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澜：茅盾小说中的革命与风俗

　　原编者按　　本文以《子夜》副标题中的"Romance"为切入点，重新勾连茅盾早期小说的内在脉络，提出一个核心命题：茅盾对国民革命时期风俗问题的思考，指向的是革命过程中遭遇的"伦理—政治"难题。文章指出，茅盾惯于借男女离合写国家兴亡，从"时代女性"的生活洁癖到革命者将"革命"读"歪"的困境，均揭示出革命未能穿透日常生活、未能造就新伦理的危机。陈澜同志尤为精到地分析了《诗与散文》中两种精神向度的辩证关系，指出茅盾以家庭、两性为中介观察"革命的后方"，恰恰构成了革命史诗中处理日常经验的重要环节。这一研究为重新理解茅盾传统与左翼文学的发生，打开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察角度。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6年第2期，感谢各方的大力支持！

　　“革命的后方”： 茅盾早期小说与国民革命时期的风俗问题

　　文｜陈澜

　　《子夜》开明本的扉页上，斜印着交错的英文标题“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这部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史诗，在写法上的确也征用了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通俗的抒情文体——“Romance”。“Romance”本来是罗曼语系的统称，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逐渐发展成一个具有固定写作程式的故事“类型”。骑士与冒险，“The lady”与爱情，高扬的理想主义与感伤的情结，都成为这一文体不断被征用的部分。然而，对于茅盾而言，这样一个抒情的“类型”，却化用着他自身的发展逻辑。茅盾早期的《蚀》《野蔷薇》《虹》，就已经习惯性地借男女离合之情写国家兴亡之事。耳熟能详的“中国”故事如何书写眼前的“现代”社会，成为贯穿茅盾写作的一个关键命题。如果说一个左翼文学的“茅盾传统”旨在跟踪巨大的社会变迁，在小说中提供对于社会整体的阅读，那么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宏远的目标就绕不开对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的观察与分析，就绕不开借由“文学”完成的对于世俗人心的读与写。“家事”如何合于国事，人情怎样入于历史，这既是茅盾自身的写作提出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在“现代”进程中持续遭遇的难题。

　　开明书店1933年1月出版的《子夜》初版平装本封面

　　当然，茅盾早期小说中的伤乱抒愤、缠绵悱恻，终不免优柔寡断之讥；但有荒唐于前，却不妨补过于后，“有意为之”的《动摇》诸篇，就包含着茅盾消化国民革命经验的历史遗产，也包含着一个清醒而节制的“茅盾”。因此，在研究上有必要重新回顾、探讨茅盾早期小说的创作，借由小说来完成一种历史中的“观风察俗”，发掘“茅盾传统”的前史，以此打开左翼文学开端处的丰富的历史图景。

　　01

　　革命的“伤口”如何分析？

　　1927年8月，茅盾因政治避难幽居于上海景云里，《幻灭》就是在妻子的病榻旁写起来的。1《蚀》三篇中，《幻灭》写作得较为仓促，《动摇》则更有计划性2，《追求》则是“一件狂乱的混合物”3。茅盾自陈，自己在创作的起点上近乎托尔斯泰，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并未采取曾经鼓吹的自然主义的态度开始创作；写作的小说，更像是自己“生命力的余烬”。4可以说，政治上的挫败感哺育了茅盾的文学。然而，面对“幻灭的悲哀，向善的焦灼，和颓废的冲动”5，作者怎么写，读者怎么读，却持续构成了解读史上一个纷纭的难题，其分歧处正在于如何理解革命所带来的“伤口”，在于如何理解革命中的人与人身上的革命。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太阳社诸君，茅盾曾提出一个意见：相比前线与战壕，老社会经受壮潮摧激后引起的变化，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反应，甚至于反革命的感应，也应当是“革命文学”不应忽略的题材。6茅盾早期的《蚀》三篇，就存有相当多的这些“革命的后方”的历史资料：怎么也“静不下来”的静女士、于革命高潮前复活缠绵悱恻之情的方罗兰、“一交跌入革命里”且貌左实右的劣绅胡国光、革命时期的虚无主义者史循……这些人物形象在国民革命时期的语境中都有其典型性，又在遭遇上具有一般的情况——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家庭、伦理上的变迁，他们在革命中的困境首先是一个“伦理-政治”的难题，他们的“革命”有着一个家庭内部的起源。在此意义上说，展开对于这些“伤口”的观察，也是进行一次对于社会、历史的精神分析。

