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 张星：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新时代共同富裕所有制基础的应然指向

　　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4](p.142)习近平反复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5](p.63)这就从国家体制、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本质联系。认真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唯物史观所呈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还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所呈现的批判逻辑和实践逻辑，都显示了公有制的天然优势，构成了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应然指向。

　　第一，从历史发展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作为一种崭新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剥削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中孕育而成。囿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剥削社会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呈现出作为剥削制度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究其本质，一切剥削社会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少数人可以占有多数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阶级对立，造成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在历史进程中，经济地位的变迁、阶级阶层的固化必然伴随政治革命。在取得经济地位的同时，剥削阶级必然谋取政治地位的合法性，获取政治上的阶级统治，建立起以维护剥削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和保障这种经济利益格局的永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2](p.411)不仅如此，剥削阶级的阶级意志转化成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和哲学等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教育体系也变成剥削阶级进行精神欺骗和奴役的工具，阶级剥削和压迫在观念层面成为阶级社会一种合理且合法的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成为一切剥削社会的普遍现象，共同富裕只能沦为“乌托邦”幻想。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剥削社会的私人占有关系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也无法解决由此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废除私有制，“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2](p.302)即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全民共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享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公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结合、社会财富生产者与享有者的统一，使之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变为现实。诚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6](p.814)

　　第二，从理论形态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状态，构成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作出的科学展望，带有鲜明的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指向，在价值取向上与共同富裕相一致。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7](p.652)可见，共同富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在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上的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特征，必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物质生产中能够创造出超越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通过建立所谓平等的雇佣关系占有了工人阶级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造成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把“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6](p.656)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彻底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实现人类彻底解放。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除阶级剥削，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愿景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

　　二是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按照计划组织社会生产。实现资本增值是资产阶级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资产阶级往往根据利润的高低决定资本投资的领域和生产规模的大小，这就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无法调和，直接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两极分化必然激化劳资矛盾，造成社会动荡，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2](pp.557-558)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生产过程中会“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6](p.667)协调好各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有效满足每个人生存发展需求。可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有计划安排社会生产，是通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三是废除按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并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其分配制度必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也要实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社会主义，由于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在分配方面只能实施按劳分配制度；当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分配方面将遵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鉴于此，废除按资分配方式、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所有权归属、社会生产状态和劳动产品分配等方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天然具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属性特征。

　　第三，从制度变迁来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剥削本性，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为尽快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战后许多西方国家采取了相应政策措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样态。

　　一是所有制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国家资本所有制逐渐形成且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恢复、发展与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新形式，资本控制能力和收益能力全面提升。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占有形式趋于多元化、社会化。

　　二是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得到一定改善。终身雇佣制、职工持股和参与决策等政策的实施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和分配矛盾得到一定缓解。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得到优化调整。在坚持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基础上，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从“守夜人”变成“干预者”，浸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弥补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结合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

　　正是得益于这些改革，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相对和平、稳定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初进入黄金发展期。然而，也正是这些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元素，诸如国家资本所有制的建立、政府干预作用的发挥、高福利制度的普及化以及劳资关系的改善等，表现出的对国家公益事业的负责、对无产阶级的让步以及对社会基本保障的重视，给世界造成了一种错觉，即资本逻辑照样可以促成“共同富裕”。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变化、新样态，本质无非通过局部变革生产关系克服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资料的私有性并未改变。

　　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差距在继续扩大。以美国为例，从1946年到2008年先后爆发了大约10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①从1989年到2016年美国1%最富有家庭财富占全美家庭财富的比例从1989年的30%上升至2016年的38.6%，而底端90%家庭的财富占比则从1989年的33.2%降至2016年的22.8%，社会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8](p.115)从2002年到2018年（除2005年外）美国罢工次数一直保持在20次以内。[9]事实证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变化“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6](p.811)并未触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基，也不可能改变其阶级剥削的本性，共同富裕更是虚无缥缈的幻影。

　　第四，从实践探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生动的现实，具体表现在社会财富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基本保障建立健全等方面。因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也就体现在高效率地创造社会财富、普遍提升人民的富裕程度、促进完善社会基本保障等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始终铭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0](p.54)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展现了其对共同富裕的推进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为“国之大者”，明确要求国有经济要切实履行创造社会财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助力新时代共同富裕取得阶段性进展。

　　聚焦新时代，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成效卓著。

　　一是抓好生产经营活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坚持应时而变、与时俱进，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促进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实现高质量发展。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59.5万亿元，约占同期全国GDP的1/8，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增速分别为12.7%、7.4%、10.7%，累计贡献税收17.7万亿元，约占同期全国税收的1/4。[11]

　　二是积极响应精准扶贫号召，促进人民脱贫致富。解决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自2015年党中央发起打赢脱贫攻坚战号召以来，97家中央企业定点扶贫246个贫困县，占592个扶贫定点县的41.6%;[12](p.149)设立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和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截至2020年5月募集了314.05亿元扶贫专项资金，累计投资扶贫决策项目131个，涉及金额247.65亿元，覆盖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3]

　　三是全力驰援抗疫防控工作，勇于承担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责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社会基本保障工作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公立医院、国有企业发挥了顶梁柱作用。

　　习近平指出：“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14](pp.175-176)由此足见，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简介：王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星，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助理研究员。本文节选自《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8]李拯.数字经济浪潮：未来的新趋势与可能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9]钱玉波.美国工人罢工运动：发展历程、特征与新趋势(1776—2018)[J].海派经济学，2020，(1).

　　[1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1]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理论学习小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物质基础[N].人民日报，2021-10-26.

　　[12]《国企公开课》编辑组.国企公开课(第一辑·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3]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企业：扶贫路上步履铿锵勇向前[EB/OL].http://www.sasac.gov.cn/n2588030/n2588939/c14573617/content.html.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注释：

　　①参见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本书中共描述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1979-1980年、1981-1982年八次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相继在1990-1991年和2008年爆发两次经济危机。