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四一二事件的政治后果：国民党的自我塑造以及共产党的被塑造
四一二事件的政治后果：国民党的自我塑造以及共产党的被塑造
老田
【本文内容是二〇一七年四一二事件前夕，应“女神读书会”邀请做的微信讲座。今年恰逢建党百年，特加少量文字修正，发出来，纪念那一段艰难的革命历程。】
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杀人极多所以是惨案，同时，杀人目的是要借此完成决绝的政治变革——重新划定敌友范围，就此，国民党在此过程中间进行了自我塑造和更新，而共产党也同时被塑造。
四一二事变之后，国民党在政治上进行自我塑造的主要变化：一是对工农划清界限在国内亲近上层阶级；二是对外放弃反帝目标选择成为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的附庸。但，最最重要的变化是国民党内部的军政关系变化——开始实施蒋介石为首的“枪指挥党”；汪精卫及中央执行委员会被边缘化，各国民党基层组织多被取缔和镇压。
上海四一二事变中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持坚决反对态度，结果被追加镇压；马日事变中间除了镇压工会农会组织之外，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同被镇压。四一二之后一年内，共产党员被杀2.6万人，群众被杀近30万。国民党党员由121万下降为22万，整个党务系统的基层组织基本上被摧毁，此后直到国民党最后转进台湾，再也未能恢复有活力的基层组织。
事变后共产党被斩断了上层联系，只能够深入农村与农民混在一起，只能够选择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做实和落实，以创造有效的根据地政权，同时拿起武器进行武装革命。从前的共产党员还对上层阶级“不死心”的那部分，成为“托陈取消派”另组新党，与继续革命的那些划清了界限。
四一二事件，对于共产党的“被塑造”的内涵，最为重要的是：共产党此后只能够深入农村与农民紧密结合，只剩下底层通道可以走了，此后工农运动开始转型为服务于创建一种新的政治，追求根本性的变革，而不再着眼于眼前利益的博弈；而拿起武器干革命，在力量对比严重不足时期，就需要一种弱势竞争方略，毛教员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和关于持久战的方略，大前提都是力量对比不足。
革命政治的核心内涵，最终是要创造农民占优势的组织，以及颠覆旧有的思想观念，由此造成政治和文化优势的转移到多数人手里，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不再延伸到政治和文化方面起作用，这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原本概念内涵，这样的新民主主义一经完成，就已经是一个不符合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但是，却从经验调查角度揭示了：革命的内在博弈结构——创造新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去颠覆经济优势。
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过程中间，涉及到的迫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部分答案。毛教员至少一百次说过：自己原本只是个小学教员不会打仗也不懂军事，拿起武器反抗并组建根据地什么的，都是被蒋介石屠杀政策给逼的；这个说法不是为了博取同情和道义地位的虚饰之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体验：革命者一贯都是被逼上梁山的，革命者的思想和认识从来都是统治和压迫结构的“被动映射”。
国民党自认为是清除了共产党，其实经过这一次事变之后，国民党自身完成了政治转型和重新界定：对内与工农划清了界限，对外重新接受对列强的附庸地位放弃反帝目标。共产党从此转入农村建设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以兹反抗大屠杀政策，变成新统治者国民党的死敌——大屠杀逼出来的根本革命要求，游击战与剿共内战由此重新开始。
一、事变的过程与内在逻辑
1.大局的变化
到了1927年春天，北伐军东面取得上海南京，中部取得武汉。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被打垮，孙传芳主力在江西被消灭，剩余直鲁军阀战斗力不强，冯玉祥和阎锡山有明确表示加入南方，奉系在6月份退出河南河北，1929年少帅东北易帜。云贵川表面上输诚。
在大局将定时，天下易主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天下如何做主的问题，就相对突出起来。国民党内部要求与工农运动划清界限的声音很突出，明面上的政治和策略选择，集中为如何对待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
2.国民党内部的新旧右派主张
从时间顺序看，较为重要的事件有：西山会议，整理党务案和清党分共。
1925年国民党内部的“西山会议派”，已经作出不能够兼容共产党的抉择。
1926年3月有中山舰事件和随后的整理党务案。海军部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罪名被免。蒋介石开始走上新军阀道路，注重以军事力量和行动，去实现相关政治目标。
汪精卫对于四一二事件，有一个很符合事实的认识，他对四一二相关决策程序和后果的界定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检举共产党案，然后甩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率领一班军人附和着干起来；性质是“中监率领一班军人将党打的粉碎”；“一班不肖分子，欲借‘反共产’的口号，以反民生主义，以消灭改组以后之中国国民党”。
中监40%委员出席的“全体会议”主席是以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名的蔡元培（中间竖排页面，是台版《蔡元培年谱》记录的、为四一二张目的、中监会会议过程）
清党分共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也是有压力的（与前期鼎力扶助国民党的苏联决绝地翻脸和分手），显然，这个政治调整的决心是很大的。要说蔡元培等人完全不清楚“要走到哪儿去”（给国民党自身造成何种影响），相信可以和平解决民众的有组织力量，认知上是这样的政治小白，这个可能说不通。
