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了什么信号？

　　向外界释放出更加积极的经济工作基调。

　　“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要增强忧患意识，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看，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这是12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为继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外界释放出更加积极的经济工作基调。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图/新华社

　　工作基调更“积极”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基调，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诸多不同于去年的提法，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等。

　　其中，引发外界较多关注的是在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便提出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表述。其实，“先立后破”并非第一次出现，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曾提出，“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但是202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4月、7月召开的两次以经济工作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关于工作基调的表述是“稳字当头”或“稳中求进”。

　　该如何理解明年经济工作基调的新变化？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指出，这展示出希望更积极引导预期的意味。在政策语义下，稳和进是辩证关系。“稳中求进”作为工作总基调，是一直延续的政策表述；其余的表述中，“稳字当头”“以稳求进”侧重稳；“以进促稳”则侧重进。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从短期来看，会议对明年经济和政策的总基调偏积极，进一步阐释了稳和进的关系，即“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有利于推动明年经济向好，夯实恢复的基础。

　　基调偏积极的表述也意味着优先级的变化。“这意味经济工作希望统筹实现长期目标与平抑短期波动，但两者之间存在冲突，难以同时兼顾，需要优先解决当下问题，因此提出‘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长城证券产业金融研究院蒋飞团队发布的研报也认为，在当前新旧动能切换期，固然要将目光放长，活跃市场主体、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结构性改革解决长期问题，即所谓“破”；但短期内仍需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经济陷入螺旋式下行，即所谓“稳”。因此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实际上就是在重新安排长期和短期问题优先级。

　　蒋飞团队认为，明年GDP增速目标大概率定在5％左右，维持中速增长，即所谓的“进”与“立”。而短期内经济维持中高速发展，需要继续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基调依然是稳定，在不增加更多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需求侧政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之后，决策层更加强调宏观管理中中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之间的配合，政策侧重逐渐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与此前频繁使用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经济一遇收缩便会使用扩张性政策的风格不同。但是一些市场主体并未适应这样的转变，仍在期待政策制造热点，但屡屡踏空。

　　“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仍是摆脱疫情造成的压力，以期更好恢复，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政策都会使用。但前提是不增加更多风险，避免再次陷入过度扩张性政策累积风险、再使用收缩性政策治理风险的循环。”张军认为，当下面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压力，也会使用需求方面的政策，但不会矫枉过正。

　　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的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罗志恒也在此前的分析中指出，会议也明确了扩张性政策要“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最终目标是“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防止因大水漫灌、政策强刺激而产生新的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风险。

　　宏观政策如何发力？

　　扩张性政策必将落实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具体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次会议表述与此前基本一致，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相比货币政策，市场一直更多寄望财政发力。

　　其实，财政政策在2023年下半年已经有逐渐发力的趋势，中央政府宣布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推升2023年一般财政赤字率至3.8％。而关于2024年财政赤字的安排，被外界视为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加力”的重要指标。

　　罗志恒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调不变，2024年赤字率或有必要突破3％，赤字规模由中央占主导。2023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并提前下达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债额度，有助于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在2024年形成开门红，但需注意政策接续性，避免出现项目资金后继无力的局面。

　　蒋飞团队也认可了“中央加杠杆”的趋势，“实际上今年10月末增发一万亿国债、提高中央赤字并悉数转移给地方财政，财政加力提效、以中央加杠杆对冲地方降杠杆的取向逐渐清晰。我们认为国内财政一手抓‘地方政府化债’，一手抓‘中央加杠杆’或将是未来较长时间的财政政策主线。我们预计2024年狭义赤字率或将设定在3.5％甚至更高，打破3％的约束”。

　　乔宝云认为，相比于今年，明年财政政策的总体基调有所区别。“2022年年底，人们对疫情后经济自然恢复有较高预期，因此2023年财政政策发力的方向更多是被动地应对一些过去长期积累的问题，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2023年经济回升向好但面临不少挑战，明年财政政策需要更加主动，力度更大。”

　　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乔宝云认为，应该对财政政策进行全面梳理，财政政策发力依然面临不同的选择，比如是中央财政发力，还是地方财政发力；再比如是在供给端发力，还是在需求端发力，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精准地选择。

　　“如果中央财政发力，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会受到影响。如果地方财政发力，需要重新思考其效果。过去，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经济现状，但目前来看地方财政发力蕴含一些道德风险。”乔宝云说。

　　另一个重要选择便是财政政策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发力。乔宝云表示，过去财政政策更多集中于降税降费、基建支出等方面。但刚刚发布的11月CPI数据仍难言乐观，同比下降0.5％，面对需求不足的问题，可能需要思考如何利用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政策也需要适应经济体系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过去缺少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居民个人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一经建立可以让政策在特定时期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

　　需求不足仍在拖累当前经济恢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列在首位的便是“有效需求不足”。这让外界对于政策更多支撑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有着持续期待。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谈及延续至2024年的挑战时，首先便提到消费复苏可能会放缓。2023年疫情之后的消费表现亮眼，2024年消费增长将面临高基数问题，而且旅游等报复性消费反弹力度将减弱，房价下跌、股市低迷等也导致财富效应下降，消费需求将面临向下的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不同于去年“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表述，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促进”。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认为，后续应会更为强调投资和消费的转化，包括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如文旅基建、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等；投资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三大工程”应属此范畴；在扩投资、促消费中带动更多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实现正循环。

　　“旅游、餐饮等接触型服务业受到疫情影响最大，因此2023年的反弹比较明显，但是因为疫情造成的收入下降与收入预期的改变，整体消费反弹的力度没有达到预期，因此扩大需求的着力点当然是增加居民收入。当然根本方式是通过改善就业增加收入，但是在做到这点之前，减少家庭支出也可以增加实际收入。”张军说。

　　张军认为，2024年扩大内需的重心或许会转移到消费。但是这并不意味像美国一样发放现金，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补贴一些家庭支出压力比较大的项目，比如育儿、医疗、养老等方面。再比如从税收系统的角度来看，每个家庭纳税情况很清晰，可以针对特定人群减税。

　　与此前不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加强政策协调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并指出要处理好多重关系，“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