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打工人应如何看待女权主义？

　　文 | 郑声

　　劳动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就业歧视、职场性骚扰、孕育问题、工作保护、休假待遇等。

　　就业歧视主要表现在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地位。特别是大龄的低技能女工，找工作很难，很多长期工只要35岁以下，超龄的只能做零工或者考证做家政工。大龄女工很容易陷入“越穷越难找工作，越难找工作越穷”的恶性循环。这本质是资本将中年女性劳动力视为“低价处理品”，通过年龄歧视和零工模式榨取剩余价值，甚而以此压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期待值。

　　不仅是低技能的临时工，普通文员，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也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同样的困境。

　　而孕育等问题对劳动女性而言也是个严峻考验。在劳动密集型工厂，特别是那些夺命流水拉上，不要说工厂给怀孕、哺乳期的女工调整合适的工作岗位，更别提享受相应假期，平时连上厕所、请病假都可能要顶着基层管理的谩骂去争取。所以，很多女工此时面临的是两难选择：辞职回家，或者冒着风险生产。资本担心劳动力储备不足，却不愿为女工孕育主动创造一丁点条件。

　　计划经济年代，这些问题一度得到过较好的解决。毛时代的女工曾享受过诸多福利：女工提前5年享退休待遇；怀孕后期工间休息一小时；产后有56天假期且工资照发；产假满后每天8小时工时内有两次哺婴时间；工厂有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

　　至于今天随处可见的职场性骚扰问题，在那个工人政治地位崇高、工厂不能随意开除工人，领导生活作风被视为严重问题的年代，与今天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通过历史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劳动女性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根源，其实与男性打工人并无本质区别：雇佣劳动制度。市场经济的复兴，导致劳动女性曾经不需要面对的问题又死灰复燃。

　　男性打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总体比女性更有优势，但男性打工人的这种“优势”，如同一切私有制条件下的矛盾——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矛盾一样，在当代，也是因为有利于资本统治秩序而被资本刻意利用的。

　　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女权主义者的诉求，总体而言是进步的，但因为各种原因，其表达方式多是性别化的、个体化的，强调机会平等，突出男女关系，鲜有触及雇佣劳动制度这个根本：

　　“女性不是‘第二性’，我们不需要被‘保护’，而是需要平等的尊重和机会。”

　　“受害者有罪论可以休矣！被性骚扰不是因为女性‘穿着暴露’，而是施暴者的选择。”

　　“反家暴法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受害者报案后应得到有效保护，而非被劝‘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