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雇主对保姆的改造，城市精英对农村劳工的支配
导语
去年以来，相关部门拟在法律层面推进对离婚女性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人们愈发重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但是“家务劳动报酬化”就能够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吗？
严海蓉老师于2010年发表的这篇家政工研究，呈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家政劳动市场中复杂的雇佣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务”从家庭内部事务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有需要且有能力聘请家政工的家庭开始从自己的父母、下岗女工、街坊领居、农村亲戚、外来家政工中搜寻合适的家务劳动的“替身”。有着毛时代主体性意识的人往往不是合适的人选，雇主们需要的是能够受自己管控，接受改造的“一张白纸”，并最终通过这种改造获得“一心一意”的家政工，建立“合适的”雇佣关系。
这种改造建立在城市精英阶层对农村劳工阶层的言说、支配之上，并且混杂着中国式的情感逻辑。这种市场化行为，连接起城市的职业女性和农村女性，前者从体力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但却依然承担着家务劳动的监督和家政工的改造任务；后者则是通过顺从、自我改造融入城市家庭，又或者改造失败、遭受辞退。时至今日，家务劳动依然被视作为“妈妈们”的工作，无论是市场服务的引入还是科技进步，都没有正视家务劳动背后的性别与阶层问题。为此，任何对家务劳动价值的严肃讨论都必须正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并且通过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联来寻求解放性的方案。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老师。曾任教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近十年来，她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力教授一起研究中非联接，探讨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和实践。近几年，她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政变迁和食物主权，在《开放时代》组织了关于中国农业道路的讨论。
作者｜严海蓉
责编｜阿大
后台编辑｜童话
如果家庭收入允许，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谈论这个问题：咱们雇个保姆吧……
仅仅提到“保姆”这个词——不论是眼睛遇到它，还是舌尖弹出它，都足以引起人一连串的联想，温馨、舒适······[1]
一
“家务”的话语变迁：
从情理呼吁到价值管理
知识分子阶层所遭遇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劳心和劳力之间的矛盾，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和社会对“知识分子负担”关注的基础，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这一矛盾转移了。到20世纪90年代，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表现为：社会生活日益商品化，私营部门以及新富阶层的迅速增长，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员的收入稳健地攀升[2]，知识分子内部由于专业化和“下海”而出现的分化，国有企业的转型改革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工人下岗，农民收入的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