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丰县祥林嫂

　　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说说丰县的事情，但是一直没有落笔。

　　中学课本有一篇鲁迅的小说《祝福》。

　　内容很简单。

　　主人公祥林嫂最初嫁给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不久守寡。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婆婆要把她卖掉，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祥林嫂为了避免被卖掉，跑到了鲁镇，在鲁四老爷家帮工。

　　她的婆婆最终还是找到了她，找人把她绑架走，卖掉了。她在婚礼上挣扎，最终还是被对方强奸了。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死了，她与第二任丈夫所生的儿子也死了。

　　她再次成为寡妇，再次回到鲁镇。此时的她精神已经不正常，遭人嫌弃，最终死于饥寒贫病。

　　在封建时代，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经常被作为商品买来卖去。

　　《金瓶梅》之中，西门庆死后，吴月娘以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勾搭为名，叫王婆领她出去。王婆以一百两的价钱，把潘金莲卖给了武松。按照米价折算，明代一两银子大约可以买进400斤大米，约合现在1600-2000元。潘金莲的售价，大家可以自己估算。当然，那时生产力低下，大米比现在值钱得多。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中，杜十娘的售价是千金，也就是白银一千两。一千两是一代花魁的价格。《绣春刀》之中，小旗的俸禄是每年20两，身为总旗的沈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估计不会超过100两。他说要替花魁周妙彤赎身，对方看他就是开玩笑。

　　《红楼梦》之中，冯渊和薛蟠都要买香菱，薛蟠的手下打死了冯渊，香菱的价钱不详。

　　《茶馆》之中，十五岁的康顺子被人贩子刘麻子以200两的价钱卖给了老太监。刘麻子给了康顺子的母亲康六10两。经历过发现新大陆，白银的价值大大贬值。按照购买力估计的话，康顺子的价格未必高于潘金莲。

　　贩卖人口这事，一直到解放，都没有完全禁绝。

　　一方面，农业社会，女性缺乏经济来源，没有经济来源，缺乏经济独立性，很容易被掌握经济权力的男性或他人控制，也没有政治权利。

　　一方面，大量饥寒交迫的人口，为了避免饿死，主动卖身为奴，获取生存的机会。女性的就业机会更少，一旦丧偶，如果没有积蓄或田产，也没有父兄的帮助的话，就必须改嫁、出家或者卖身。

　　一方面，封建小农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父系宗族基础上的，封建父系族权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以财产为基础的父系家族男性成员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族权不亚于王法。族长控制族产，可以剥夺族人的财产和人身自由，甚至私刑处决。外来势力很难介入，强行介入甚至可能面对全村男性的暴力对抗。为了统治基层，县政权不得不与族长达成妥协，彼此合作，互相利用。在这种环境下，女性作为异姓人，在这种社会中天然处于劣势。

　　多说一句，《祝福》之中，鲁四老爷作为鲁镇的乡贤，虽然不满意祥林嫂的婆婆绑架祥林嫂的行为，但是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这是因为鲁四老爷本人，就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

　　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经历资本为了在市场上自由雇佣劳动力，推动“天赋人权”，与封建势力竞争，解放奴隶和农奴的阶段。

　　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资本家是劳动力的最大购买者类似，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往往是贩卖人口最大的买家。

　　可以说，买卖人口是封建社会的常态，在工业化社会以后，已经逐步消亡。

　　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让女性有了就业机会，女工的价格比男工更便宜，女工更容易管理。由于就业机会更多，女性很容易远走高飞。

　　一方面，所有劳动力为了活下去，都在按天、按小时卖身，资本主义的零售取代了封建社会的批发。

　　一方面，封建小农经济迅速瓦解，劳动力进城务工，除非有强大的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很难长期控制女性自由。显然，使用黑恶势力控制的奴工的生产率远远不如使用自由劳工的生产率。