　　《蚀》三部曲

　　其中占据相当部分，也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茅盾早期小说中的“时代女性”。以《幻灭》为例，静女士与慧女士作为小说中的一对姊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幻灭》的原刊，静女士本来叫“章女士”，或单称“静”；慧女士则在信中署名“定慧”。71928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单行本中亦沿用此名。1954年，茅盾自己将《蚀》加以修订，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印行，后收入《茅盾文集》，据说“《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则较多，但亦不过当全书的百分之三”8，已经将“章女士”统一为静女士，慧女士“定慧”的名字也被精简为“慧”。1984年版《茅盾全集》所依据的底本为1954年版《茅盾文集》。改动虽轻微，却仍旧透露出茅盾一些写作上的构思：静能生定，定能生慧。其中提示着一条由静女士向慧女士演变的线索。《幻灭》商务印书馆单行本的封面，则是两个赤裸的女性起舞于烈焰之上。茅盾后来曾对自己的写作予以说明9，以为在大革命的“前夜”，或幻想，或怀疑，正是静女士们、慧女士们身上反复的两种心情——她们的幻想与怀疑，也是要参破生活的“禅”。但这仅仅是构思而已，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则又是一个问题。譬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

　　静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支起半个身体，惘然朝晒台看。这里露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红色的女人衬衫；已经半旧了，但从它的裁制上还可看出这不过是去年的新装，并且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

　　静的思想忽然集中在这件女衫上了。她知道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东家称为新少奶奶的少妇。她想：这件旧红衫如果能够说话，它一定会告诉你整篇的秘密——它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圣，也许就是最丑恶的一页；这少妇的欢乐，失望，悲哀，总之，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经验，这件旧红衫一定是目击的罢。处女的甜蜜的梦做完时，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从你头顶罩下来，直把你压成粉碎。你不得不舍弃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让步到不承认有你自己的存在。你无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的压迫下，只好取消了你的庄严圣洁。处女的理想，和少妇的现实，总是矛盾的；二房东家的少妇，虽然静未尝与之接谈，但也是这么一个温柔怯弱幽悒的人儿，该不是例外罢。

　　静忽然掉下眼泪来。是同情于这个不相识的少妇呢，还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连她自己也不明白。10

　　静女士在牛毛雨中，由亭子间、二房东家的一件旧衣裳发生幻想，想到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圣，也许就是最丑恶的一页”，想到“少妇的现实”，一变为怯弱而忧郁，惘然中已经是对现有生活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恐惧了。然而这还只是静的生活的一个开头。静女士后来为抱素所诓骗，在逃离中又碰到了这二房东家的少妇：

　　在客堂里，看见二房东家的少妇正坐在窗前做什么针线。这温柔俏丽的少妇，此时映在静的眼里比平日更可爱；好像在乱离后遇见了亲人一般，静突然感动，几乎想拥抱她，从头儿诉说自己胸中的悲酸。但是到底只说了一句话：

　　“忽然生病了，此刻住医院去。病好了就来。”