3.鲜明的赤白对立与政治同盟的重组
在革命年代，利益冲突和分歧特别明显，利害关系鲜明导致阶层对立特别及时和清晰。不仅体现在北伐时期两湖农民运动期间，后来在根据地也一直存在着鲜明的赤白对立，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还乡团和贫农团的对立更为严重。在四一二之前，已经发生过阳新惨案和赣州惨案，土豪劣势或军警力量，业已开始对工会或者农会下手了。
阳新惨案：指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湖北阳新县的土豪劣绅带领匪徒几百人进捕捉拿并以酷刑杀害农协干部、工会干部且同情农工运动的县警备队长共九人的惨案。
赣州惨案，指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搜查总工会、通缉总工会委员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事件。《毛泽东年谱》P187、189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P193
6月，在湖南期间,曾偕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了解党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情况,以及国民党县党部、县知事的动态等。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P204
四一二事变发生之后，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表态都非常迅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态度很鲜明（下图文字），还很及时，结果被追加镇压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P287-288
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样，同样态度鲜明的还有各路资本的声音：
很显然，在四一二事件之间，赤白对立业已表面化了，相关各方都鲜明地选择了阵营：支持谁同时又反对谁。与系相关，国民党内部选择清党的人士诸如蔡元培类，也一样非常鲜明地做出了取舍。
4.帮会手段与国民党高层政治
四一二大屠杀，是共产党独立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也是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与工人农民运动的力量和诉求，划清界限的起点，这一次划清界限大体上是国民党进行政治代表性划界，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将会代表什么样的利益和政策——其中工农在界外。
在四一二大屠杀，杀谁或不杀谁，依靠谁去杀谁，都鲜明起来了。革命年代就是这样，一切人都不想要隐瞒其态度，甚至还无法隐瞒其态度或选择。对于国民党基层组织而言，是土豪劣绅及其代理人，得到了支持和纵容，去杀戮工会和农会积极分子，国民党此后的底层政治基础就只剩下土豪劣绅了。
军事历史研究部、军事图书馆等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12 ，第11页
二、通过事变国民党如何实现了自我塑造
四一二之后，蒋政权对外放弃联俄政策，无条件加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潜在地放弃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选项，选择了依附性发展道路，好处是列强施加的政治压力小，坏处是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潜力受到宗主国及其资本利益的极大压制。
对内放弃辅助农工政策，对立于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诉求，导致国民党内部特别是其上层军政关系颠倒——出现了“枪指挥党”的恶劣军政关系，延续了军阀制度的缺陷。国民党清党镇压的范围和烈度，主要是国民党自己与工农关系断绝，四一二事变之后上海党部被毁，马日事变湖南省党部被灭，国民党通过此次事变自觉地斩断了与工农的血肉联系。
1.国内工农运动的兴起过程与国民党基层组织的重建
国内工农运动的浪潮兴起，1924年国民党一大扶助农工政策，开始确立党务人员深入民众的方向，并在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建立基层组织；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工农运动的浪潮兴起，基础组织有一次大规模的扩张；1926年北伐的军事胜利又对工农运动又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推进。
1925年6月为声援五卅事件，省港大罢工开始，623沙基惨案。1926年三二零事件中间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被缴械，1927年李济深在广州415清党时，罢工组织被彻底镇压。
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乃至于一般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大事的政治化过程，都铺满了反帝底色。蒋政权忽然要与这个潮流告别，想要领着整个社会完成急转弯，其镇压力度不会很小的。
民国史第六卷，前言2
同时，在国内上层与下层之间，关于极为稀缺的经济剩余分配的正义性质疑，也很对立和清晰。湖南中部农民运动特别兴旺，那一带到处都流行一个歌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钱高；农民前面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经济剩余分配方面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较高的对象，塑造了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尖锐对立，在农民协会发达的地方，土豪劣绅势力一样倾向于组织起来并完成武装对抗的准备，组织各种保产党等组织以兹对抗。由于人数劣势，对立于农会的保产党，往往渴求直接的武装优势和肉体消灭手段。四一二之后，与保产党类似的势力和选择，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http://www.jconline.cn/Contents/Channel_6942/2013/0412/940500/content_940500.htm】