　　一方面，除非遇到新大陆那样劳动力可以随意自就业的环境，否则，资本更愿意让劳动力自由竞争，压低劳动力价格，谋求最大利润。

　　一方面，资本家是劳动力最大的买主，相比奴隶，自由劳动力对他们最有利。即使获得性资源，相比买卖人口，使用金钱效果更好，成本更低。

　　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买卖人口，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买卖奴工和女性的行为，但是这种活动的对象，往往是人生地不熟难以获得援助的他国人口，而不是本国人口，因为针对本国人口的买卖行为，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利润太低，得不偿失。

　　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农村由封建地主统治，城市由买办统治，双方都不需要自由劳动力，所以在农村的买卖人口，尤其是买卖女性这事，一直就没有禁绝。

　　解放以后，买卖人口这种社会现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实行新《婚姻法》后，妇女地位提升。实行合作化以后，女性一样可以挣工分，与男性一样拥有同样平等的经济地位。

　　一方面，虽然当时的国家还不富裕，但是消灭了剥削阶级，保障了绝大多数人口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资料，包括并不限于口粮。

　　一方面，经历过土改、入社、反右、四清、文革，一茬运动接一茬运动，中国平原地区的农村社会结构好像过篦子一样，族权被打得七零八落，代表封建父系家族势力的族长们失去发言权，夹着尾巴做人，不再是对全族有影响力的宗族领袖。

　　一方面，由于严密的户籍制度，一家之中凭空多出来的人口既无法解决身份和就业问题，也无法解决粮食问题。

　　一方面，由于不存在私人田庄，严禁纳妾和婚外性行为，干部无法从买卖人口中获得好处，自然也不会支持买卖人口，尤其是买卖女性。

　　军事斗争越激烈，交通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传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被摧毁得越彻底的地区，买卖人口越罕见。

　　在经历过激烈的解放战争的平原农村，人口买卖基本绝迹。在解放过程中，没有经历过激烈战争，没有实行一茬接一茬社会运动的相对封闭、落后的山区农村是否依然存在，不敢妄言。

　　但是，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这种事，即使在平原地区也一直没有绝迹。毕竟自愿结婚这事之中的自由，缺乏明确标准，而彩礼又是中国的传统。

　　那么，为什么后来买卖人口这事又死灰复燃了呢？

　　一方面是小农经济的复活，没有外出打工的女性的经济地位重新下降。市场经济并没有发达到使农村小农经济彻底破产，让劳动人口大批彻底离开农村的地步。对农村懒傻笨佛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给小农经济续命。

　　一方面由于大批女性劳动力进城读书或务工，绝不再回女性地位低下的农村，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需求产生供给。

　　一方面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封建族权的复活。生产队解体以后，基层组织失去对经济基础的控制，基层控制权重新回到父系宗族代表人手中。虽然这些人可能是前生产队长，但是决定他们的行为损益的关键已经不是如何完成上级的任务，而是如何充分利用族权谋求最大经济、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封建宗族的稳定，维持其在家族内部的威信，帮亲不帮理也就必然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之一。某些势力推动的乡贤化管理，给予了族权合法性，加速了族权的复活。

　　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自耕小农制度的复活，外来人口的身份、就业和口粮不再是问题。

　　一方面由于基层政权的瓦解，许多干部为了推行政策，必须与农村宗族势力达成妥协，农村许多地区，实现了半自治。民不举官不究，成为常态。即使外来的势力举报，本地官僚往往也选择掩盖而不深究。

　　马克思说过，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某法律大V说购买女性的量刑只相当于购买20只蟾蜍，低于购买鹦鹉。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经济复活，封建社会关系短期逆袭的过程中，买卖妇女的行为在一些地区相对猖獗，必然也只能法不责众。

　　农村的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复活，是一种倒退。不过，只要不出现逆工业化进程，这种倒退，并不是无限的。

　　可以预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封建社会关系不可能长期逆袭，小农经济和乡贤治理必然被淘汰。

　　随着封建小农经济的破产和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哪个方向，买卖女性人口的现象将越来越少。对私有制社会来说，自由劳动力和性资源价格更便宜。对公有制社会来说，买卖人口违背了社会成员平等的基本原则。

　　哪说哪了，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