　　少妇同情地点着头，目送静走出了大门；似乎对于活泼而自由的女学生的少女生活不胜其歆羡。她呆呆地半晌，然后又低了头，机械地赶她的针线。11

　　从晾着的旧衣裳到手里的针线，静女士曾经隐忧的未来与二房东家少妇如今歆羡的有关少女的过去，就在这样的“女活”中发生了交集。此种生活史上的对比、变迁，成为茅盾观察“时代女性”的一个重要角度，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处境：静女士一旦开始不满，开始需要生活的新鲜感，就注定要遭受幻灭。她专心读书以避世乱，然而又不耐寂寞；跑到武汉做政治工作，碰到的却是指鹿为马、颠三倒四的不入流者，自己也难逃幻灭；终于跌入了恋爱，不料恋爱的幻灭更快，静女士总想逃开那“少妇的现实”，但“不得不舍弃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的隐忧却一一落在她的身上。《蚀》三篇中，静女士是典型的一类，《动摇》中的方太太亦属于此。她们常温婉娴静，却自来地经受了从工作到恋爱的幻灭，从少女的理想到少妇的现实，一切预期的幸福都变成了废票——不断地难耐，不断地烦闷，不断地幻灭，有一点新鲜感，尝到了，也不过如此而已。“革命”引起了她们生活上的躁动与不安，但现有的方式与手段，却无法提供给她们一个生活上的解答。正是在生活史的角度上，茅盾集中了他对于人的心灵的高度发达的注意力。

　　与之相对，在茅盾早期的小说中，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慧女士们的参照，这些部分甚至成为写作中的偏锋。例如《幻灭》的开篇，就是一段慧女士的“牢骚”：

　　“我讨厌上海；讨厌那些外国人，讨厌大商店里油嘴的伙计，讨厌黄包车夫，讨厌电车上的卖票，讨厌二房东，讨厌专站在马路旁水门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瘪三……真的，不知为什么，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想着就生气！”

　　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紧皱着眉尖说；她的右手无目的地折弄左边的衣角，露出下面的印度红的衬衫。12

　　在这段牢骚中，我们颇能见出慧女士的处境。《幻灭》的故事发生时间是在1927年的夏秋之交13，革命时期，慧女士讨厌盘剥无度的外国人是常情，但累及黄包车夫、商店伙计，则出于私事。在给静女士的信中，慧女士清楚地交代了自己窘迫的经济处境：她吃过两年外国饭，然而在家中既遭大哥讥讽学成“无用”，又受母亲催逼早日“择配”。她既反感功利的婚姻，不愿成为丈夫的附庸，是一个从家中出走的娜拉，却又无法在经济上独立，在都市中成了一个无业的游民。当她说起对商店伙计、二房东、电车卖票等群体的“讨厌”，实质上是出于一个困于生计者在经济上对交易活动、商品价格的敏感——商店伙计要使眼色、弄口舌，二房东要加租、要吵架，电车卖票要盯梢，黄包车夫要抢活儿……慧女士的“想着就生气”，其实是在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时，对总要被提及的经济问题的回避、厌倦，甚至刻意的蔑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慧女士自身也经历了被作为商品的处境。《幻灭》中曾委婉地提及慧女士在巴黎的往事，她被“一个姓弓的骗上了手而又丢下”，始乱终弃的结局使她在感伤与愤怒的往复中，坚定了自己对男子的“回敬主义”，“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想到爱”。14此种对于爱情冷硬的心理可以说是都市生活的产物，一切都可以被计算、被消费、被挥霍，但偏偏自己失于——或不屑于算计。固然，相较于静女士，慧女士不顾风闻的生活可以说是游冶放荡，但这种方式事实上是对其经济附庸之处境的变相报复。作为一个爱情上的无产者，她要以自己被剥削的方式报复剥削者，她的性解放，本就具有剥削的起源，爱情在慧女士这里，毋宁说是一种消费。她的放纵，倒更像是带着同归于尽的意思生活。这对《幻灭》的姊妹中，慧女士无疑要入世更深——静女士设若碰到了生活的钉子，就要变成慧女士。《动摇》当中被诋为“公妻榜样”的孙舞阳，《追求》当中“不要平凡”的章秋柳，《诗与散文》中“被你们所谓绅士教育弄坏了”的桂女士，她们未必不曾像静女士那样“婉顺”过、幻想过，但现在只剩怀疑，在事实上都是慧女士的延续。就此而言，从静女士到慧女士的生活史的变迁，毋宁说是一部关于“时代女性”的成长小说，一个将个人的“成熟”同步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政治寓言。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

