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学习唐三藏——从政治上看玄奘和大雁塔
玄奘（公元602-664年），唐代高僧，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佛教在唐初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南北朝以降至唐，佛教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包括李世民在内的帝王们都在为争取佛僧煞费苦心。争取佛僧的关键是掌据佛经的解释权。
唐初讲筵纷呈，玄奘“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却发现诸家之说，“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令人“莫不适从”。【1】遂产生“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2】以释众疑”的决心。去印度求弥勒论师之要典《瑜伽师地论》作为依据，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于贞观三年“冒越宪章，私往天竺”【3】，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历时十七年，回国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S卷。
研究玄奘西行的对于中国政治进步的意义，需要研究玄奘西行期间国内政治的变化。
唐初，与秦、汉王朝初年同样经历过关于推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封建割据还是国家统一的斗争。唐初，高祖“举宗正籍，弟侄、再从、三从孩童已上封王者数十人”。唐太宗登基后也认识到“自两汉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为了避免增加百姓负担，唐太宗把“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郡公”。【4】但太宗还是下不了最终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决心。贞观二年（628年）十二月十六日，唐太宗还在问大臣萧瑀：“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5】萧瑀劝太宗搞分封制，认为：“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不以封建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世而亡；汉有天下，众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6】萧瑀的议论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但遭到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的反对，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以史为鉴，论述分封制造成“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7】，认为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这与太宗心思相合，“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使”【8】。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9】南北朝至隋，佛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有重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李世民不能不忽视佛教对其政权的影响，他需要利用佛教为国家统一服务。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颁布《佛遗教经施行敕》，俨然以佛教护法王自居。现在，李世民既然选择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体，那接着需要的就是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但当时对佛教管控的还是不权力的分配，而是对佛教教义解释权的掌握，而这又是仅靠皇权的权威解决不了的，它需要的是佛教经文的原始文献的占有。而从印度归来的玄奘恰逢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为唐太宗化解了这一历史性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