悲哀的國民黨人员统计数据：
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 國民黨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 國民黨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 國民黨党员人数34400人； 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 國民黨党员人数30000人； 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12236人。
资料出处：
(1) 《中国國民黨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册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页附表、506－ 507页附表、558页附表、608页附表；下册第78页附表、112页附表。
(2)《民国十八年中国國民黨年鉴》，中国國民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第739页。
两广与两湖是北伐前后國民黨的主要控制地区，从统计数据看1927年清党后到抗战前國民黨党员人数再也没能恢复过来，损失最大的是广西，12万余党员到1934年杀的仅剩5千人，是1927年的一个零头不到
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说：“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Ｄ之元气不伤于共Ｃ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转引自：言语or梓汶公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gyy2008
2.国民党内部政治整合的停止与失败
在国民党政权组织内部的变化最为惊人，边缘化了政治性的党务系统，结果其内部军事系统独大，形成以军领政、枪指挥党的权力配置格局。在中央级别是派系林立和军政不和，地方势力也无不拥兵自重。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参加确立的郑州、徐州会议精神，实质上确立了一个近似于“藩镇共处”的局面，这是整个蒋政权期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这显然拉低了蒋政权的实际政治整合水平。
同上书，P499
国民党政权高层内部军政关系，较为具体体现为蒋汪的相对关系变化，1938年汪精卫选择投降日本，与蒋政权这一次变局后的“憋屈记忆”有一定关系——国民党政权那些人五人六的高人，除了私心之外，背叛总理遗志，一个个没有胸怀、没有眼光、没有正义和公正。
孙中山积革命四十年之经验，想要实现转型：走从底层汲取力量的新通道，放弃上层通道。而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在无意识之间，重新拒绝了底层通道，想要再一次走出上层通道来。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在国内与上层社会的利益和需要严重冲突，在国外对英美列强维护的世界体系定位有冲突，结果是近代史三大问题都无从解决。蒋政权的成立，只是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未能回应近代史的基本问题，走出历史僵局，浪费了历史机会之后，最终也就被历史潮流淘汰了。
历史倒也没有简单地重演，在孙中山走上层通道失败的地方，蒋政权的成功之处在于：北伐胜利之后，旧军阀势力失败了，满清王朝的遗迹也已经被扫除了，现在蒋政权是中国最有力的上层军事势力。
3.作为符号的孙中山——国民党内部的修正主义
蒋政权还需要孙中山的符号价值，对于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进行策略性解释，放弃孙中山革命生涯中间从挫折中间学习而选择的战略性转移。国民党通过四一二清党之后，对外选择做英美列强的附庸接受现存的依附性地位，对内联合富人抛弃穷人。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革命最初是走上层路线，对外想要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对内想要依靠会党和军阀力量，最终革命都失败了。由此开始战略转型，与共产党的合作，以及联俄政策的实施（国民党得到苏联的金钱和物质援助，超过给共产党很多倍，国民党黄埔军校的创设和武器援助，都来源苏联）。
中国挣脱帝国主义的控制链条，于苏联有正面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二十世纪60年代之前，全世界援助中国革命和建设最为真诚的国度，只有苏联。
这恰好是孙中山经历过挫折之后的两点反省：对外联俄不再加入“先生打学生”的世界体系，对内扶助工农再造国民党的血肉躯干。蒋政权的清党运动之后，对内取得了上层社会成员的好感，对外获得了列强的支持，同时对国民党套上了两个紧箍咒：对内要更加注重上层社会的需要和利益，对外不得开罪英美列强的需要。
毛泽东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间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实际上也破坏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格局，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就此追问“谁丢失了中国”——好像中国是他们家的一样。蒋政权确实充当列强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中国也确实有着他们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利益。与麦卡锡主义大发作相关的那样一种列强意志，如果是蒋介石政权确实有点顶不住压力的感觉，所以，对外的右倾投降放弃民族主义建国目标，在蒋政权的要人们看来，乃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选择做走狗肯定会减轻来自列强的压力。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孙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三、共产党如何向反面教员学习的