　　然而，这个寓言却揭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上的困境：“革命”变革了人与家的伦理，求新占据了人们生活的注意力，但在“革命的第二天”，同样的追求却导致了放纵，甚至于自我毁灭的结局——静难生定，定难生慧。无论静女士抑或慧女士，事实上都是一个出走者，在革命时期的变迁中她们不愿回家，也无家可归，她们的“毁家”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象征性行为（socially symbolic act）。静女士要女不成妇，慧女士要老不为妻，但只要她们对旧有的生活还抱有一丁点“洁癖”，她们就难免同样地由幻想而怀疑，陷入理想旁落的处境。

　　换言之，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旧有的生活当中造就新的伦理，仅仅停留在和从前的历史不一样就可以，那么这样的革命就必然是不成熟的革命，革命所带来的“伤口”也就必然导致生活的“高烧”。为何这场革命不具备可持续性，革命为何没能穿透生活的场合，也就成为我们从“伤口”处展开“精神分析”的下一个问题。

　　02

　　“说不成话”的风与俗

　　1927年，由于国民政府北迁，中共中央亦转移到武汉，大量共产党员及左翼人士投奔至此，武汉成为一时之“赤都”，并形成了一个国民党左派与中共联合执政的短期政权。武汉时期，联合政府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主张颇为激进，湖北一些地区数月之间竟如世代更迭，但也旋起旋灭。15茅盾此时赴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教官，负责招生、阅卷、物色教官人选，同时主笔《汉口民国日报》16，因工作之便，他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相当的了解。《蚀》三篇中就有不少情节取材于这一时期，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茅盾后来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对自己的这些“小说”作出了一个评判：

　　他们都不甘昏昏沉沉过去，都要追求一些什么，然而结果都失败；甚至于史循要自杀也是失败了的。我很抱歉，我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我是越说越不成话了。但是请恕我，我实在排遣不开。我只能让它这样写下来，作一个纪念。17

　　处于革命的低谷，面对政治上的挫败、社会与人纷繁的变化，要说，但是“说不成话”。革命时期人的遭遇，其内容已远大于辞藻。然而，就“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而言，作品中不能明言、不能自制，甚至于不经意的地方，反倒可以成为展开历史、社会分析的场合。譬如，《动摇》的开场，就是一段“说不成话”的有关共产共妻的“流言”：劣绅胡国光纳了金凤姐做妾，金凤姐却与胡国光之子胡炳调情，被来访商人王荣昌撞见，王荣昌感慨“不成体统”，胡国光却辩之以“并没有正式算做姨太太”“时髦的自由恋爱”。金凤姐则在当晚梦见了自己被当作私人财产分配给胡炳，父妾子继，并且因为坊间流传的“革命”要“共产共妻”的流言，默许了胡炳的调戏。18《动摇》中亦反复出现地方劣绅、流氓假借妇女解放之名，对尼姑、婢女、孀妇等传统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实行“公家发配”的荒唐行径。更有甚者如寡妇钱素贞，与胡国光私通，进入“妇女解放保管所”做干事，把妇女解放当作生计来对待，既要“解放”，又要“保管”。19此种乱象当然是社会上对于“革命”的误读、误解，但如果换个角度，用王荣昌的“体统”与胡国光的“时髦”来加以观察，一个“说不成话”背后的难题便呈现在我们眼前：革命，怎么老是被读“歪”？

