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贫富差距不但拉得越来越大，而且拉得越来越快，为什么？
【这是2018年春季学期给本科生上课时整理的课堂笔记。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有关政策的变化引起人们很大关注，这篇课堂笔记可以为人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参考。由于原文较长，现分两期发表】
在当今的世界，贫富悬殊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是如此。而且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正在牵引着许多国家社会政治的走向。在西方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就是一个例证。
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在本学期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社会》课程中，我先是和学生一起阅读了几篇文献，然后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阅读的第一篇是水木然先生的《中国进入“强者通吃”的局面，我们已别无选择》。水木然先生是一位专栏作家。他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不属原创，但有意思的是他把不同历史阶段的贫富差距划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并做成了三幅一目了然的图。
这种贫富或财富分布之所以是直线的，是因为人们的收益或财富形成是建立在直接劳动基础上的。你能力差种一亩地收获100斤粮食，他能力强种三亩地收获300斤粮食。由于人们劳动能力的差异是有限的，贫富差距不可能过于悬殊。
曲线分布形成的基础是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出现，使得雇主可以雇佣多个劳动力，可以将多个劳动力创造的财富叠加在一起。这时的贫富差异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加法关系，而变成了一种乘法的关系。由此形成的财富曲线也就更加陡峭。
所谓指数增长是指一个变量在一个时期内以固定比率增长。为什么现代社会的财富分布会呈现一种指数分布？水木然认为，关键是链接变了。在现代社会中，链接无所不在，渠道的畅通可以使资源和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
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弄清楚，现代社会中，特别是最近若干年，贫富差距为什么拉大得这么快？于是，我们阅读的第二篇文章是陈志武教授的《收入差距为什么在恶化？》。收入差距恶化的现象是明显的。这突出表现在财富的数量级上。“十八、十九世纪时，中国富豪的财富以万两银子作为基本计算单位；英国商人把百万英镑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数字；而1800年前后，如果一个美国人的个人财富能达百万美元，他毫无疑问能进入当时的首富榜。如今，中国首富的计算单位不再是‘万元户’级，而是数百亿级。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个社会都有赤贫阶层，他们在收入分布的最底层，收入和财富几乎一直为零”。所以人们看到，贫富成为距离越来越大的两个不同的世界。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陈志武教授认为，不能将其归结为“资本的贪婪”或“道德的沦丧”。关键的因素是如下两点，一是现代技术所导致的商业模式的变化，二是全球化导致的机会差距的变化。
首先，技术进步使得新型的商业模式得以形成，而新的商业模式与旧的商业模式的差别在于产出函数的不同。传统商业模式的特点，是产出与投入之间有极强的线性关系。如果种一亩地需要花100小时劳动、200元种子和肥料成本，最终产出100公斤粮食，那么，要生产1000公斤粮食，就需要种10亩地，投入1000小时劳动、2000元种子和肥料钱。
而现代商业模式的特点则是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非线性的，甚至没有太大关系。他举例说，在腾讯QQ空间里，一顶虚拟帽子的设计可能要几个设计师与程序员花几天时间，而一旦设计好了，虚拟帽子卖一顶一块钱，卖100万顶创收100万元。由于虚拟帽子销售是电子记账收费，每卖一顶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所以，腾讯卖一亿顶虚拟帽子跟卖一万顶在成本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收入却天壤之别。
就是在生产实物产品的制造业中，技术因素的作用也在打破其收入和投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其生产规模优势迫使其供应商降低价格，这些都能降低产出跟投入间的直接关系、帮助提高制造业的收入。但是，制造业最终逃不开每件产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实。以汽车制造为例，虽然制造商可以压低发动机、车身、刹车、轮胎等部件的进货价格，但毕竟每生产一辆汽车都必须用上这些部件，每生产一辆汽车的边际成本不可能降到零。每辆汽车的边际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后，制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间依然会趋向于一种线性关系，增长就受到新的约束”。也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的社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其次，技术的进步，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和限制，大大提升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比如，今天姚明打一场球，跟70年前的篮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时间和消耗的能量力气应该差不多，即使有差别也不会是数量级意义上的。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数百倍、甚至一两千倍。原因即在于，70年前，一场篮球赛只有现场观众享受，即使门票贵到200美元一张，有1万名观众，主办方也只能得到200万美元的收入；可是，今天的篮球赛与其说是给在现场的观众打的，还不如说是给场外数量达到数亿人的观众打的。电视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和体育打破了国界，带来了受众数量级的巨大变化，使同样一场球赛、同样多的劳动付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价值。与此同时，不同的人的机会差距进一步增大了。在过去的时代，一个小地方可能都有自己的球星，但在今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明星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