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方方和簇拥她的“大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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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文化僵尸”这个词，我略微迟疑了一下，但一想到方方及其拥趸没有片刻犹豫就把批评者称为“疯狗”、“爱国蛆”等等，也就释然了。
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何况用“文化僵尸”来形容她本人以及支持她的那些大咖，也恰如其分，并非名不副实。
为什么可以用文化僵尸来形容她们呢?
这是因为她们使用的概念、叙事框架等已经死亡了，解释不了鲜活的、日新月异的现实，所就只好用“硬套”、“硬扣”、“硬掰”之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方方就习惯于以不变应万变地派发“极左”帽子——于是就不能不呈现出僵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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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女士本人及其“日记”，已经是过去式，不值得过多讨论，值得讨论的是围绕对“日记”争论所引发的现象。
细心的观察者很快就发现，支持方方的“大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基本都来自文学界；二是多成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此后则失语多年，基本靠以前的名声混日子。
而方方“日记”的批评者中，固然也有方方的同龄人，但更多的却是80后、90后、乃至00后。
于是，有人将这场争论归结为新旧之争。
这样说也对，但我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
03
年轻一代为什么讨厌方方？
理由可以有很多。包括方方在“日记”中造谣以及谣言被揭穿后的强词夺理，包括对特权的炫耀、沾沾自喜，包括自欺欺人的“两个绝对”表态，等等。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还不是主要原因。
在社交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对你讲话，从内容上说似乎滴水不漏，但她一个细微表情，比如嘴角一丝幸灾乐祸的微笑，很可能就令你立即感到厌恶。
方方的“日记”也是这样。
年轻一代之所以厌恶方方，就是因为她在行文中下意识地流露出来的以外在于中国的他者自居和无法掩饰的鄙夷中国的情绪。
方方和那些支持她的、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大咖，共同分享了这样一个话语框架，即“传统/现代”、“落后/先进”、“愚昧/文明”=“中国/西方”。
这套话语框架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并成为他们的潜意识。一方面，他们用这套话语框架解释一切，另一方面，离开了这套框架，他们就完全丧失了话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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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话语框架之所以出现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被打破。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门徐徐打开，西方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社会，与中国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清贫简朴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使知识精英阶层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反传统、反体制、解构革命文化，逐渐成为潮流。
这一潮流在国外得到西方世界的加持，在国内得到一切不满中国革命的文化精英的推波助澜，并和中国100多年半殖民地历史所遗存的买办知识分子传统形成共振，一时蔚为大观，遗祸至今。
多少文化精英受益于这套话语，已经很难精确统计。
有人靠在银幕上诠释这套话语拿到金熊奖、金棕榈奖，有人靠用小说阐释这套话语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人靠这一套话语成为总编辑、作协主席、代表、委员，等等，风光无限。
方方的“日记”一出，之所以声势浩大，得到了那么多文学“大咖”和主流媒体老总的追捧，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从“日记”中嗅出了那种令他们感到熟悉的味道，这种味道伴随着他们度过了风头无两的巅峰时刻；他们也意识到这是一根稻草，抓住这跟稻草，他们才能重返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保卫方方“日记”，就是保卫自己的光环、话语权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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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套话语框架从一开始就是对历史的错误解读，揆诸今天的现实，就更显得荒诞不经。
在熟悉西方世界的年轻一代看来，这套框架根本就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世界是平的，美国并不在山巅，中国也不是洼地。这套框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而其间散发的鄙夷自己祖国、鄙夷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气息，简直令人作呕，类似一种小便失禁的老棉裤所发出的气息，大咖们嗅之欲仙欲死的神情，也令他们大为惊讶。
方方意识到了危险性，她极力想把这场争论纳入“改革开放”VS“极左”的框架，以确保自己可以在政治正确的保护下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对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看到的都是一群摇摇晃晃的文化僵尸，簇拥在方方周围，对阵规模宏大、朝气蓬勃、有着无限广阔未来的年轻一代。
当然，年轻一代也有自己的困局，那就是“话语的贫困”，他们还没有一套圆润如“普世价值”那样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成就，但这是可以解决的，毕竟存在是第一性的。
文化僵尸们面临的困局则是“事实的贫困”。他们霸占着话语权，但事实坚定地反对他们，于是他们只好靠编造事实、无视事实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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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以来的历史，按照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等不同阶段，但这些文化僵尸还沉睡在第一阶段。
剧烈的争论令他们诈尸，于是他们就带着僵尸特有的腐臭和僵硬蹦了起来，但摇晃一阵之后，还会倒下去。
僵尸就是僵尸，不可能再获得新的生命。
未来是属于那些尊重事实、热爱祖国的年轻人的，这难道还有任何疑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