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两头独与伪农村情结

　　前些日子，某电视台做了一档农村适龄青年婚姻状况调查节目，他们发现，虽然农村脱贫有力，但农村问题却非常多，单身汉成群，彩礼畸形膨胀。有个典型案例，一位三十多岁的男青年，迟迟找不到对象，去年撞上大运，媒人给他介绍了二婚女性，一个月内速速完婚，为了这桩婚姻，付出了他家几代人60万元的积蓄，还另外借了钱，包括彩礼、新车、婚房装修、为新娘购置三金、办酒席等等。不过，婚姻只维持了一个月新娘便从家里出走，从此便无音信。电视镜头中，那个男人除了无奈还是无奈。记者问：“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我能怎么办?人都找不到。”

　　就在本周，老家来了一行人，我自然要与他们好好聊聊家乡情况，在众多话题中，我了解到一个非常难过的信息——家乡单身男也是成堆。他们可以一家家地给我点出人头，粗略算了一下，几百人的小村子，单身汉就高达四五十人之多。这与我之前了解的河南、湖南的情况非常相似，全国多数地区是否类似?大家想一想，这些现象可怕不?除此之外，他们还带来了许多农村扶贫信息和农民谋生信息。

　　国人总认为，单身汉多的原因是贫穷。其实不然，是价值观混乱了。若论穷，今天的中国难道比五十年前还要更穷?五十年前未曾出现的问题为何在盛世出现?我清楚地记得，过去，我们村顶多也就不到十个单身汉，主要是因为好吃懒做，个别是家庭成份不好，大部分地主富农的儿子都能顺利成家，何况一般人?再穷的人家，只要人勤快，也能有适当的对象可找。

　　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城市，又会发现，剩女多得让人心焦，一部分是离婚女性，一部分是未婚女性。她们为什么落独?难道也是因为穷?肯定不是。据有关方面的信息统计，中国城乡独身男女总和已达7000万人，农村是单身男，城市主要是单身女，男女两头独，城乡不相容。

　　针对这个情况，有砖家建议，把城市剩女嫁给农村剩男便可以解决问题。在文明社会，强配自然只能当笑话，不可能落到实处。

　　在我看来，“城乡两头独”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村何处去？”的问题。

　　世界大势，有两个规律是共性的：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必须高，农民必须占比小，没有哪一个国家刻意把农村作为发展重点，更不会把农民稳在农村作为目标;人的互融，必须以思想和观念靠近为前提，越往发达的方向前进，对伴侣三观融合的要求越高。

　　我不准备讨论农村的扶贫政策和振兴政策，因为这显得不合时宜。

　　我的农村十问

　　文人知识分子是否真的爱农村？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文人知识分子对毛主席的态度说起，在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影响的那些人中曾经有部分人到农村当过知识青年，也正是这批人，现在一提到自己下乡的经历就痛恨毛主席，说曾经的农村经历差点毁了他们一生。把农村经历视为苦难的一帮人，他们能真心喜欢农村和农民?他们会真心视农民为兄弟?你信，我不会信。他们写出爱农村的作品是为钱还是为农民?

　　你自己真心爱农村和农民吗？

　　不需要问别人，我自己就可以回答。我爱农民，是因为我出身农民，但我根本不想当农民，如果真想当农民，我就不会拼命从农村考出来。我爱家乡，那是基于历史情感，不是因为农村有多美好，如果美好，我自然不会出来，如果真爱农村，出来了，我还会想办法回到农村。然而，我读完书以后便不再回到农村，证明农村无法吸引我。

　　多少人像我一样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你们是否与我有相同的内心世界?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回农村奉献?

　　专家凭什么让农民守住传统文化？

　　冯骥才，曾经当了某先生近十年的军师，他一直在高呼：“农村快亡了，农村文化快灭了，请守住农村!请守住传统文化!”然而，他自己回到农村守文化了吗?封建时代，真有乡情的人，退休后就会回到家乡，包括农村，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和见识来改造并传承乡村文化。今天，成百成千万像冯先生一样的人，有几人愿意扎根农村去研究文化和传承文化?坐在舒适的城市别墅里高呼农村人守文化，是伪道德还是伪信仰?

　　农民守村就能守住传统文化？

　　今日之农民早已不是封建之农民，他们可以行走世界，他们可以见识现代，城市文化即是农村文化，你城里人享受到的信息时代文化之风，农民也可以即时享受，凭什么要他们坚守传统文化?城里人过新生活，你想让农民总是过旧生活?

　　即便农民愿意守住传统，他们能守得住吗?文化的诠释与继承，永远需要文化的根底，若农民自身缺少文化积淀，他们如何解释传统文化?以农耕为谋身立命条件的农民，哪来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他们如何传承文化正统?如何实现文化创新?

