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读《八次危机》

　　开始阅读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一书。据温教授说，这本书是他和他的团队经过几年的调研之后写出来的。可以理解，他们下的功夫确实不小。但是这八次危机，为什么是八次，不是七次，也不是九次，可能也跟他们这个团队对于危机的定义有关，也与他们对于危机的分类有关。我不明就里，就不能评论了。

　　在我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算不算危机对我来说不能确定。但是面对这些问题，中国要怎么解决，中国共产党能拿出什么办法来，这恐怕才是最主要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济问题，不可能自动地消失，更不可能自发地解决。共产党有办法吗?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确实也有一些办法，例如陈云提出的解决上海资本家搅乱市场的办法就很有一套。但除了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其他的问题。而那些其他的问题，也不一定有什么锦囊妙计来应对。有的时候只能是等待、隐忍，甚至是煎熬。不熬过这一段，还真就不行。

　　《八次危机》中提到，我们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开始进行我们的工业化建设的时候，我们投入了很多成本。其中有一部分被称为制度成本。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制度成本，但解释的内容却完全不一样。有的认为是制度本身的缺陷或者错误才导致制度成本的产生；有的则是说，只要有相关的制度安排，或者在某个制度下，你要做什么事，就必然会产生制度成本。所以，在我没有真正弄懂制度成本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也只能认为，承担这样的成本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压力，或者带来一定的负担。

　　在书中介绍的八次危机中，我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在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停止投资之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这肯定是一次不小的危机。本来，我们已经准备就要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了。苏联的这一手确实让中国猝不及防。同时，在三面红旗的口号下，全国都已经酝酿出普遍要实现高增长的过热氛围。情绪上的过热与资金上的过冷，内外夹攻，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时尚在年幼时期的我们，当时听到的一个经常性的口号就是下放劳动。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让在此之前进入工厂的来自农村的工人，又要回到农村去从事农业劳动。这样的措施对这些曾经的青年农民打击是很大的。但当时的国家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用温教授的话说，那是中国的农村就像是一个蓄水池，有不少问题放到农村去，不能说很好地得到解决，但能起到不小的缓解作用。

　　接下来就是城镇居民在粮食与副食品供应上出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紧张和短缺。票证经济在这个时候大行其道。很多经济作物的产品，如花生、大豆等，还有其他大量的农产品据说都用去偿还欠下苏联援助时的债务了。《八次危机》的书中说，一般在国外，遇到这种情况，社会上肯定要出现规模较大的动乱了。但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动乱。书里给出的解释是，那时是通过搞阶级斗争，或者其他的政治运动来缓解社会矛盾，或者转移了社会动乱可能发生的关注点。对这个解释，我是有疑问的。那时的中国人民，虽然经历了如此可怕的危机，但毛主席的巨大威望还在，人们对毛主席的无上敬仰还在，对党的坚定信任也还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的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