综合起来，四一二事件揭示出一幕新的历史和政治剧情节：国民党政权军事力量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共产党和毛教员自己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只能够被动跟进国民党的策略选择，此后就只能够选择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了。
毛教员后来说过上百遍，他曾经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偶尔搞点工农运动和工农组织，最后被逼着拿起武器，学着打仗建设根据地。而且，就连学习哲学，都是被逼的。毛教员自己从实践到思想表达，都是被蒋政权以大屠杀划定的框框里跳舞——在干中学，学中干。
1.共产党的军队政治化和党指挥枪
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政治重组过程，上流阶级选择了支持国民党政权。共产党就只剩下农民，只好下乡去跟农民待在一起。国民党武力截断了共产党的上层通道，还被逼迫选择武装斗争，同时，就不得不着眼于有效地组织和集结民众力量，并通过根据地建设汲取民众力量的支持。由此，需要新的政治创造和推广，军政关系的重新定位。
从国民党政权演化的严重教训出发，毛教员非常强调军队政治化的建设方向，具体体现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各项规定。他极端清醒地反对以军领政，让红军士兵参与社会调查并学会与农民交朋友，学会分析阶级、分田和组建地方政权，这固然是在培养干部，同时更重要的是让军人深入社会和民众之中，认同于民众利益和感情，防止出现孤悬于社会之上的军阀势力。最后就浓缩成那个著名的口号：“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这个是从国民党政权蜕化变质过程的教训出发，进行反向努力的结果。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2.基层政权建设与军民关系的塑造
在国民党与民众利益及其有组织力量划清界限的地方，恰好是共产党成长壮大的起点，深耕国民党抛弃的基层，则是共产党再造的根本性努力方向。
在农村地区，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冯友兰在河南唐河县看到的，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不当权派打到了地主阶级当权派”，城市里常见的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有利于建设新政治去挖掘经济潜力的一切，都被旧势力扼杀，最后，在国民党政权选择了高层通道之后，就同时选择了为旧统治阶级殉葬。
1940年代，徐复观作为少将观察员在延安，看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对比，国民党因无法深入到农村和农民中间去，整个组织虚浮在社会之上而毫无力量：“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
【转引自朱鸿召：《国民党少将观察员徐佛观眼中的延安》，原载《文汇读书周报》，网址，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6-02/8533413.html】
没有了工农运动的力量和帮助，国民党将无法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创造新的政治根基。不仅达不到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的起码门槛，在农村的政权建设努力，还陷入杜赞奇所说的“内卷化”困境——赢利型经纪逆向淘汰了保护型经纪，劣绅驱逐了良绅。
国民党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原因，在于为了财政汲取能力目标，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去支持乡村社会的私权力扩大，导致私人目标压倒公共目标。而共产党政权建设的成功在于：以毁坏私权力和私人领域为前提条件，建设公共领域和公权力规则，争取到了民众的自愿支持度和低成本干部（多数是中农家庭的无薪兼职）。
正是因为缺乏民众的自愿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执行力极其低下，抓壮丁和拉夫子等等人力强征行为，是这个能力不足的体现——以近似于抢劫的方式得到人力。
五四运动以后，“到民间去”的口号，得到很多阶层和群体的赞成，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共产党的努力轨道，实际上是晚清以来一切革命派都想要实践的方向，组织起民众的力量创新国家，实现近代史僵局的突破。毋庸危言，对于一切革命者来说，对于旧统治者有多么失望，对于民众的寄望就有多么殷切。恰好，四一二之后，共产党不得不走入农村跟农民在一起，去真正实现这个近代以来全部革命派的梦想。
3.把新民主主义做实和落实以创造新政治
1938年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平顺县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直到解放都未曾丢失过。在建设根据地政权期间，共产党如何创建那种基于农民自愿支持的政权组织，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内涵，是如何输入到农民群众中间去的，很值得抄在这里：
《平顺县志》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按照统计数字，参加共产党召开各种会议的人数，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二，这相当于除了老人小孩之外，近乎所有人都被共产党干部找去开过会。而减租减息则明显是诱因，或者作为激励因素起作用，隐含在这个经济利益再分配过程背后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过程，此后，就再也没有地主富农的政治和舆论优势了。
