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进城与返乡要留足空间——评贺雪峰著《大均衡》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这期间,全国各地都采取了相当严密的抗疫举措。我国用了百天时间取得了抗疫的初步胜利。
为了阻断疫情传播,我国党和政府果断采取了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的措施。这也意味着,大批农民工延迟了返岗上班的时间。而当2020年3月,欧美国家因疫情不得不控制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我国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订单减少,这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再度返乡或继续滞留农村。
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工没有务工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收入,却仍然通过农业收入,以及自家或父母的房子,得以降低生活成本。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三农专家贺雪峰指出,“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基于此提出建议,我国应继续致力于消除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另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遏制一些地方无序无度占用农地低效开发的做法,保护农民返乡权。
贺雪峰认为,近年来引发热议的“农民工回不回得去农村”存在误区,也就是仅仅考量的是年轻农民工的价值选择,但实际上,农民工年纪越大,进城务工就越难,返乡务农的时间就越长。在贺雪峰看来,农民工返乡务农,或是就近务工,或是创业,实际上都带回了相当的工作、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保持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美丽乡村、维持生态文明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能否回得去农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返乡农民工能否与农耕结合起来,二是农村是否具备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农业生产无法人为加快(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可以延长农业生产期、有限地提高产量,但无法真正意义上缩短生产周期),所以天然适合家庭经营。而今的农业生产越来越讲求技术性和管理性的劳动投入,中老年农民从事的小规模经营,体力负荷有限,“就业不充分的软性劳动投入与农业相对较低的收入构成平衡”。
事实上,在全国很多地方,近年来都出现了返乡中年农民工务农,甚至还有不在少数的占地农民在进城居住后,继续寻求租地耕种的现象。其原因在于,耕地可以解决家庭吃菜问题,还能部分地贴补家用,另外能够让中老年农民锻炼身体。“有了土地上的劳动收入,就有了村庄内的安全感,就有了心灵上的归宿,就可以告别在城市漂泊时身体和灵魂都无处安放的问题”。
当然,我国地域辽阔,大中小城市的郊区和乡村的发展机会不同,为不同年龄的农民工提供的就业空间也有较大差别。江浙农村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存在着大量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这意味着当地的中老年人只要有意愿和劳动能力都比较容易获得务工机会。江浙等沿海地区一些农村的农地也因此集中或分散租种给农业公司、租户耕作。而在中部、西部许多地区,城乡都存在着供年轻农民工务工的机会,经商空间也大,但中老年农民离乡或就地务工机会较少。事实上,近年来虽然一些城市鼓励年轻、中年农民工将父母接到城市居住,但响应程度却不高,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全家进城,农民家庭收入减少,支出却大幅度增加——中老年农民留守农业,可以挣钱存储支援子女,并为自己养老提供积累。
感谢您对红歌会网的关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