　　有研究者考察过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公妻”谣言在中国的生成与流布20，但谣言的背后却是一个社会中的风俗问题。事实上，妇女解放有名无实只是一方面，政策与观念如何被社会中的群体读“歪”，则是常常被忽略的另一面。甚至可以说，金凤姐们凸显的要被“私有”的处境，反而是社会上倡导妇女解放的结果。视女性为私产的风俗观念以误读共产主义的方式暴露了它自身——这样的做法从来就有，但是在革命中却变得如此“显眼”。老派商人王荣昌讲“不成体统”，政治投机分子胡国光谈消遣的“时髦”，这一正一反两方面的误读，都意味着“革命”在现实中发生作用，必然要经过“风俗”这样的意识形态的中介。“共产共妻”的谣言能阻碍、中伤“革命”，其缘由不仅在于经济上的私有制根深蒂固，也在于基于私有制的伦理与欲望，此时几乎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对象，使普通人一旦想到“共产”要“共妻”，就会发生心理、生理的抵触。“革命”要改风易俗，但在“革命的后方”，却最终被误读为伤风败俗——这恰恰提示了在大革命时期，风俗作为一个独立的革命的范畴，其重要性、长期性、发展性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颇为值得推敲的是，胡国光在钻营官职之时，对于家中的原配妻子多有不满，知道“现在的新花样”，胡太太“决不会懂”，21于是对有济世之志的陆慕云起了“不高明”的念头，意图找一个与“革命”事业般配的女子。对于胡国光而言，革命与否暂且不论，要当新党，至少得有个革命的样子。而这革命的“样子”，至少是像方罗兰那样拥有一个模范的家庭，有一个像方太太那样“玲珑、文雅、端庄”的贤内助——也是贤外助。这种有关革命的想象，事实上是乡村中的士绅阶层“成家立业”理想的一个现代翻版。胡国光断不会盯着革命不放，他所要的，不过是在革命中像一个“官”。《动摇》的主人公方罗兰，在风俗观念上也未必有多么大的变化。文中有这样一幕：

　　“你找什么？”孙舞阳问。

　　“我嗅着一种奇怪的香气。”

　　“咦，奇了。我素来不用香水的。你嗅我的衣服就知道。”

　　方罗兰一笑，到底没曾嗅衣服，就和史俊谈起妇女协会来了。他们同意的惋惜妇女运动太落后；因为县城里女学生不多，而且大都未成年，女工是没有的，家庭妇女则受过教育的太太们尚且不大肯出来，余者自不用说。

　　方罗兰突然想到自己的不大肯出来的太太，便像做了丑事似的不安起来。22

　　方罗兰在公众场合，为妻子梅丽的“不大肯出来”感到“像做了丑事似的不安”的时刻，这种革命的样子又出现在我们眼前。对此刻的方罗兰来讲，他的不安恐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自己的生活不仅把革命的感觉丢了，连革命的样子也没有了。有什么样的“产”，配什么样的“妻”，这同将女性视为私人财产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私有制观念的体现。方罗兰的家庭观、婚姻观，貌新而实旧。换而言之，方罗兰在感情中其实是企图占有的一方，他感情上的喜新厌旧事实上是一种索取，他的爱情不过是为了使自己感受到满足。“革命”，倒像是解放了他获得的欲望，所谓嫌弃梅丽“思想太旧”不过是一个未自觉的光鲜的说辞。方罗兰的家事、情事都包含着强烈的个体意识。在向孙舞阳求爱时，方罗兰的心中就把这个具有“青春的情热”的孙舞阳，视作是自己的一部分。23孙舞阳拒绝了他牺牲一切来爱的请求，也就使他失去了一个没有暮气的自己。他向妻子梅丽感慨热情不再，向孙舞阳求爱，毋宁说都是在血性衰竭之时，自求振拔之举，以重拾旧日豪情。而这所谓的“豪情”，也只是一种自许的英雄主义。他的爱情，究竟是自恋。他的“革命”，也首先是自我的完成与实现。从县城劣绅到党国要员，从政治的投机主义者到国民党左派，旧有风俗的根深蒂固可见一斑。身处“革命的后方”，方罗兰们、胡国光们当然会把“革命”读“歪”，因为他们无法在生活中习得新的语法，私有制的观念占据着他们对于革命的想象与追求，革命的过程还在情理之中，革命的结果却出于意料之外。面对这样的现实，茅盾当然也“说不成话”，因为这事实上是革命“走在了书本子以外”的结果。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没有一场革命可以按照方案与设计来得以完成，可以用“话”来说“清”。

