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疫情防控下的社区，层层加码还是激发活力？

　　【导读】疫情当前，社区和居委会挑起战“疫”重担，如何更好发挥居委会的功能，群众自治如何和行政系统进行有效对接，如何激发社区活力，观察者网邀请长期研究基层治理、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讲讲他的观点。

　　观察者网：上海疫情初期，一篇8年前的采访传播广泛，其中提到“行政有效，治理无效”，居委会更多是居民自治组织，但现在构成了政府行政系统的一环，是否应该捋清居委会的权责，少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有效发挥居委会的功能？

　　吕德文：如果把疫情防控比作战争，最高形式的防控策略则是群众自治。每个小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觉执行防疫要求。

　　政府和民众都知道居委会的工作要自治和行政相结合，要权责明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做不到，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构想太理想了，时代和社会情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原因是可能没必要。这几年居委会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变迁背景。近10来年，国家做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很多公共服务下沉了。以前老百姓办证得到街道或市民服务中心，现在很多事务，比如社会服务、养老、计划生育直接在社区办理。

　　居委会行政化并不是不好，行政化是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居委会做服务就是行政化最主要的表现，对基层治理研究者来说，他就是行政化了，因为他坐在前台和办公室，没有去发动和组织群众。

　　行政化并不是不好，它有一个特定需求背景，我们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要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服务，还要依靠居委会。对居委会行政化我们要客观看待，它是公共服务下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居委会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最末端，它本身就属于服务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之一。

　　从理想状态来讲，居委会应该是一个自治组织，但是自治组织并不排斥行政，以前的自治组织、现在的村民自治也都有行政任务。居委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它还需要处理大量居民内部事务，比如纠纷调解、小区公共设施维护、养狗纠纷等等。

　　居委会行政化也有利于发挥它的自治功能。只有行政化了以后，居委会才有机会跟居民进行接触，从而找到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渠道，否则凭空无事去敲老百姓的门，老百姓不会开门的。行政任务跟自治功能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整个基层行政组织处于体系性的错位。公共服务体系下沉了以后，街道和上级部门很自然地把居委会当成一个下属单位，对居委会工作的考核，财政资源的拨付都是依靠行政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