下的就是张教授的作为洞见的等式了：“民族国家”或者说“现代国家”，加上“文明特质”或“文明国家”，就等于我们的“文明型国家”！当然，张教授似乎并未否认这二者曾经有过矛盾，毕竟现实的动荡至少曾经体现出经验矛盾的存在；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矛盾，张教授是避而不谈的，只是强调它们在现代的融合，至于中间过程则并未提供给我们。

　　张教授进一步补充说，在这个等式中，“文明特质”来自于数千年的历史，而“现代国家”则通过民国以来中国不同层次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而得到实现（借用了黄仁宇之观点）：

　　……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监察、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和现代国家的各种技术和制度支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