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青春似火》谈到“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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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文章《看电影〈如此多情〉有感》【点击阅读】，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许多朋友很感兴趣，所以今天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历史证明，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任何成功的革命，都无一例外地面临“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尴尬局面。

　　当然，革命的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正如列宁所言，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任何否定革命的言论都是错误的，都应该受到批判。

　　我们说革命会在胜利后面临“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尴尬局面，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革命承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胜利的革命也摧毁了旧的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但革命胜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最终会出现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是，最初的革命承诺落空。

　　因为这个原因，成功的革命都会遭遇自己的“热月政变”，这也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为什么“热月”很难避免？如教员所言，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前领导革命的一部分（往往是大部分）精英，由于他们最有机会填补被革命清空的旧既得利益集团留下的空位，所以往往会本能地站到“热月”的立场上。

　　概括一下：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所以单靠夺取政权是无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须在革命胜利后有效限制，直至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换句话说，夺取政权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用教员的话说，叫“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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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胜利后，能不能有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

　　一是，劳动群众阶级能不能有效地约束先锋队？

　　二是，劳动群众阶级能不能迅速地整体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文化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推崇“巴黎公社原则”，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为什么会“永存”？

　　因为巴黎公社尝试构建的是一个取消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

　　然而，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是要存在一个政治上非常成熟、组织得非常好、有很强行动能力的无产阶级。

　　可是，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实践告诉我们，几乎所有取得革命胜利国家的无产阶级距离这一标准都有很大距离。

　　至于第二个因素，对于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更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

　　可以说，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教员全部的政治思考和探索，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讨论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时，经常会产生在和教员对话的感觉，甚至会产生“他在场”的感觉？

　　原因就在于，教员的目光，超越了一般民族国家意义上“伟人”的目光，他在思考并尝试解决人类彻底解放的问题。

　　所以，只要人类一天没有实现彻底解放，就一天没有走出教员的视野，就必须和他对话，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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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谈谈电影《青春似火》了。

　　这部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76年摄制，正好是《如此多情》上映20年之后，但实际上仍然在回答《如此多情》提出的问题——如何破解等级制？

　　《青春似火》的故事梗概如下：

　　1976年，江南轧钢厂要进行轧机自动化控制的改装设计。以梁东霞为首的一批青年工人主动要求承担设计任务，但设计室主任余从吾在厂革委会主任范志平的支持下，反对工人参与设计工作，由于冶金局党委书记陈浩表态支持梁东霞小组，余从吾见势改变手法，先将梁东霞小组调到设计室，然后拉拢其中名利思想严重的青年高磊，让他另搞一套设计，与梁唱对台戏。当梁东霞小组即将取得成功时，余从吾又盗窃梁东霞小组的数据给高磊，以便于高磊抢先拿出设计图纸。在图纸评审会上，梁东霞揭穿了余的盗窃行为，批判了范志平所执行的错误路线，高磊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今天的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解：自动化控制设备当然应该是由专业人士设计了，工人好好干活就行了。

　　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在习焉不察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逻辑。

　　在已经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背景下，谁掌握技术，也就意味着分配会向谁倾斜，意味着谁占有更高的社会位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最后，这意味谁统治这个国家。

　　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最终要回答的是：劳动群众阶级能不能真正成为领导阶级？

　　当然，历史证明，《青春似火》中的人物如粱东霞，以及整个故事的结局，都过于理想化了。

　　因此，这部电影更可以说是一部革命浪漫主义作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根本解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两个因素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名至实归也是完全可能的！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