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陈平原×许子东×孙郁：为什么要重读中国现代文学？

　　理想国读者日活动中，钱理群、陈平原、许子东、孙郁四位中文系教授，就钱理群老师的新著《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展开了一次讨论。结合“孔乙己的长衫”在网络上的热议，我们为什么要“重读”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议题，格外有现实意义。

　　钱理群老师的这本新著，有其突出的特点：既有文学史的脉络框架，又有对作家作品的精妙研读，显示出钱老从文学史回归文学读本的自觉与决心，张爱玲之后的四十年代更占据半本篇幅。

　　钱老的写作尽显激情与赤子之心，他时刻关注着当下与年轻人的精神状况。活动现场，他说：“危机时刻也是转机。在这个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的时代，我们要观察、等待、坚守、继续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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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代学人

　　钱理群：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即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第三代学人晚年难得的一次聚会。就我个人而言，这次新书的发布会也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理想国为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也就意味着我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已经达到100本，如果以每本30万字计，我已经写了3000万字，我编撰的书也有60多本，应该有2000万字。这两个数字让我十分惊喜，也感慨万分。我对自己说，我能够把最想写的都写出来了，我这一生也就值了，没什么遗憾了，可以随时心安理得地去见上帝了。

　　我们这几位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代学人。所谓第一代是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这个学科的创办者，像王瑶先生、李何林先生、钱谷融先生等等。第二代就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而我们是属于“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和研究生。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大多数都能够这样基本无憾地走完自己的学术之路、人生之路，也绝非偶然，尽管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曲折，但总体而言我们算是幸运的，我们不仅有机会得到第一代学人的直接教诲，而且也得到第二代学人的保护和照顾，我们自身更有很强的集体意识，自觉地相互合作与支持。

　　今天到会的就很有代表性，孙郁兄代表鲁迅博物馆、人民大学，与我、平原的北大同仁之间的密切交往，子东兄代表的是上海学人与北京学人之间的遥相呼应，背后都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这背后是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段历史，今天想起来也是回味无穷。

　　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文学，为何“重读”与“新编”？我的这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明显打上了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烙印，这次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本身就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战争体验，疫情期间我每天重读早已熟透的现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居然有一种和上个世纪的经典作家进行对话、讨论、争辩的感觉，而且是从未有过的亲近、自然、迫切，极富启发性，这种远行已久的现代作家作品生命的复活，这种历史的当代化，简直是一个奇迹。这本《中国现代文学新讲》如果不是写在疫情期间，大概就不是现在诸位看到的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