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立：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点粗浅认识
一、什么是基层治理
1、基的含义：
基，从甲骨文的构型来看，基是形声字，上面是代表土的甲骨文，下面是表示簸箕的甲骨文，表示在簸箕里面盛放土。造字本义：动词，表示用簸箕装土筑墙。引申为墙壁的底部，《说文》：“基，墙始也。”后指代一切建筑物的底部。
2、层的含义：
层（繁体字：層）曾，表示用来蒸热食物的竹制隔板。曾，表示用来蒸热食物的竹制隔板。層=（尸，"屋"的省略）+（曾，隔板），表示有隔板的"重屋"。造字本义：两层楼的房子。引申为名词：重叠事物的一部分。 层次；层面；内层、外层；上层、下层；高层，基层。
3、治字的含义：
“治”是会意字，左边是水流，左边是台字，表示上古时期先民筑台挡水，即治水。我们这个民族诞生于黄河、长流两个流域。自古洪水泛滥，是在与洪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治水是当时氏族部落生存的第一需要，所以后来就有了治国的人必须先会治水的传统。上古时期的领袖人物都会治水，后来历来统治者都把兴修水利当作确保农业丰收的首要条件。所以，后来这个治字就引申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
4、理字的含义：
左边的“王”字在古代与“玉”字是一回事；右边的“里”字，是一个“从田从土”的会意字。“里”字的形体构成，上部为“田”，表示位于田野或田地附近，下部为“土”，表示以土构筑住所或工作室，意思指“屋内室内”。合起来看，这个“理”字的本义就是：在室内或作坊内将山上挖来的璞石加工成美玉，使之成器，有形有款。现在引申为：对付，解决，安排；办理 管理 经理 料理 修理、整理 治理，使之有秩序，有条理。
5、基层治理的含义：
一是广义的理解：对底层社会群众及团体存在的各种生产生活利益关系进行统筹、协调、分配、安排等管理和服务，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是狭义的理解：指单纯对社会秩序安全稳定的管理服务。
二、为什么要重视基层治理
因为基层是上层的基础，基层治理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平安与幸福，关系着整个社会大厦的稳固。特别是作为农业起源的中国，没有乡村的和谐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是农村支撑着中国人的第一需要---吃饭问题。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没有不重视吃饭问题的。因粮食出现问题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政权更替的历史上并不少见。所以，尽管现在我国农业产值早已不占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比重，但它毕竟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正如导弹里面稀有金属占比很少，但缺少了会出事故，而且是大事故。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治理，为农业生产生活保驾护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是农村是确保中国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总会有起伏周期。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全国每年近3亿农民工可以与城市居民一起挣钱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一旦经济不景气，也不要紧，农村是农民工的根据地，可以退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确保粮食生产，不至于使农村和城市发生吃不上饭，造成社会动乱等问题。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往往引起严重的社会骚乱，就是因为当初他们快速地消灭了大量农村，导致许多城市贫民在经济危机中没有保本的农村根据地作为退路。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要认真汲取西方城市化的教训。中国国情决定了，无论怎么样城市化，都必须保留相当比重的农村。这一点，也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基层治理工作。
三是未曾断流的中华文明需要农村传承不息。前文提到中国是以农业起源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基于单个人无力抗衡恶劣生存环境的现实考量、基于农耕方式对自然（天）的依赖而对天（人格神）的畏惧、崇拜，他们相互之间必然在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衍生出以最基本的家庭血缘为单元、以家庭集合而成的家族（在早期是氏族部落、后来是国家）为集体核心的社会关系。因着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诞生的思维上天与人合一、信仰上神与祖同源、政治上国与家同构、伦理上忠与孝统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了炎黄子孙公大于私、忠高于孝的高度的伦理自觉；激发并长期保持了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基因，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而这些宝贵的文明基因就潜藏在中国农耕历史传承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和乡村生存格局中。这些宝贵的文明基因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心理和感情纽带。为什么要保持传承中华传统文明和文化，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的最本质、最灵魂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思维、文化、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被他国或别的民族同化了，我们还是中国人吗？