　　王汎森谈及近代思想的现实影响时，曾作出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察：思想要落实到现实，总要“降一格”，简化成若干个标语、口号，现实对思想的作用，总包括一个“俭约原则”。24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一认识倒立着来看：社会、集体层面对于思想的阅读，并不因语言上的精熟、粗疏之分，导致思想与现实之别。要想使思想借助语言完整地内在于现实，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思想能够以语言的方式被社会、集体精准地阅读。思想要成为现实，必须经由风俗这样的作为中介的意识形态来进行再生产，但没有一种风俗，也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是纯粹用语言来表述的。语言的限度决定了以语言来表述意识形态只能是局部有效的，它总会存在误差——思想的话，总没法完全说“成”，更不必全部当“真”。就国民革命时期而言，“越说越不成话”的困境正是一种个人兼社会的现代病，它的背后是要将革命中的人的“实感”表达到干干净净，以至于不能再表达为止的焦虑，是一个在“现代”进程中分裂的主体。或者说，革命时代人的词穷——以至于“结巴”，其实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缺失整体性的表征。就中国的语境而言，如果革命中锻造的新的伦理不能形成“体统”，成“风”入“俗”，也就难免被当作消遣的“时髦”，难免要“说不成话”。讨论到这里，我们就已经确认了茅盾早期小说要处理的核心对象：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与作为家庭基本单位的两性。甚至可以说，社会中的“家风”与两性中的“民俗”构成了茅盾对于“革命的后方”的观察的主要面。剧烈的社会动荡、伦理变迁产生了难以短期消化的历史内容，选择在家风、民俗等生活的“习惯”当中观察“革命”，选择在最易切己，甚至难免“肉欲”的两性关系中分析“政治”，成为茅盾早期小说中一条独特的咀嚼“中国经验”的路径。对于这种做法，茅盾的《蚀》三篇只是开了个头，真正自觉而成熟的运用，集中在其长期被忽视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当中。

　　03

　　革命史诗的“散文”环节

　　《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首尾相差有一年时间，早一点的《创造》，紧接在《幻灭》之后；晚一点的《昙》，则已经在茅盾发表《从牯岭到东京》、介入“革命文学”论争之后了。1929年7月，《野蔷薇》由上海大江书铺发行初版。篇中故事虽为儿女私情，却都是“穿了‘恋爱’的外衣”，要透露出各人的“意识形态”，借恋爱描写反映一些重大的问题。25其中在思想上最为典型，也最具有概括性、生产性的文本就是《诗与散文》。在这个基于两性关系的故事当中，茅盾借助散文的文类完成了一个政治生活的寓言。

　　《野蔷薇》封面，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

　　《诗与散文》所写的是一个青年男性择偶的故事。青年丙一方面与寡媳桂女士纠缠，溺于肉欲，另一方面又不甘沉溺肉欲，要追求“灵之颤动”，于是向表妹求爱。在此种灵肉二分中，他对着桂女士有这样一番自白：

　　“你怨我变了心，你怨我没有从前那样的待你亲热，你甚至说我已经十分讨厌你；桂，你这些猜测究竟对不对，我不愿意多分辩，但是桂，你也得自己知道你近来确已变了，大大的变了。你是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现实化，一天一天的粗浅化，哎，桂，你是太快地进了平凡丑恶的散文时代了。”

　　回答是长声的荡人心魂的冶笑。

　　“男女间的关系应该是‘诗样’的——‘诗意’的；永久是空灵，神秘，合乎旋律，无伤风雅。这种细腻缠绵，诗样的感情，本来是女性的特有品。可是桂，不知你怎地丧失了这些美点了；你说你要‘实实在在的事儿’，你这句话，把你自己装扮成十足的现实，丑恶，散文一样；——用正面字眼来说，就是淫荡……”26