1930年国民党政权也公布了减租减息法令，但是无法深入乡村去执行，没有具备起码执行力的政权组织去联系农民群众。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足以支持其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把国民党政策变成一张废纸。而共产党和八路军支持农民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形成新的组织优势，同时通过批斗会夺取劣绅的声望，这个批斗会在文盲众多的农村，是进行面对面教育和宣传新规则的路径——还是无法替代和超越政治建设路径，有一点点杀鸡吓猴的意思——打压坏人同时确立新的规矩，借此确立“否定清单”同时还推广“肯定清单”，乡村社会从前的权力是一个标准的私人领域（不管是良绅还是劣绅，权力如何行使看他们自己的选择），现在经过否定清单和肯定清单的推动，业已变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运作的特点：首先是民众的自愿支持度很高，同时排斥了基层干部的私人利益和目标，实现了负担公平——富人多交税，结合自愿支持就有了低成本和高执行力。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成功，是对照着蒋政权的不成功的，乡村权力改造有了自愿支持度和低成本条件下的高执行力，这是根据地建设成功的标志——据此就能够源源不断地汲取农民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革命战争。
各种基于民众有组织力量实现变革的想象力，虽然是在革命年月更为风行，形成占优势的“共识”，但是，这个想象力的深远意涵，还不够明朗，甚至有些方面还被人刻意地模糊起来，所以，今日依然还需要深入挖掘。
四、在忧患旅程中间看到了什么风景——高层通道的有效性问题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民党政权过快地进入了安乐窝，不要说完成整个社会底层的力量整合，就连上层的最低限度的整合也未能实现。而共产党却一下子坠入了无限忧患的境地，正在是在这个忧患的环境中间，毛泽东发展出如何顺利走过底层通道的各种制度性的设计和思考。最大的创造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农民群众的自愿支持和有效的乡村政权组织，才有农民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支持革命战争。其基本的制度运作逻辑，呼应了久远的大同理念，同时也超越了现代社会关于“理性铁笼”对人们思维的禁锢，走出了真正的新路并向人们展示了新的风景。
1.追求自愿努力水平的提高——对现代性的颠覆性想象力
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从三湾改编开始的。三湾改编，对于西方现代性基本设计的根本性颠覆。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毛泽东：《论持久战》同上】
2.作为政治整合通道的人民：认同于人民与为人民服务
国民党的聪明人，选择走上层通道，他们以为这样会减轻外部列强的压力，同时与内部的富人贵人合作，能够赢得更为有序的发展，结果是失败了；1980年代之后，共产党重新走上上层通道，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有太子党认为，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这能够给大多数人口提供出路吗？就能够走出历史僵局吗？对内对外的矛盾能够解决吗？
认同于领导永远是错的，只有认同于人民才是合理的起点。对于干部队伍整合来说，以什么方式来完成，毛泽东“被选择”的选择是要求“认同于人民”——最响亮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在高层通道上，势力范围和政治利益的互斥，是最为严重的内在裂隙，国民党军政难于统一，就在于大人物们各有自身利益无法与整体目标和利益兼容，使得政治整合变得极其残破。共产党被国民党的大屠杀赶出城市进入农村之后，已经与上层通道较为疏远了，因此，在革命年代底层通道是唯一通道，毛教员的各项努力和文章所反复申说的就是如何通过底层通道，实现内部的政治整合路径和方法。
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区别是：如何集中如何办
有一个说法“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说法用于对照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年代的历史，也对也不对。力量与事之间的对应关系，意味着投入产出比，这是对的一面；但最为关键的却是，共产党却是走过了前所未有的如何集中力量以及如何办事的不同路径。清除结构性障碍，以释放或者解放潜力，这才是最具共产党特点的方面。
在建设年代，全社会经济剩余通过低成本集中使用，造成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民众组织的有效性，使得剩余劳动力得以投入建设过程。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和使用，这是制度驱动的可见方面，工农业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过程，而且大体符合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今天的关键反而在于：驱动人力物力资源运转的制度和文化，这相当于计算机的软件系统，革命年代的精神遗产和制度实践对于建设软件系统的规范或者模板作用。
4.上下同欲者胜：无形实力的妙用
对外的国家安全目标，是以无形实力的提升，去替代有形实力的不足，美国铁多气少，中国则反过来铁少气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百年挨打问题，这是19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得到列强相对平等对待的起点。
中国可以走通高层通道吗？
中国如何创建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需要重新总结。有了最近四十多年的经验，可以更有把握地说“上层通道”是走不通的，还必须返回“底层通道”才能够继续前进。这就需要更加理性地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凝聚民众的共识，为未来开辟新的道路。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初稿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