至少以上三条说明，做好农村基层治理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必须高度重视。
三、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一）面临问题
一是基层集体经济弱小，无钱办事。十八大后，虽然基层集体经济有了很大改观，但不少地方存在着，有集体性收入，无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的情况。多数采取的是把集体资产打包出租，只在年底收取点租金，或者为了修路一次性收取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租金。由于各种政策体制机制等因素，发展集体经济非常困难，导致多数基层村庄或社区没有自己运营的实体经济组织，也就没有大量的集体收入用于农村各项支出，包括基层治理支出。面对需要用钱解决的各项基层治理工作，上级转移支付的资金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广大基层干部既有捉襟见肘的尴尬，更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焦虑。
二是基层治理任务繁杂，分身乏术。目前基层除发展经济任务外，基层治理面临着各种繁杂的利益矛盾。一是耕地确权、宅基确权后，原来一些界限不清的土地纠纷显现出来。二是随着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工业项目在城市郊区和农村的落地，征地拆迁、土地增减挂钩款项、涉法涉诉等矛盾增多。三是由于个别企业运营效益低，拖欠村民出租给企业的用地地租，导致了村民与企业关系紧张。四是极个别于法律无据、于情理不通、无政策可落实的上访人，“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热衷于赴省进京，以访取利，处理起来难度大，效果差。五是交通纠纷、医疗纠纷、行业和群体利益诉求、反映个别干部以权谋私问题、打架斗殴纠纷、感情婚姻纠纷、未成年人违法无法受到惩罚的问题、违反治安法和刑事犯罪等也比较常见。这些棘手问题数量繁杂，基层组织和干部往往有分身乏术之感。
三是基层干部权小责重，有心无力。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没有执法权。大多数情况下，村干部处理矛盾纠纷只能靠做思想工作，靠说合，没有利益分配的权力，即使有分配的权力，但缺乏可用来分配的物质资源。对不服从调解的当事人缺乏利益制衡的手段，村干部感到有心无力、无可奈何。但出了问题，村级的属地责任不能避免。加上，村级集体经济薄弱，修一个巷道、清一条沟渠、打一口井这样的小事都须向上级申请资金并批准。所以说基层干部权小责大，对不少工作显得力不从心。不少基层同志戏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个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
四是干部组织发动群众困难，唱独角戏。正如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三农”工作专家李昌平在《基层工作出了大问题的五个重要标志》文章中所言，“干部干群众的事，群众看干部干自己的事。基层干部在前面清理转运垃圾，村民就在后面若无其事的随手扔垃圾；村民家的房屋改不改造、厕所革不革命，怎么改、怎么革，也都渐渐变成了基层干部的事了，相当多的村民习惯性的旁观，好像事不关己……基层干部为人民服务辛劳无比，群众成了旁观者，心安理得！” 笔者曾经作为“挂职”村第一书记对此有切身感受。开展乡村环境卫生清理，起初都是我们村干部几个同志干，党员参加的都很少，普通群众义务参加劳动的没有。目前，很少再有村干部在大喇叭上一喊，村民群众应者云集，与干部一块干工作的景象。
五是乡村的“人气”日衰，振兴困难。由于城市在基础设施、发展空间上、在就医、就学等方面比农村占有绝对性优势，特别是个人收入这方面，村民在城市一周的务工收入比农村一亩地一年的收入都要高。这导致了多年来，农村人口一直向城市单向流出，极少有城市人口到农村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大批青壮年离开农村，外出务工，而留在农村的妇女和儿童也千方百计或在县城租房或买房，她们一边打工，一边接送孩子上下学。原来的“38”“61”“99”部队，只剩下“99”部队这个农村的主体还生活在农村，但已逐渐凋零。目前，户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是70后为主（农忙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进城打工），60后、80后为辅、90后、00后已基本没有种地或者根本不会种地了。单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加快了农村“人气”日衰的速度。如果乡村连基本的人气都没有了，又何来乡村振兴？如此下去，估计用不了二十年，绝大多数村庄都要被拆除整合。但问题是，在城市优势条件的单向吸引下，这些整合一新的村庄的“人气”还将继续消失，迟早还将被废弃。
（二）原因浅析
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导致了多种多样的个人利益诉求，基层纠纷数量多、复杂的问题日益突出，但现有的体制机制和物质条件还不能有效满足这些利益诉求，这是当前农村矛盾纠纷增多的根源所在。具体原因如下：
一是基层群众共同的利益载体虚化。新中国之初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城市，国家建立起了单位制，由单位负责组织生产、社会福利供给、社会管理、发展民生事业等关系个人的生产生活的几乎所有事务。在农村，逐渐建立起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体制。分别构建起以城市各类单位为城市居民利益共同体、以人民公社为农村群众利益共同体的基层治理体制。这两大共同利益载体成了基层群众赖以生存发展的衣食之源和基本“靠山”，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关系。因为有了这个共同利益关系，群众集体主义观念、大局观念非常强，群众有组织、有纪律、听指挥，表现出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时基层矛盾性质小、数量少。即使有些矛盾，基层干部处理起来也有权力、有资源，也就很容易。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辩证否定，基层群众利益共同体被破坏，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大局观念逐渐弱化，相应的其组织性纪律性弱化，不听从基层干部安排的事情司空见惯。基层矛盾多了起来，处理起来变得非常困难。
