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钱与消费

　　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社会零售销售额同比上涨4.6%，较上个月2.5%的低点有所回升，但无论是数据表现还是消费者的切身感受，消费恢复趋冷是不争的事实。

　　2023年至今，通胀、消费、企业盈利等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指向国内需求不足，疫情爆发后，国内专家和媒体围绕刺激消费要不要“发钱”、怎么“发钱”，进行着持续的辩论。上个月某官媒破天荒地在一篇社评中拿出一段“澄清发钱促消费误区”，也没有论证清楚到底为什么不能发，还不出意料地被某些自媒体标题党剪辑报道，招致舆论反感。

　　目前刺激需求的政策重点落在促投资上，促消费的重点又集中在保就业扩收入上（前两天则是有某头号带货主播刺激消费者反思收入）。这确实是提振居民消费的长期根本路径，但好比《流浪地球》里的行星发动机，长时间燃烧固然依赖重元素聚变，但启动链式反应终归需要一个打火石。

　　在所有宽松政策几乎都用过一遍的当下，精准适度的“发钱”政策最有望成为整体经济循环的打火石，不再回避“发钱”话题，而把它作为一个政策可选项进行严肃、理性、透彻的讨论，亟需、必要且有价值。

　　给企业发钱“涓滴”不到消费

　　从广义上讲，由政府出资向企业或居民部门注入低成本资金的行为都可以算作“发钱”。疫情三年来，我国政府实际上从未吝于发钱，包括昨天的降准在内，都遵循了资金从金融部门到企业部门最后到居民部门的路径依赖，前两者成为了发钱的主要受益对象：减税降费本质上就是免费发给企业的红包，降息降准和各种优惠贷款不仅在付息成本上补贴了企业，也通过本金的分配与周转扩大了企业可支配的社会资源。

　　经济运行的结果表明，给企业发钱的稳定效果大于提振效果，部分企业确实借助这些政策缓解了经营困难，但企业经济动作高度灵活复杂，规避政策精神的能力远强于自然人，从对企业发钱到实体投资需求的低转化率造成了巨大的资金迟滞甚至浪费。

　　自然人无法有丝分裂出第二个自然人，最多做到假结/离婚，企业却可以通过同一控制权下分设公司、操纵业务支出等方式，虚假满足高科技企业、中小微企业等优惠条件套取资金，挤占真正需要扶持的企业的政策资源。

　　优惠资金和正常信贷的利率差又必然衍生大量套利行为。胆大者如深房理，挪用经营贷从事炒房等风险投资，有住房刚需的深圳人躺枪。务实者利用企业间复杂的资金往来，借入经营贷偿还私人债务，政策发钱越多，所谓的“居民资产负债表”越收缩，真是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莫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