　　大家回村就可以发现，农村弥漫的不是传统文化，是杂乱的现象和想法，精华没留住，糟粕全继承。

　　你退休后愿意回家养老吗？

　　现在，许许多多从农村出来的人，张口闭口就是：农村空气好，退休好养老。这也成了很多人要求大力发展农村的恰当理由。那么，我就想问：有多少人退休后回农村养老了?你自己退休后会回村养老吗?

　　你和你的农民老乡还有多少共同语言？

　　虚伪的嘴和真实的心永远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在知识分子心中表现得更为充分。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正义和爱心，始终喜欢把自己包装成“大爱者”和“大仁者”，个个想当农民的救世主，为此不惜讲许多言不由衷的热爱农民宣言。

　　然而，我想问的是：看着城市里流动的农民工，你们给出了多少爱?你们跟仍在农村种地的老乡还有多少共同语言?你还能跟幼时的玩伴谈天说地吗?如果做不到，那是为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什么?是把他们困在农村还是让他们融入城市?

　　你们能否把伪善换成真心？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大多数人就喜爱“把己不欲硬施于人”，自己不想当农民，自己想办法逃出农村，然后又高乎让农民守着农村。

　　这有什么好处呢?让农民把自己当成爱农民的大善人，让自己可以时刻成为同情农民的大好人，偶尔还能让自己回到农村去施舍一把。这些人的内心真实动机是什么?是优势心理。自己成功了，自己需要有足够多的农民来为自己撑底，从而实现自己的比较优势。

　　我经常跟亲人和老乡讲：“年轻人，如果能从农村出来，尽快出来，不要有丝毫犹豫，努力打拼，然后在城里安家。中年人，如果城里有依靠，也可以到城市谋生。老年人，如果子女在城里，条件许可的话，也要到城里住住，医疗条件比农村会好很多。”当然，对愿意留在农村的老乡，我没有任何歧视心理。

　　对农民的真心关怀是什么?就是让现有的大多数农民改变被同情的身份，让他们成为跟我们一样的平等人，同情是一种不平等环境下的爱，平等了，才能做到互爱。伪情结，本质上是想维持自己的虚荣心。

　　农民变市民真的会返流吗？

　　中国大约有2.6亿动态农民外出务工，简称农民工。实际上，他们就是正规的工人，加个“农”字就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和待遇。从事农业的就是农民，从事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就是工人，搞个混合概念，本质上是想剥离工人本该有的合法待遇，把外出务工农民从法律上给架空。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很多人反对农村耕地返还到村集体，让农民工继续虚拥农村耕地，以保证农民失去城市谋生能力时返流。

　　真的需要如此担忧吗?不需要。从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城市化是一种必然，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逆转现象。有人曾反驳我，说中国人口多，生产力不高，国情不一样，不宜于搞城市化。我会告诉他：假如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视为一个国家，它们拥有多少人口?它们为何不会返流?如果是因为国家小才可以走城市化道路，是否意味着把中国视为30至50个小实体就可搞城市化了?若成立，各省不就是小实体吗?各省能实现，全国不就可以了吗?逻辑上难道不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个事实，1945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越46%，相当于我国2005年的水平，难道说1945年的日本达到了2005年的中国生产力?

　　有多少农民还愿意让自己的后代回乡接班务农？

　　那些希望把现有农民稳在农村的人，理想是让农民的后代继续承担农村发展和农业安全的任务。对于40岁以上的农民而言，也许有一定希望。然而，这些农民的儿孙还能如你所愿吗?大家不妨回乡问问看，有几个农民愿意让自己的儿孙继承自己的耕田家业?农村可不是官二代、富二代的美好世界啊!

　　你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成为留守儿童吗？

　　让农民不离开农村，又让农民有生活出路，还不脱离农民身份，城里人最理想的办法就是继续让农民外出当农民工，继续背井离乡，继续让子女和老人留守。城里人，不想生二胎，说是不容易带，不容易养。天天守着小孩，你们还抱怨培养不好后代，你让背井离乡的人怎么敢生孩子?你让靠电话和视频联系的父母如何培养出人才?