二是市场经济逻辑之下的人们多数只考虑个人利益最大化。利益共同体消失后，以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开始，中国社会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从治理的角度看，这种转变，让多数人失去了原来集体的呵护，个人及家庭的衣食住行用等生存资源必须靠自己与他人在市场竞争中打拼才能获取。这种伟大的社会变革，使几乎每个人都要面对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的考验，追求更大更多的个人和家庭利益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实中，人们不得不整天思考着、甚至做梦都想着发财、发大财；有更甚者，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因为人是在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下生存，所谓“同行是冤家”，有竞争必然有矛盾。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利益载体，加之市场竞争使行业、职业分工越来越发达，这就使得每个人对利益的诉求千差万别，必然导致基层各类矛盾增多，也更加复杂。同时，市场经济逻辑的趋利避害性也必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造成农村“人气”的日益衰落，给乡村振兴带来很大困难。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仅仅阐述的是市场经济逻辑使基层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复杂的客观事实，笔者无意否认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机制的伟大功绩和历史意义。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中国不会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迅速跨越西方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使群众达到较为富足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使国家经济实力达到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竞争的大环境中，如何推进乡村振兴，减少矛盾纠纷，实现基层有效治理。
三是权责不清导致基层干部工作疲劳化。本来村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的组织，所在的党组织虽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并不是一级政权机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上级的各项行政执法性的工作和各种政策的推行都要压给村级基层组织和干部落实。基层组织和干部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则退到次要地位。一定程度上，基层干部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大夫，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的全能冠军，造成基层组织和干部自身职责不清，工作起来疲于奔命，分身乏术。
四是个别干部把权力私有化。在基层矛盾中虽然涉及反映干部以权谋私的不多，但这类问题群众意见强烈。出现这种以权谋私、优亲厚友或者中饱私囊现象根子的原因是：一是权力不能受到群众和社会媒体的有效监督；二是我们党和国家基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在基层没有得到科学有效的执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五是个别法律条文导致基层处置能力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诉求日益强烈，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加大对维护个人利益的私法的立法力度，给个人利益穿上“护身符”。实事求是地讲，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非常必要的法律举措。然而，或许是考虑到与西方在人权上斗争的需要，加上法律客体情况的复杂性、多样性，导致私法范畴的立法在个别地方与社会实际脱节，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但同时也出现了负面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我们取消了青少年劳教制度，有些未成年人就利用这个法律空子进行违法活动。他们知道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所以有些孩子偷盗或违反治安法后，一到派出所就理直气壮地要求警察不能拘留处罚他们。对这些人目前感到非常无奈，但又不得不管。再比如，原来对不正当异性关系和感情有个通奸罪，但在1997年新刑法中取消了，被重婚罪和破坏军婚罪代替。法律实践的结果是：现在这类问题不违反法律，法律管不着；有违道德伦理，但道德伦理管不了。法律的宽松，加上个人人权的自由，使得这类纠纷和由此酿成的刑事案件日益增多。目前，离婚案中，因为不正当异性关系和情感问题的占有很大比重。命案中，因这类原因的也占相当大比重。令基层干部尴尬的是，对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村里的人私下里都知道，但真让村干部提前干预、预防，除了在村内喇叭上不指名道姓地讲一讲外，还真没有多好的办法，因为这样的事都不好意思戳破。一旦戳破，本来暂时的相安无事，也就可能成了事件。所以有的同志调侃说：有些法律“对坏人太好了，对好人不坏了”。