　　对于青年丙而言，桂女士是肉感、现实、粗浅，是“平凡丑恶的散文时代”，是赤裸的世俗；表妹则是空灵、神秘、无伤风雅，是“诗样”与“诗意”，是神圣的宗教。选择桂女士，还是选择表妹，也是选择一种生活——是要下半身，还是要上半身？《诗与散文》截取的只是青年丙生活中的一个“时刻”，故事中间接地交代了他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身份，他亲手破坏了桂女士曾经崇拜的“娇羞、幽娴、柔媚”的三座偶像，但当桂女士遵从了青年丙解放自己的教训，要缠住了他永不放手，他却又唯恐桂女士不够“娇羞”“幽娴”“柔媚”。27桂女士于是直斥其心口不一，“太会说谎”，没有胆量显露其“真的面目”。28当桂女士知晓了青年丙存有二心后，便坚决地弃他而去。青年丙在自我的分裂当中，求诗不成，散文亦不可得，最终只能去老同学处求取“史诗”般的生活。在这一个两性关系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一种启蒙的颠倒：男性作为启蒙者开始了对于自身欲望的解放，却止于半步主义，想要持续地享乐，持续地保有新鲜感，但不必贯彻、负责到底——青年丙甚至在愧疚中想要走“回头路”，重新体验第一次解放的“灵之颤动”。29女性作为被启蒙者，解放了自身的欲望，鄙弃“贞静”的偶像之后，再没有回头路可走，即便走到了“平凡丑恶的散文时代”也要走到底。男性开始了观念上对女性的启蒙，而女性完成了现实上对男性的启蒙。

　　对于《诗与散文》，茅盾自己明知写得“太肉感”，但又坚持这一做法，并强调文中的主人公并非青年丙，而是桂女士。30桂女士的出走，毋宁说是在转写一场一经发动，即不可收止的“革命”。所谓的“诗”，即革命的上半身，是“少女的理想”，它要追求和完成的，是人能够作为超人（superman）的部分；所谓的“散文”，即革命的下半身，是“少妇的现实”，它提示的毋宁说是总要出岔的，人作为亚人（subman）的部分。诗与散文的矛盾构成了《野蔷薇》故事中的一个母题。《创造》中的娴娴亦是如此。君实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了“现代”的妻子娴娴，但娴娴最终却要“先走一步”，只留下象牙兔子上“丈夫”二字的划痕。31进一步说，只要步入“现代”，生活就不可能如君实们要求的那样，可以是“全新的，但不偏不激，不带危险性”，更不可能保留青年丙们的“空灵、神秘、无伤风雅”，不可能是神圣的“诗”，只能是赤裸的“散文”。生活一旦经历革命的断代，就必然如散文一般文无定法，要“散”到说不成话。

　　在《野蔷薇》的序言中，茅盾对自己的写作有这样的交代：

　　不论是《创造》中的娴娴，《自杀》中的环小姐，《一个女性》中的琼华，《诗与散文》中的桂奶奶，《昙》中的张女士，不论她们的智识和经验是怎样地参差，不论她们的个性是怎样地不同，然而她们都是在人生的学校中受了“现实”这门功课，且又因对于这门功课的认识之如何而造成了她们各人的不同的结局。

　　这五篇里的主人都是女子。《诗与散文》中的真正的主人也是桂奶奶而不是青年丙。主人中间没有一个是值得崇拜的勇者，或是大彻大悟者。自然，这混浊的社会里也有些大勇者，真正的革命者，但更多的是这些不很勇敢，不很澈悟的人物：在我看来，写一个无可疵议的人物给大家做榜样，自然很好，但如果写一些“平凡”者的悲剧的或暗澹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32

　　在“不很勇敢，不很澈悟”的人物之间、于平凡者的悲剧与暗澹的结局之中发生反省，这或许也是茅盾早期小说的一个总的用意。讲前线之外的“革命的后方”，讲社会的“风”与“俗”，讲再日常不过的家庭、两性，讲人的创伤、沉默，都无疑是在尝试对时代的水平面进行足够细致的观察，尝试一个一个地认识人。事实上，我们往往无法直接地谈论20世纪初的这场“大革命”所带来的剧变，我们需要这些合乎中国语境的内部的中介。