　　农村发展，是为了向前，不是为了后退而发展，乡村振兴绝不能陷入这样的思路。

　　农村到底该怎么办？

　　政策上必继续须完善有限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加了个“有限”，是想说明，农村基础设施需要完善，但又不能盲目铺开，不能造成二次浪费。举例讲，农村通管道气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村垸都适合，从眼前看，通管道气，肯定不如用罐装气，为什么呢?农村留守人口少，要说方便，也只是为了春节的几天方便，平时，老人孩子用气量极少，买一罐气，可以用一季度，只花60元，一年只花两百多元，而开通管道气，初装费都得交5000元到6000元，农民不愿意用，造成极大的建设浪费。电力设施建设已经相对完备，不需要太多改造，通水工程可以适时适地改善。

　　农业必须从“大集体”向“小集体”过渡。

　　新中国初期，由于基础非常落后，国家是农业国家性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超九成，农业生产力也相当落后，当时必须实行大集体农业。现在，机械化和信息化进步很快，以耕地为生的农民数量大幅减少，过去需要上百人的农活，现在只需要十人就可以完成。要实现小集体目标，必须回收不务农的非农民手上的土地，凡不以务农为生的人都应该把土地交回集体，再由集体组织真农民从事规模耕种。

　　要解决小集体问题，必须先解决人的私心作怪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兄弟、亲友都已经不务农，但都拥在承包地，并且都不愿意交出去，这是几十年私有化导致的结果，需要农村革命性的政策运动才能翻转过来。拥有那么几亩地真的关乎家庭命运吗?真的可以保证代代安全吗?真的可以坐拥其发财吗?不可能。不要说几亩几十亩，就算是拥有几百亩的田庄，又能如何?那么多私有制的发达国家，不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住在农村吗?放弃土地的人变得更穷了吗?

　　必须通过多种政策引导农民向城市转移。

　　“两头独”的可怕现实，靠短期政策已经无法弥补，多数单身人士实际会陷入终生苦楚，没有实现城乡婚配的任何可能性。为了下一代和更后面的一代代，农村多数人口当且仅当转入城市，通过融入城市，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和生活条件，充分缩小各类人群之间的现实差距，最终达到感情互融的目标。

　　要实现共同富裕，同样需要多数农民融入到城市，人均耕地较少的中国，不可能容纳太多农民，即便只有一亿农民纯粹以耕地为生，人均也只有18亩，何以致富?难道家家开工厂、家家办旅游?农业耕地的任务是保证农业安全，无法保证五六亿人的农民致富。但农民数量上的减少并不是影响农业丰收的根本原因，只要农产品价格合理，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较少的农民仍然可以保证农业安全。

　　住房政策必须让入城农民居有定所，不管出租还是安置，有窝才是家，有窝才能容人。无论人均数还是总量，中国的住房面积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并不是没有解决条件，是没有调节住房公平化的决心，炒房仍然是致富手段，这大大抑制了农民进城意愿。

　　“三农问题”最终转变成“一农问题”，即农业问题，中国才有共富的希望。

　　扶贫和振兴资金必须科学合理。

　　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获得了国人认同和支持。但是，扶贫工作是否还可以做到更好呢?当然可以，至少在精准上能够做到更好。扶贫，一定要浓缩覆盖面，一定不要定指标，一定要把扶贫的钱用到贫困户和五保户身上。据说，有不少非贫困户在领扶贫资金，一天“两场麻将一场舞”的人也在吃低保，家有大额存单的人也领扶贫款，人心不平，人心有怨。扶贫款是有限的，领的人多了，对真正贫困的人扶助就小了，无法让他们过上正常生活，当物价上涨时，赤贫只不过是转为贫困，并非真的脱了贫。

　　以后的振兴资金怎么用暂不知道，希望不要走指标扶贫的旧模式。

　　县级及县以下各级组织精简机构已经势在必行。

　　除直辖市外，其它各省的县级政府实质上也可以认为是农村管理组织，镇级机构和村级机构是更直接的农村组织。这三个层级的机构分类过多过细，养人太多，完全超出了农村可以支撑的程度。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并合最底层村级组织，虚化中间层镇级组织，加强县级组织直接指挥村级组织的能力。农业是弱质产业，又是安全产业，县域工业在多数地方又表现为极不发达，单靠商业不可能养活庞大的机构人员，唯有精简一条路可走。

　　引导产业重构，促进合理平衡。

　　农民入城，并不完全指进入大城市，更包括县城和小镇。农民进城了，工商业发展应适时跟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有必要用政策刺激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适时向其它地区流动，尤其是向县域经济流动。新中国前几十年，表面看，工商业并不发达，但布局相对合理，无须全国人口的大面积流动。通过近几十年的进一步工业化，应该讲，已经创造了更好的产业平衡条件，具备重新构建的能力。

　　结论：真的爱农民，就让更多农民过上你自己想过的生活。

　　附言：

　　1，我今天谈到的农村，不是指新闻里的农村，也不是城市周边的郊区农村，是一般性农村，是务农的农村。

　　2，有人问如何看待中美对话?答：美国的战略已定，特朗普走了，战略不会变，变的只是形式。对美国，嘲讽和轻视都不可取，惧怕它，又没有出路，按毛主席的话干，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3，有人问如何看待金融市场的动荡?答：金融不只是反映金融，更反映经济，规律比语言更真实。

       【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孙锡良”，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