五、建议对策：标本兼治创新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基层社会治理
（一）精准治标：实行五治融合
一是坚持政治引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基层党组织书记在这一点上要毫不含糊。这里主要抓好四点：一要抓好党组织建设。务必坚持好每月一次的主题党日活动，用每月的主题抓好党员教育，在持续不断的教育中强化党员的身份意识、党性意识，教育好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维护基层社会治理的表率。二要抓好民主集中制。坚持好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组织负责人不要有贪图权力的想法，不要因为自己是书记就要个人说了算，对重大问题、重大决策、重大资金进行商议时也不要首先发言一锤定音，一定要发扬党内民主让党员们充分发表意见，特别是要对不同意见要认真倾听。以集思广益，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做出决策。三要抓好“四议两公开”。把党务、村务、财务都摆在桌面上、展示在公示栏上，让干部清白，让群众明白。如果一个党组织真正坚持好民主集中制和“四议两公开”制度，本身就会大幅度减少针对我们干部的信访问题。同时，也是对我们干部自己最好的保护。坚持这样做，村书记的威信会更高，反而那些搞家长制、一言堂的同志，会因为干部群众有意见而降低威信，并增加不少基层矛盾。四要抓好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领导。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好村委会，发动好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志愿服务组织和群众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二是坚持法治保障。法律是确保生产生活秩序的有效手段，是震慑、限制人性之恶的最有效工具。人，包括你、我、他，都一样吃五谷杂粮，都一样有七情六欲，如果不懂法、敬法、畏法、守法，都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要用法治理念，做好基层治理工作。一要学法。特别是刑法和民法典等常用法律，做基层治理的法律专家。二要用法。尽管有的纠纷和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但面对日益增强的公民法律意识，在处理问题时，首先仍然要依法介入，不要采取非法的手段介入，否则不但处理不了问题，反而把自己处理了。三要讲法。对日常法律，要经常用村社区大喇叭宣讲，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三是坚持德治教化。尽管目前，受市场经济中媚权爱富和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我们传统的那种尊老爱幼、夫良妻贤、婆爱媳敬的良好风俗受到严重影响，但良好的传统道德文化风俗坚决不能丢，要用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创新引领传统的村风民俗，使之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我们县在这方面已经探索出了路子，并被国家级媒体报道推介。县委统筹全县“四德榜”“孝贤之星”“成武好人”等各类思想教化资源，统一细化为见义勇为、移风易俗、传统美德、遵纪守法等十大“美德之星”，先后评选出“美德之星”4600多人。通过户外宣传大屏、微信公众号、融媒体等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县财政设立500万元“美德基金”，让他们享受就医、购物、交通等12项礼遇，激发群众争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社会和谐的维护者，崇德向善的践行者。各村也要学习借鉴县里的做法，发动群众，发扬民主，让群众评选出本村的“美德之星”。对他们进行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形成崇德向善、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的社会风尚。
四是坚持自治强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直接形式，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除村委会外，还要建好村务监督组织、矛盾调解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各类群众自治性组织，确保基层治理有组织、有人员服务。二要切实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灵活组织民情恳谈、村民说事、乡村夜话、村事民当家等各类活动，处理村内各类事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村民自治。比如，针对一些当事人不同意和解的矛盾纠纷，可以组织群众户代表、党员参加的听证会，让大家评理、给当事人说法这里关键的难题还是：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这是让村干部感觉很棘手的突出的问题。
五是坚持智治支撑。要发挥新兴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作用，做好基层治理。一要扩大监控设备硬件安装。在关键部位、重点场所全覆盖的基础上，加大对偏僻边远村庄、特别是加大对处于县界、乡界之间偏僻村庄监控摄像头的安装，努力发挥监控在打击违法犯罪中的警示预防和侦察破案作用。二要加快智慧软件安装。就是用好人工智能技术，给监控安装上有一定判断能力的“机器人”，对人群和社会事件及场所场景变化进行智能分析，实现对嫌犯自动识别、报警；对重点人群活动轨迹实时掌控；对城市交通拥堵情况及时提出绕路行驶的方案；对城乡垃圾自动预警；对大型商场超市经营情况和大型集体食堂食品操作情况进行全天候分析掌握。三要加强基层监控设备管护。要安排网格员，每周巡查一次监控摄像头完好情况，发现故障及时报告维修。特别是每周都要从村监控平台上巡查树叶树枝遮挡摄像头情况，并及时清理，确保发生案件后不会因树枝树叶遮挡而无法破案。