　　换言之，如果说左翼文学具备着一个超克“五四”，克服个人主义的“茅盾传统”33，并且它在文体上要求的是对于时代能够进行概括的“史诗”，那么它就不得不处理“散文”给“诗”制造的各方面的困难，经历“诗”与“散文”的和解。这一时代史诗的叙事也就首先得包括一个散文的环节，以便对“中国”在危机与剧变中产生的庞大的经验细嚼慢咽——“革命文学”要产生有效的、深刻的政治能量，不仅得靠“革命”，也得靠“文学”。

　　结语

　　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曾极具启发性地强调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的共通性：梦之于无意识，如同商品之于劳动，理解它们的“秘密”的关键，并不在它们的背后，而在于它们的表面。我们必须尽力摆脱对隐含意义（hidden meaning）的迷恋，因为仅仅把形式化约为本质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其如何生成。34就此而言，我们重新展开、讨论茅盾早期小说有关家庭、两性、风俗的书写，也不过是为了更精细地分析社会、历史的“表面”，分析革命中锻造的新的伦理怎样与旧有的伦理产生矛盾，分析“政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生成。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英文版封面，Verso出版社，1989年版

　　客观来说，茅盾早期小说有它政治上的意图。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就明确地表明其创作是为了着重分析占中国社会“十分之六”的“小资产阶级”。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有其历史性的语义，主要指的是中下层的有产者。35其时已在中共“六大”之后，茅盾业已脱党，这些主张带有回应党内左倾路线、盲动主义的政治宣言的色彩。但此中牵连甚广，则又当别论。茅盾此时在政治上的认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在以革命任务还是以革命动力来规定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他也并未提供一个确定性的解答。或者说，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他此时还在消化，却并未消化完全。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重访一个危机与剧变中的历史现场，一个历史的极期（crisis）。或许这种历史的芜杂与不确定，正有利于提取中国革命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有助于打造一种革命的亚洲“原理”。我们借由茅盾早期小说发掘“茅盾传统”的前史，使《子夜》标题上的“Romance”重新在茅盾自身的脉络中显现其历史语义，不过是为了恢复一种朴素的，从前面看起的耐心。说不定当我们顺着作品自身编织的肌理，重读这部20世纪30年代的“Romance”，历史中被更新的时刻会又一次在后人身上降临。这份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止：林少奶奶与雷少校的“Romance”的故事在《子夜》中已经变成了时代史诗的“一鳞半爪”，书写“中国”的国事与历史，或许需要更平凡——甚至平凡到底的家事与人情。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子夜》手稿正文首页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 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回忆录（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2 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33页。

　　3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10日。

　　4 同上。

　　5 茅盾：《追求》，《小说月报》第19卷第6号，1928年6月。

　　6 茅盾：《欢迎〈太阳〉》，《文学周报》第5卷第23期，1928年1月。

　　7 茅盾：《幻灭》，《小说月报》第18卷第9号，1927年9月。

　　8 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第434页。

　　9 茅盾：《几句旧话》，《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51页。

　　10 茅盾：《幻灭》。

　　11 茅盾：《幻灭》。

　　12 同上。

　　13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

　　14 茅盾：《幻灭》。

　　15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页。

　　16 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回忆录（九）》，《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17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

　　18 茅盾：《动摇》，《小说月报》第19卷第1号，1928年1月。

　　19 茅盾：《动摇》，《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1928年2月。

　　20 石岩：《“共产公妻”谣言在中国的生成与早期流布》，《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

　　21 茅盾：《动摇》，《小说月报》第19卷第1号。

　　22 茅盾：《动摇》，《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

　　23 同上。

　　24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6页。

　　25 茅盾：《写在〈野蔷薇〉前面》，《野蔷薇》，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版，第5页。

　　26 茅盾：《诗与散文》，《野蔷薇》，第136—137页。

　　27 同上，第139页。

　　28 同上，第138页。

　　29 同上，第141页。

　　30 茅盾：《写在〈野蔷薇〉前面》，同上书，第IV页。

　　31 茅盾：《创造》，《野蔷薇》，第47页。

　　32 茅盾：《写在〈野蔷薇〉前面》，同上书，第IV—V页。

　　33 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34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35 李志毓：《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 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