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1979年统计局非法出版物的意外收获

——关于集体农业成绩和毛时代援外数据

老田

　　今日在家读闲书，阅读有人从北大图书馆偷拍的非法出版物——1979年国家统计局编选的一本非法出版物（没有正式出版过），获得了很大的收获，对于从前接收到的“谣言政治学”信息，是一个巨大的颠覆。

　　谣言政治学的厉害之处，就是不需要负责任，也不需要人出来核实，大多数人也没有地方去核实。当时，不仅针对国内政治，说江Q如何如何；对外也用上了。

　　一、毛时代对外援助“两个两百亿美元”的谣言

　　1979年对越战争，就是全面抛弃毛周时代的第三世界反帝反霸统一战线，转向全面依附西方的根本性转折；由打仗确立的敌对行为，支持了国内舆论场域的根本转向——看看毛周都干了些啥事儿，养一帮子白眼狼。

　　然后，谣言政治学开始发力，说毛时代给了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各200多亿美元，要不然我们自己的建设成绩，就会如何如何。这个谣言，我在老家的中学里，就听到有人说，到了大学课堂上，还有教授这么强调。

　　在这本统计局的非正式出版物中间，按照国别列出了对外援助数字。1950-1978年之间，接受中国最多援助的国家，确实是越南，合计为182.2亿元，其中无偿援助170.62亿元。显然，这是支持抗美援越战争的支出，目的是为了改进中国自身的安全态势。

　　外交部主持编撰的《当代中国的外交》一书，也说中国对越援助200多亿美元，但没有给出引用数据来源；当然，在统计局给出统计口径之外，外交部还有可能用自己积攒的私房钱，补足了余额。查阅网络数字，1978年1美元兑人民币在1.6元左右（1978年1美元的综合换汇成本为2.53元），此前多数年份高于2.0元，即便按照较低的汇率计算，按照外交部发布的数据，差额也在140亿元人民币左右，不知道毛时代外交部也没有小金库，小金库中间有没有那么多的钱补贴越南。

　　第二位的援助接受国为朝鲜，援助数目为67.41亿元，其中无偿援助35.14亿元，显然，这主要是与抗美援朝战争相关的支出。居于第三位的阿尔巴尼亚，受援数目为54.33亿元，其中约一半（27.5亿元）为无偿援助。依次排列在后的受援国度，有巴基斯坦（21.05亿元），柬埔寨（18.69亿元），坦桑尼亚（10.51亿元，与坦赞铁路有关），这些就是全部受援10亿元以上的国度。

　　1979年支持波尔布特政权的，只有邓和美帝，美帝从泰国基地起飞飞机，轰炸越军；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据说当时内部反对的人非常多，包括军方。邓力群回忆，陈云在邓很困难的时候，支持了他。

　　此后，在经济上就转入依附性道路了，前几天还跟人在一个微群辩论中帝论话题，那些人不仅忽视了新阶级的买办性，还忽视了选择依附性道路的内部阶级动力。

　　二、分田之后才具备增产条件和吃饱饭的谣言

　　1978年的农业状况，按县平均的数据，假设农民只种粮食，没有副业和其他经济作物，这样来计算人均收入状况（粮食按照当时收购价格每斤0.1元左右计价），得到的结果是：

　　人均粮食产量超过1500斤县份，除口粮之外（按高标准500斤扣除），人均货币收入依然接近100元左右，这样肯定就属于上等富裕县了，这样的县份有47个占1984个农业县2.4%，人口1525万，占比2%。

　　人均生产粮食1000-1500斤的富裕县279个，相当于在口粮之外，货币收入在50-100元，占全部农业县的14.1%，人口10969万，占比14.4%；

　　人均粮食产量400-600斤的县份最多，1142个占比57.5%，人口46147万占比60.6%，相当于在温饱水平附近；

　　此外，还有人均产粮在400斤以下的县份79个占比4%，这些县份肯定要吃“返销粮”了，人口1034万占比1.4%。

　　对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均收入数字，与按照粮食产量计算的收入结构，小有差别。人均收入150元的上等富裕县为73个，比47个多出18个，这个差距，可能源于工副业或者经济作物的收入提升。而富裕县个数只增加一个，279之于280个；温饱水平附近的县份975个，减少了167个；贫困县81个，增加了2个。说明，当时农业县中间，以粮食为主的产出和收入，大体上能够标记其发展程度，而且还是相对富裕的县份，在粮食种植业之外实现的收入也较高。

　　1978年，增产的县份占比80%，这一年属于大旱年份。“根据（长江）下游控制站大通37年资料统计分析，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9334亿m3……，最小年径流量为1978年的7211亿m3。”（《中国水资源评价》P88），相当于多年平均数的77%。是年，一些地方搞了“借地度荒”，小岗村就是在这一年冬天分田的。阅读《凤阳县志》发现一个有趣的记载，集体农业时代凤阳县近乎没有水利事业，1978年大旱之年得到很多地方的支援，北京怀柔县派了“钻井队”去实地打井，结果，打出来的井，是当地第一口井。

　　在小岗村和凤阳县的穷困之年，反而有900个县占比45.4%的县份（人口占比47%），实现了10% 以上的大增产，此外还有281个县占比14.2%（人口占比15.8%），实现了5-10%的中增产幅度，此外加上小增产县份（2-5%，173个）和微增产（0-2%增产幅度，113个）县份，合计80%以上的县份是增产的。这显然属于水利事业特别是灌溉工程起作用的结果，通常而言，大旱年份只要是有谁灌溉，相对充分的太阳光辐射是有助于增产的。该年，减产县份517个占比26%，人口17380万人占比22.8%。

　　看到没有，正部级意识形态机构的能耐和水平——其中一些著名的正厅级研究员诸如周其仁、林毅夫们——就是高，他们在不到20%的减产县份中间，挑选出凤阳县和小岗村作为例证，成功证明了在集体农业时代农民完全无路可走，必须代之以分田到户政策。在杜润生和万里、吴想象等人的领导之下，主流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顺风启航并获得学界权威地位，他们追随设计师，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为进入中特新时代立下了汗马功劳。遗憾的是，这么有创造性的努力成绩，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以为他们就只是一些会读书会写文章的学者，这是大大滴低估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

　　前些年，一位华中科技大学的铸造专业博士钟庆，亲自下场写了本经济史著作《刷盘子，还是读书》，其中提出一个早应该为人们所熟知的发现——主流经济学家总是装着没有看过统计数据。原因无他，与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意识形态地位和理论成绩相比，统计数据大多数不符合他们推广的理论模式和论断，显然，依据主流经济学理论，统计数据大多数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