（二）着力治本：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再造群众利益共同体，增强群众的集体主义和大局观念，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还能有资源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减少个人利益诉求所导致的纠纷矛盾，不但促进基层平平安安，还能实现基层和和美美。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在这里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要破除集体经济养懒汉、效率低的错误认识问题。说公有制集体经济养懒汉、三个和尚没水吃，是蛊惑人心的私有化骗局，是伪命题。生产经营效率除客观的技术条件外，主要的还是一个如何科学管理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三年多来组织全市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只要抓好利益关联，做好科学的管理与服务，让群众在经济集体中找到主人翁的感觉和位置，有了价值感和成就感，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远比私有制之下要高得多。比如，毛主席当年仅仅用了“打土豪，分田地”六个字，就把老百姓的利益联结起来，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目标，群众被迅速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其革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各苏区根据地迅速扩大。如果不是后来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革命的代价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大。再如，南街村实行的“六定一赔”和坚持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实行的“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等都很好的解决了所谓集体经济养懒汉的问题。
二要破除发展集体经济无办法的问题。办法总是与问题相伴生，办法就在问题中。发展乡村集体经济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在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目标下，请进来、走出去、多学习、多考察、多思考，就能闯出各富特色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比如，我们县不少农民生活已经不再以农业为主，不少耕地已经出租给个体种植大户。现在正是党支部发挥作用，领办土地合作社的大好时机。有的同志可能顾虑，种植业风险大，怕赔。这个顾虑没有必要。为了保险起见，就和一家一户原来实行的“麦茬棒、棒茬麦”一样轮作就是了。虽然经济效益不会太高，但基本是稳赚不赔。等逐渐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后，再发展乡村工业等更高层级的产业。这是农村集体经济强村发展变迁的一般轨迹。再如去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实施了“百企入村、千人返乡创业、万人家门口就业”工程，有不少优惠政策可以利用。应该借助这个政策，用好本村的扶贫车间或其他有利空间，请在外创业的能人回村创业，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这样，既能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还能有效避免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夫妻两地分居而导致婚外情事件的发生。
三要破除发展集体经济没有能人的思想认识问题。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时势造就的英雄。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实践人才观，在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的实践中锻造一支境界高、党性强、懂经济、勇担当的基层支部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要相信基层党组织的威力是巨大的，关键是要通过再造基层群众利益共同载体，有效地把群众团结组织起来，让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组织群众、服务群众、服务集体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来。烟台市栖霞市衣家村党支部及书记衣元良同志善于组织团结群众，几乎完全靠原始的手工工具硬是开辟出一条长5.5公里、宽5.5米的盘山路，砌起了3.5公里长的路边墙，也无意中铸就了现代山东版的“红旗渠精神”。
四要破除让农村农民单打独斗的问题。要加大对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的支持。主要是上级党委政府要出台过硬的政策，加大项目资金、党员队伍培训、执照办理、税费减免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因为，发展集体经济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实现乡村振兴、加快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支柱性、系统性的大工程，是国家的事、全社会的事，各级党委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要责无旁贷，务必形成强大的助推合力，绝对不能让农民苦苦单打独斗、让乡村“自力更生”。
【文/王宗立，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